长久以来，城市规划一直因无法寻找到适合自身需要的经济分析工具而备受困扰。尽管市场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规划为增长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但规划开出的处方却常令委托人失望。规划面对回答增长转型问题普遍存在的无力感，暴露出学科理论框架的缺失。除非规划能构造出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否则，面对城市增长问题就依然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次，更谈不上为市场提供专业水平的解决方案。
　　刚刚结束的十九大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那就是“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于“高速度增长”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有比较一致的定义和标准，那就是GDP的规模和速度。但关于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并没有明确的共识。大量经济决策依然是“看到左转信号仍然向右转”，“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依然是经济决策者惟一能看得到的“仪表盘”，“固投”仍然是地方政府操控经济最主要的“油门”。我们已经知道要离开的地方，但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对经济而言，如果你只有“体重计”时，是不可能量出经济的“体温”的。除非我们将“高质量发展”的刻度显示出来并找到新的操纵杆，不然，由“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一句空话。而要度量经济“发展质量”，首先必须知道经济的“质量”是什么。不能区分“高速度”和“高质量”两种不同增长模式，就不可能定义两种模式之间的转换。
　　理论的一般性，取决于初始概念的一般性。增长问题可以从定义最原始的商业模式开始。
　　1  增长的含义
　　根据会计学原理，所有商业模式都可以用一个恒等式来概括，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如果用“收入R”替代“资产”，“成本C”代替“负债”，“剩余S”代替“所有者权益”，商业模式就可以改写为“收入（revenue）-成本（cost）＝剩余（surplus）”：
　　R-C=S    （1）
　　这一恒等式的约束条件是：S≥0把所有商业模式加总，就可以获得经济规模：

　　式（2）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必定是熊彼特式的--如果新的商业模式减去摧毁的商业模式剩余为正，经济就扩张，反之，就收缩①。这一增长解释描述了“增长”的含义，那就是创造能够带来净剩余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净剩余）。为简化起见，去掉加总符号后的投入产出等式R-C=S②来代表多重商业模式组合起来的“宏观经济”③。
　　这一增长模型的一个缺陷，就是无法区分一次性的支出/收益和持续性的支出/收益。最早的突破来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公式。马克思（2010）提出商品价值公式W=k+m。其中W代表价值，k代表成本，m代表剩余价值。显然，这是一个和R-C=S同构的等式。马克思的伟大洞见在于，他把成本K分解为“不变成本C”和“可变成本V”。于是公式W=k+m就被转换为W=c+v+m。通过这一转换，可以区分资本性的支出（不变成本c）和经常性的支出（可变成本v）两种不同的成本④。

　　2  两阶段模型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进一步将收益W和剩余m分解为资本性收益/剩余和经常性收益/剩余：（1）收益项展开为一次性的资本收益和经常性的现金流收益，分别用R0和Ri表示：（2）成本项展开为一次性的固定成本和经常性的可变成本，分别用C0和Ci表示：（3）剩余项展开为一次性的资本剩余和经常性的现金流剩余，分别用S0和Si表示。这样，就可以获得两组方程⑤：
　　R0-C0=S0  S0≥0    （3）
　　Ri-Ci=Si  Si≥0    （4）
　　经济增长模式下，扩张所需的原始资本，只能来自于消费剩余Si（R0=kSi）。由于能够积累多少储蓄，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规模，而储蓄必定要压缩消费，因而传统的增长模式常常伴随着痛苦甚至导致动荡。如果将时间（未来）引入方程（4），就可以在时间维度（i）上将现金流型增长阶段展开为方程（5）的形式：
　　Ri-Ci=Si    Si≥0，i＝1，2，3…    （5）
　　其中，Ri是未来的收入流，Ci是未来的支出流，Si是未来的剩余流。一旦引入时间轴，就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积累模式的差异--传统增长模式的资本，依赖于当期剩余的积累（R0=kS1）：现代增长模式的资本，则来自于未来收益的贴现，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假设资本性收入R0完全来自于自身未来收益Ri的贴现，k为贴现率，就可以得到方程式（6）：
　　R0=kRi    （6）
　　这组方程的经济学含义是，所有商业模式（经济增长）都应分为两个阶段⑥：
　　第一个阶段，资本型增长--比如家庭要购买住房，企业要购买设备，政府要投入基础设施。这一阶段完成的条件是资本减去固投剩余不能为负。方程（3）的意味着资本型的收入和支出都必须是一次性的，无论投资周期多长，只有在完成的一瞬间才能成为资产。因此在时间轴上，资本型增长可以近似地视作一个“点”（图1）：
　　第二阶段，运营型增长--比如家庭要支付日常生活开支（衣食、水电），企业支付经常性成本（工资、物耗），政府支付基础设施维护和公共服务（劳务、福利）。这一阶段完成的条件是当期的产出减去当期的成本后，剩余不能为负。由于运营的收益和支出都是连续的，在时间轴上，运营性增长必须在一个“时段”内才能描述（图1）。
　　方程（6）把两个增长阶段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3个方程构成“两阶段增长模型”。其中贴现率k将信用引入增长分析，为现代经济的“增长-危机”循环提供了关键线索。k=R0/Ri，是信用水平的标度。大体上相当于股票市场上的节盈率或房地产市场上的售租比。该值越高，资本估值越高，资本缺口越少，增长也就越快。随之而来的是较高的杠杆和资本“泡沫”：该值越低，现金流较高，泡沫越小，增长较慢但质量较好。类似地，现金流增长阶段同样需要满足约束条件Si≥0。由于未来的收益流Ri有可能小于支出流Ci，这就为金融危机（Si＜0）埋下了伏笔。
　　同传统的宏观模型相比，两阶段模型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直观地将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变量直接代入方程从而使不同真实经济变得直观和简化。比如，R0代表资本--未来预期的真实收益加总⑦：Ri代表真实收益流，比如住房的房租，企业的分红，政府税收等：C0代表一次性投资（消费）⑧：Ci代表可变成本（或一般性消费）⑨：S0代表资本性剩余⑩：Si代表现金流收支结余^?。储蓄S由这两种剩余构成：k代表信用^?，体现了未来收益（虚拟经济）和当前财富（实体经济）的“兑换率”。
　　直观的数据有助于模型对真实市场变量和政策干预的效果进行预测和检验，“可证伪”性恰恰是许多非会计基础的经济模型所不具备^?。
　　3  经济转型
　　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最大不同是扩大再生产无需借助简单再生产获得剩余（R0=kSi），而是借助信用（R0=kRi），通过将未来收益贴现完成扩大再生产^?。资本型增长和现金流型增长两个阶段是序贯而不是同步。正是这种先后关系，使得增长存在阶段上的“转型”^?。有了两阶段模型，就可以清晰定义什么是“高速度增长”，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实现两种增长模式的“转型”。所谓“高速度增长”，就是指增长方程（3）所描述的增长阶段，这一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极高的固定成本C0所导致的“资本缺口”（S0＜0）。比如一个工厂投资设备、土地、厂房，一个城市投资道路、桥梁、港口、机场，一个家庭投资住房、家电、汽车等，都属于资本型增长。一旦获得足够资本，这一阶段往往可以快速获得完成。因此，“高速度”是这一阶段主要的经济特征。其约束条件，乃是资本性剩余大于零（S0≥0）
　　资本积累速度的快慢，取决于获得资本R0的能力。历史上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于过去的消费的剩余Si。用现金流剩余Si弥补资本缺口S0，最终都会由于消费不足导致“市场窒息”（赵燕菁，2000）。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经济也是从传统的积累模式（R0=kSi）转向现代的积累模式（R0=kRi）开始的。不同的是，发达国家通过债券、股票等金融创新，将未来收益Si贴现过来，解决了资本缺口问题。中国则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更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模式，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这套制度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
　　所谓“高质量发展”，则是指增长方程（4）所描述的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资本性支出下降，一般性支出上升。现金流缺口（Si）是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利润必须足以覆盖利息、折旧?，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家庭收入必须大于按揭、水电费、食物、交通和保险等支出：政府则必须还贷并维持公共服务（学校、医院、治安、消防）的费用。这一阶段的约束条件，乃是经常性的剩余大于零（Si≥0）?。
　　世界上能实现高速增长并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很多，但能够实现自主运营的经济体并不多。只有实现了第二阶段自主增长的经济，才被认为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城市也是如此。到2016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的规模，足以容纳80％以上的全中国人口?。中国很多基础设施（比如机场、高铁）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上完成了“高速度增长”的资本新增长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十九大判断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度”资本型增长转向“高质量”运营型增长。后一阶段能否完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从发展中经济升级为发达经济?。
　　4  “高质量”的度量21
　　使用两阶段模型，我们可以解释为何两个阶段在增长速度等表征性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图1）以及何为经济的“质量”--在“高速增长”阶段，资本R0生成能力越强，经济增长越快：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金流收入Ri越高，经济质量就越好。“高速增长”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两种不同的“玩法”。相应地，“增长”的度量衡也不相同。
　　在传统宏观模型中，由于没有区分这两种增长，只能使用GDP一个指标来测度经济的“增长”。图2示意性地将传统增长模型和两阶段模型加以对比。可以近似地将从供给侧统计的GDP对应为资本性收益R0和现金流收益Ri的加总，从消费侧统计的GDP也可以粗略地对应为固定成本C0和可变成本Ci的加总22。两个剩余加总大体上相当于宏观理论中的技术进步23。全要素增长则相当于两阶段模型中，资本性支出和运营性支出加上剩余24。
　　在传统经济模型中，第一阶段“量”的增长和第二阶段“流”的增长被加总一起描述。故此，GDP只能描述经济规模的变化，而无法描述增长方式的转变25。由于没有区分资本和现金流，现有的经济指标自然不能区分两个阶段，也就定义不了“阶段转型”。只有将这两种“增长”阶段区分，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才能被分别度量。
　　图3是两阶段模型的“增长”关系。在这组关系里，资本型增长和运营型增长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资本性的收入、支出和剩余与运营性的收入、支出和剩余用来分别刻度“高速度”的资本生成阶段和“高质量”的运营型阶段。按照这个模型，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刻度”就可以一目了然：在资本型增长阶段，资本收益是好的GDP，R0越高，增长就越快：在运营型发展阶段，现金流是好的GDP，收益Ri越高，经济质量就越好。
　　按照两阶段模型，（1）资本型增长阶段（或者称“高速度增长”阶段），固投C0越高，GDP增长越快。约束条件是如何获得资本性收入R0以满足S0大于零：（2）运营型增长阶段（或者称“高质量发展”阶段），一般性支出Ci越高，意味着较高的消费水平，发展“质量”就越高。约束条件是如何获得足够的运营性收入Ri覆盖高水平消费的支出Ci以满足Si大于零。
　　因此，在“高速增长”阶段，以资本型增长为主，拉动经济主要靠固投C0（铁、公、基），融资能力R0（如，买地收入、股票上市、发债）是实现“高增长”的核心指标。在解决了融资的条件下，加大固投C0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运营收益为主，提高水平主要靠消费Ci。现金流收入Ri是实现“高质量”核心指标。
　　按照同样的规则，根据方程R0=kRi，高增长阶段，贴现率k越高，信用越充足，资本性收入就越高。但高贴现率，意味着更高的杠杆和资本泡沫，按照“劣信用驱除良信用”的格雷欣法则26，资本就会在市场上通过吞噬现金流套利从而挤出实体经济，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当经济进入现金流增长优先的阶段，“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较低的杠杆k。方程（6）解释了经济增长何以常常速度与质量不可兼得。

　　5“增长”的对比
　　理解经济“速度”和“质量”不同的增长模式，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选择深圳、浦东而没有选择天津滨海作为雄安建设的对标城市--因为前者代表“高质量运营发展阶段”，而滨海新区仍处于“高速资本型增长阶段”。如果将固投作为资本型“高速度”增长的代表变量，用税收作为现金流型“高质量”增长的代表变量，就可以发现，深圳、浦东的“质量”远高于滨海新区。同前者相比，天津滨海新区仍处于资本型“高速度”增长阶段，而深圳和浦东则已经开始了向现金流型“高质量”经济的转变。
　　从图4可以看出，天津滨海新区GDP构成里，固投比重远高于浦东和深圳。显示滨海新区仍然是投资拉动型增长。从图5也可以看出，深圳、浦东的一般预算支出所占比重也远大于天津滨海新区。这意味着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规模虽然也不小，但“质量”远不如其他两地。
　　用同样的办法，随机选取几个典型城市用代表数量增长型的指标GDP和代表质量型增长的指标一般性地方税收进行排序。可以发现在传统增长模式排序靠前的城市如果用质量的指标重新衡量，其序位会发生显著改变（表1）。反过来，这也说明当比赛改变时，首先必须改变的是比赛的规则。没有新的比赛规则，市场备主体的行为就不可能改变。
　　新的评估体系不应是复杂的指数、加权的结果。而是应当像足球比赛一样，简单、明了--进球就是胜利。其余所有规则，都是围绕这个简单的目标，进行校核、评判。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清晰的增长模型。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金流支出Ci（比如人均一般预算支出）体现的是经济的“质量”，实现高质量的前提是足够的现金流收入Ri（比如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现金流剩余则体现了支撑“高质量”的经济是否健康。
　　归纳而言，过去30年是“资本型”增长阶段，在这个以“高速度”为特征的增长阶段，增长的核心就是资本性投入，怎样获得资本，就是这一阶段增长的主要矛盾。在中国，资本主要来自于土地，因此，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或者说“土地财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经济转向现金流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首先体现在现金流（税收、营收、工资）的增长上。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现金流支出还是现金流收入，劳动力都是决定性因素。“人”取代“资本”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从“速度增长”阶段向“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也就意味着政策制定的重心必须从“物”（土地）转向“人”（劳动力）。而住房制度由于对劳动力的财富积累和成本支出有着最大的影响，从而成为“以人为本”时代最主要的政策杠杆。
　　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从资本型增长切换到运营型增长的过程。城市化从1.0阶段（增量）转变到2.0阶段（存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一致的。我们只需将经济指标分解为“两阶段模型”中的两个方程，按照“量减流升”原则，就可以提出对应的转型策略。
　　6  转型策略1：资本型增长淡出
　　资本型增长由3个变量组成：
　　R0-C0=S0    （3）
　　首先是资本性收入R0。强大的土地收入本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度增长”的动力之源。但随着城市化第一阶段的结束，资本性支出（铁、公、基为代表的固投）大幅减少，资本性需求也必须随之减少。相应地，转型政策也应降低融资为目的的土地收储以及相应的征地拆迁。现有的土地出让，也应逐步从一次性的批租转向连续性的年租27。资本性收入则应更多着眼于盘活存量土地。其中一个最大的存量来源就是工业用地28。
　　其次是资本性支出C0，也就是所谓的“固投”。随着经济转型，靠快速大规模资本性投入基础设施获取区位竞争优势的机会已经丧失。在新的增长阶段，充分利用存量基础设施同时避免基础设施维护带来的现金流消耗，是在过剩市场中竞争更有效率的选择。比如，大部分区域的机场、港口、地铁都已出现过剩。如果现金流成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最优的策略是利用而不是新建耗费巨大现金流（利息、折旧、维护）的基础设施29。同时，停止批准更多的“新城”、“新区”。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停止依靠增加“固投”，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按照“两阶段模型”，GDP是固投和现金流增长的函数。在“高速度增长”阶段，固投增长是必须的，速度越快，固投比例越高。而一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虽然固投可以带来GDP的增长，但这样GDP就变成“坏的”GDP，相应的增长也是“坏的”增长。只有带来现金流的固投才是“好的”固投30。

　　第三是资本性剩余S0。首先一点必须强调的是，资本性剩余的本质乃是延迟偿还的“负债”而非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现金流缺口（Si＜O）会成为经济的最大问题。此时，要严防使用资本性收入（比如卖地、举债、发行股票等）弥补一般性支出（如养老金、工资等）的缺口。根据两阶段模型，一旦开始用资本性收入弥补“现金流缺口”，经济就会进入“庞氏循环”。压缩“固投”可能导致资本性收入大于资本性支出，这部分收入就应进入投资基金。只有通过基金将资本性剩余（S0）转换为运营性剩余（Si），才可以用来覆盖“现金流缺口”31。
　　7  转型策略2：质量型增长增强
　　“质量型增长”也由3个变量组成，分别为：
　　Ri-Ci=Si    （4）
　　首先是现金流收入Ri。“高质量”阶段的增长的标志，就是运营性现金流收入Ri的增长取代资本R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说市场通过资本（R0）泡沫破裂，降低高贴现率k是消极的提高经济“质量”的方式，提高现金流Ri就是积极的提高经济“质量”。对于政府而言，最主要的现金流就是各种税收。能否建立起主流税种，对所有使用公共服务的活动收费，是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32。
　　需要指出的是，税收只是获得现金流的一个方式，各种非税收入（定向收费和国有资本权益分红）和税收组合会形成更可靠的城市现金流收益来源33。与此对应，城市规划要改变资本增长阶段土地使用权（用途、容积率）不变的做法，在防止不同用途土地套利的前提下，允许使用权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从而创造尽可能多的现金流34。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力”要素取代“资本”要素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动力之源。无论劳动力的消费（影响消费市场规模）还是劳动力的成本（影响企业的现金流支出），劳动力都将全面取代土地的成为城市竞争的主战场35。当年通过土地财政孵育起来的企业，可能会因为资本（不动产）价格上升导致现金流支出增加而难以生存。其中，劳动力成本高低集中体现在住房上36。
　　在资本增长型阶段，哪里有资本，劳动力就会流向哪里：在现金流增长阶段，哪里留得住劳动力，资本就会流向哪里。劳动力的成本，决定了城市能否留得住企业，留得住企业，就留得住现金流。“人”成为一个城市衰败还是崛起的关键。住房政策成为执政水平高低的试金石37。城市如此，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大减税能否成功姑且不论，其争夺现金流（税收）的企图昭然若揭。
　　其次是现金流支出Ci。节省现金流支出同增加现金流收入是等价的。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现金流节省等于提高城市的“质量”（较低的支出获得较高的公共服务）。如果基础设施过度追求“高档”、“豪华”（如，过度建设的轨道交通、超高标准公共建筑，特别是没有持续收入支持的福利38），都会成为城市运营阶段巨大的“现金漏斗”。一旦现金流出现缺口（财政赤字），债务就会迅速积累39。
　　最后一个，现金流剩余S0。这个标志着一个经济的健康程度，显示的是“高质量”的发展是否可以持续。一旦现金流出现缺口（S0＜0），无论发展水平多么“高”的经济都会陷入“庞氏循环”并最终出现经济危机40。在信用货币为主的时代，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的内置结果。惟一差别是谁先出现系统性危机，出现危机后谁能最先站起来41。此时，现金流剩余就会起到关键的作用42。
　　8  转型策略3：降低金融杠杆
　　两阶段模型中的第3个方程：
　　R0=kRi    （6）
　　其含义是资本收入R0来自于未来的收益Ri。k是资本（虚拟）与现金流（实体）的“兑换率”，单位是时间。在资本积累阶段，贴现率k越高（利息越低），意味着信用越好，资本R0生成能力越强，增长也就越快：而在现金流创造阶段，k越小，意味着收益Ri还债时间越短，意味着收益偿还资本（债务）的能力越强，发展质量也就越好。
　　换句话说，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的核心变量是资本R0，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核心变量是现金流Ri。随着发展阶段转型，贴现率k作为经济的度量也随之发生改变：之前是k越高越好，表明信用好：之后则是k越低越好，表明风险低。在现实经济中，与贴现率对应的经济指标包括资本市场的市盈率、房地产市场的售租比等。在高速度发展阶段，市盈率、售租比越高，融资能力越强，增长越快（极端的如所谓的“独角兽”公司）：反之，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指标就是越低越好，表明企业、政府、项目现金流收入丰沛，盈利能力较强。
　　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其k值，隐秘但却决定性地影响着经济转型的方向--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赵燕菁，2016）。传统货币与现代货币的本质差异，就是前者以实物商品（如古代的盐、帛，后来的贵金属、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组商品）为“锚”，信用支撑来自于过去积累的剩余Si；后者则是以未来的收益Ri为“锚”，信用来自未来的收益。
　　在商品货币时代，不同的商品形成的货币“成色”不同，共同流通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除“良币”格雷欣效应。在信用货币时代，不同信用k生成的货币共同流通，也会出现类似的“套利”现象。信用k低的资产会通过货币套取信用k高的资产。对于信用货币，基准利率对于财富流动及经济转型方向的影响远大于货币供给的数量规模。甚至可以说，贴现率k决定了信用的多寡从而决定了货币的数量。
　　一般而言，基准利率越低，资本越便宜，k值越高，收益周期长的低质量商业模式也可以卷入市场分工，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就越高：反之，基准率越高，k值越低，现金流估值越高，资本收益率必须较高，经济的质量也随之较高。很多低收益、高风险的商业模式就只能退出市场，整个社会的货币分工水平（市场化程度）随之降低。
　　这一组关系解释了何以高房价、高股价会创造更多的货币，会催生更多的风险投资，会带动从网店、外卖、共享单车，到高技术企业、“独角兽”公司等一系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解释了何以是宝能（虚拟）图谋鲸吞万科、格力（实体）而不是相反：解释了为何低息的环境无一例外地导致普遍的债务增加、实体经济式微：解释了何以货币增加不会导致商品货币时代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
　　同样，这一组关系也预言了经济从高速度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必将伴随的“并发症”。股市、房市崩盘会改善经济质量（k下降）的同时，也导致流动性不足以及伴生的通货紧缩。而货币不足则会使低收益率项目退出货币分工的市场（倒闭），显示为经济规模的收缩。低收入的劳动和高溢价的资本会同时被摧毁。高风险的技术投入，长周期的教育支出，收益曲折的公共服务（国防、基础设施），处理不好，都会因流动性不足难以为继。高质量不仅意味着低速度，也可能意味着失业、倒闭和基础建设、技术创新的停顿。因此，“好”转型政策，不是打压资产价格降低贴现率k，而是提高收益率Ri降低收益率k。只有创造大量新的、高质量的信用，才能避免质量提升导致的流动性不足43。
　　在单一货币市场下，虚拟和实体不可兼得--创新需要大量高贴现率的资本：实体经济则容易被高贴现率的资本所劫掠（典型的例子就是宝能染指格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转型阶段政策制定者总是会交替释放矛盾的市场信号（典型的如房地产市场到底是“住”还是“炒”）。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后，政策制定者就可以判断到底应该虚拟优先还是实体优先，货币政策应该选择“速度”还是“质量”。
　　9  结论
　　任何模型都是对现实的模拟而非现实本身。两阶段模型也不例外。同其他经济学分析工具相比，两阶段模型更多地是互补而非替代。工具的好坏取决于应用的方向。两阶段模型在传统经济分析无力解释的增长现象之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现实的增长因素肯定会比模型解释得更加多样和复杂。在这个阶段，并非一切“固投”都是不好的，对于高增长的部分城市（比如雄安等），也不应要求其从“高增长”一步跨越进入“高质量”44。同样，供给侧和“大众创业”也都意味着资本型增长。真实的世界必定是多元复合的发展模式共存。
　　例如，现实经济中，深圳和新加坡是少数几个虚拟和实体并存的经济体。其特点都是存在差异化的要素渠道--低成本的住宅（城中村、组屋）对应实体经济（现金流），高价商品房对应资本市场45。多重贴现率的市场结构，为不同的市场提供了差异化的要素渠道46。这就提醒市场制度的设计者，统一的市场未必比区隔的市场更有效率。设计水渠（要素渠道）可能比争论水闸（要素供给）是开还是关（供给规模）更有意义。两阶段模型不能代替制度的创新和设计，而只是帮助经济政策制定者判断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1975）。
　　城市化乃是一个以数十年乃至百年为单位的增长过程。大多数时间，城市都处于常规的变化过程中。这使得转型的信息很容易被习惯选择性忽视。往往到转折出现很久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些信号的全部意义，但此利用用转折带来的发展最好时机往往也多消失了。增长方式“大转型”的阶段，往往会决定一个城市命运的长远走向。1980年代改革初期，很多城市没有意识到城市竞争的规则将发生重大改变，结果在竞争中，被先实现转型（最典型的就是深圳）的城市反超。下一个30年，中国城市将再次面临“大分化”。能否在增长模式转变的初期识别这些信号背后的含义，并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对于一个城市的崛起和衰落至关重要。
　　长久以来，城市规划一直因无法寻找到适合自身需要的经济分析工具而备受困扰。尽管市场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规划为增长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但规划开出的处方却常令委托人失望。规划面对回答增长转型问题普遍存在的无力感，暴露出学科理论框架的缺失。除非规划能构造出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否则，面对城市增长问题就依然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次，更谈不上为市场提供专业水平的解决方案。
　　刚刚结束的十九大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那就是“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于“高速度增长”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有比较一致的定义和标准，那就是GDP的规模和速度。但关于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并没有明确的共识。大量经济决策依然是“看到左转信号仍然向右转”，“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依然是经济决策者惟一能看得到的“仪表盘”，“固投”仍然是地方政府操控经济最主要的“油门”。我们已经知道要离开的地方，但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对经济而言，如果你只有“体重计”时，是不可能量出经济的“体温”的。除非我们将“高质量发展”的刻度显示出来并找到新的操纵杆，不然，由“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一句空话。而要度量经济“发展质量”，首先必须知道经济的“质量”是什么。不能区分“高速度”和“高质量”两种不同增长模式，就不可能定义两种模式之间的转换。
　　理论的一般性，取决于初始概念的一般性。增长问题可以从定义最原始的商业模式开始。
　　1  增长的含义
　　根据会计学原理，所有商业模式都可以用一个恒等式来概括，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如果用“收入R”替代“资产”，“成本C”代替“负债”，“剩余S”代替“所有者权益”，商业模式就可以改写为“收入（revenue）-成本（cost）＝剩余（surplus）”：
　　R-C=S    （1）
　　这一恒等式的约束条件是：S≥0把所有商业模式加总，就可以获得经济规模：
　　式（2）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必定是熊彼特式的--如果新的商业模式减去摧毁的商业模式剩余为正，经济就扩张，反之，就收缩①。这一增长解释描述了“增长”的含义，那就是创造能够带来净剩余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净剩余）。为简化起见，去掉加总符号后的投入产出等式R-C=S②来代表多重商业模式组合起来的“宏观经济”③。
　　这一增长模型的一个缺陷，就是无法区分一次性的支出/收益和持续性的支出/收益。最早的突破来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公式。马克思（2010）提出商品价值公式W=k+m。其中W代表价值，k代表成本，m代表剩余价值。显然，这是一个和R-C=S同构的等式。马克思的伟大洞见在于，他把成本K分解为“不变成本C”和“可变成本V”。于是公式W=k+m就被转换为W=c+v+m。通过这一转换，可以区分资本性的支出（不变成本c）和经常性的支出（可变成本v）两种不同的成本④。
　　2  两阶段模型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进一步将收益W和剩余m分解为资本性收益/剩余和经常性收益/剩余：（1）收益项展开为一次性的资本收益和经常性的现金流收益，分别用R0和Ri表示：（2）成本项展开为一次性的固定成本和经常性的可变成本，分别用C0和Ci表示：（3）剩余项展开为一次性的资本剩余和经常性的现金流剩余，分别用S0和Si表示。这样，就可以获得两组方程⑤：
　　R0-C0=S0  S0≥0    （3）
　　Ri-Ci=Si  Si≥0    （4）
　　经济增长模式下，扩张所需的原始资本，只能来自于消费剩余Si（R0=kSi）。由于能够积累多少储蓄，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规模，而储蓄必定要压缩消费，因而传统的增长模式常常伴随着痛苦甚至导致动荡。如果将时间（未来）引入方程（4），就可以在时间维度（i）上将现金流型增长阶段展开为方程（5）的形式：
　　Ri-Ci=Si    Si≥0，i＝1，2，3…    （5）
　　其中，Ri是未来的收入流，Ci是未来的支出流，Si是未来的剩余流。一旦引入时间轴，就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积累模式的差异--传统增长模式的资本，依赖于当期剩余的积累（R0=kS1）：现代增长模式的资本，则来自于未来收益的贴现，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假设资本性收入R0完全来自于自身未来收益Ri的贴现，k为贴现率，就可以得到方程式（6）：
　　R0=kRi    （6）
　　这组方程的经济学含义是，所有商业模式（经济增长）都应分为两个阶段⑥：
　　第一个阶段，资本型增长--比如家庭要购买住房，企业要购买设备，政府要投入基础设施。这一阶段完成的条件是资本减去固投剩余不能为负。方程（3）的意味着资本型的收入和支出都必须是一次性的，无论投资周期多长，只有在完成的一瞬间才能成为资产。因此在时间轴上，资本型增长可以近似地视作一个“点”（图1）：
　　第二阶段，运营型增长--比如家庭要支付日常生活开支（衣食、水电），企业支付经常性成本（工资、物耗），政府支付基础设施维护和公共服务（劳务、福利）。这一阶段完成的条件是当期的产出减去当期的成本后，剩余不能为负。由于运营的收益和支出都是连续的，在时间轴上，运营性增长必须在一个“时段”内才能描述（图1）。
　　方程（6）把两个增长阶段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3个方程构成“两阶段增长模型”。其中贴现率k将信用引入增长分析，为现代经济的“增长-危机”循环提供了关键线索。k=R0/Ri，是信用水平的标度。大体上相当于股票市场上的节盈率或房地产市场上的售租比。该值越高，资本估值越高，资本缺口越少，增长也就越快。随之而来的是较高的杠杆和资本“泡沫”：该值越低，现金流较高，泡沫越小，增长较慢但质量较好。类似地，现金流增长阶段同样需要满足约束条件Si≥0。由于未来的收益流Ri有可能小于支出流Ci，这就为金融危机（Si＜0）埋下了伏笔。
　　同传统的宏观模型相比，两阶段模型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直观地将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变量直接代入方程从而使不同真实经济变得直观和简化。比如，R0代表资本--未来预期的真实收益加总⑦：Ri代表真实收益流，比如住房的房租，企业的分红，政府税收等：C0代表一次性投资（消费）⑧：Ci代表可变成本（或一般性消费）⑨：S0代表资本性剩余⑩：Si代表现金流收支结余?。储蓄S由这两种剩余构成：k代表信用?，体现了未来收益（虚拟经济）和当前财富（实体经济）的“兑换率”。
　　直观的数据有助于模型对真实市场变量和政策干预的效果进行预测和检验，“可证伪”性恰恰是许多非会计基础的经济模型所不具备?。
　　3  经济转型
　　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最大不同是扩大再生产无需借助简单再生产获得剩余（R0=kSi），而是借助信用（R0=kRi），通过将未来收益贴现完成扩大再生产?。资本型增长和现金流型增长两个阶段是序贯而不是同步。正是这种先后关系，使得增长存在阶段上的“转型”?。有了两阶段模型，就可以清晰定义什么是“高速度增长”，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实现两种增长模式的“转型”。所谓“高速度增长”，就是指增长方程（3）所描述的增长阶段，这一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极高的固定成本C0所导致的“资本缺口”（S0＜0）。比如一个工厂投资设备、土地、厂房，一个城市投资道路、桥梁、港口、机场，一个家庭投资住房、家电、汽车等，都属于资本型增长。一旦获得足够资本，这一阶段往往可以快速获得完成。因此，“高速度”是这一阶段主要的经济特征。其约束条件，乃是资本性剩余大于零（S0≥0）
　　资本积累速度的快慢，取决于获得资本R0的能力。历史上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于过去的消费的剩余Si。用现金流剩余Si弥补资本缺口S0，最终都会由于消费不足导致“市场窒息”（赵燕菁，2000）。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经济也是从传统的积累模式（R0=kSi）转向现代的积累模式（R0=kRi）开始的。不同的是，发达国家通过债券、股票等金融创新，将未来收益Si贴现过来，解决了资本缺口问题。中国则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更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模式，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这套制度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
　　所谓“高质量发展”，则是指增长方程（4）所描述的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资本性支出下降，一般性支出上升。现金流缺口（Si）是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利润必须足以覆盖利息、折旧?，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家庭收入必须大于按揭、水电费、食物、交通和保险等支出：政府则必须还贷并维持公共服务（学校、医院、治安、消防）的费用。这一阶段的约束条件，乃是经常性的剩余大于零（Si≥0）?。
　　世界上能实现高速增长并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很多，但能够实现自主运营的经济体并不多。只有实现了第二阶段自主增长的经济，才被认为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城市也是如此。到2016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的规模，足以容纳80％以上的全中国人口?。中国很多基础设施（比如机场、高铁）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上完成了“高速度增长”的资本新增长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十九大判断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度”资本型增长转向“高质量”运营型增长。后一阶段能否完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从发展中经济升级为发达经济?。
　　4  “高质量”的度量21
　　使用两阶段模型，我们可以解释为何两个阶段在增长速度等表征性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图1）以及何为经济的“质量”--在“高速增长”阶段，资本R0生成能力越强，经济增长越快：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金流收入Ri越高，经济质量就越好。“高速增长”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两种不同的“玩法”。相应地，“增长”的度量衡也不相同。
　　在传统宏观模型中，由于没有区分这两种增长，只能使用GDP一个指标来测度经济的“增长”。图2示意性地将传统增长模型和两阶段模型加以对比。可以近似地将从供给侧统计的GDP对应为资本性收益R0和现金流收益Ri的加总，从消费侧统计的GDP也可以粗略地对应为固定成本C0和可变成本Ci的加总22。两个剩余加总大体上相当于宏观理论中的技术进步23。全要素增长则相当于两阶段模型中，资本性支出和运营性支出加上剩余24。
　　在传统经济模型中，第一阶段“量”的增长和第二阶段“流”的增长被加总一起描述。故此，GDP只能描述经济规模的变化，而无法描述增长方式的转变25。由于没有区分资本和现金流，现有的经济指标自然不能区分两个阶段，也就定义不了“阶段转型”。只有将这两种“增长”阶段区分，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才能被分别度量。
　　图3是两阶段模型的“增长”关系。在这组关系里，资本型增长和运营型增长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资本性的收入、支出和剩余与运营性的收入、支出和剩余用来分别刻度“高速度”的资本生成阶段和“高质量”的运营型阶段。按照这个模型，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刻度”就可以一目了然：在资本型增长阶段，资本收益是好的GDP，R0越高，增长就越快：在运营型发展阶段，现金流是好的GDP，收益Ri越高，经济质量就越好。
　　按照两阶段模型，（1）资本型增长阶段（或者称“高速度增长”阶段），固投C0越高，GDP增长越快。约束条件是如何获得资本性收入R0以满足S0大于零：（2）运营型增长阶段（或者称“高质量发展”阶段），一般性支出Ci越高，意味着较高的消费水平，发展“质量”就越高。约束条件是如何获得足够的运营性收入Ri覆盖高水平消费的支出Ci以满足Si大于零。
　　因此，在“高速增长”阶段，以资本型增长为主，拉动经济主要靠固投C0（铁、公、基），融资能力R0（如，买地收入、股票上市、发债）是实现“高增长”的核心指标。在解决了融资的条件下，加大固投C0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运营收益为主，提高水平主要靠消费Ci。现金流收入Ri是实现“高质量”核心指标。
　　按照同样的规则，根据方程R0=kRi，高增长阶段，贴现率k越高，信用越充足，资本性收入就越高。但高贴现率，意味着更高的杠杆和资本泡沫，按照“劣信用驱除良信用”的格雷欣法则26，资本就会在市场上通过吞噬现金流套利从而挤出实体经济，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当经济进入现金流增长优先的阶段，“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较低的杠杆k。方程（6）解释了经济增长何以常常速度与质量不可兼得。
　　5“增长”的对比
　　理解经济“速度”和“质量”不同的增长模式，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选择深圳、浦东而没有选择天津滨海作为雄安建设的对标城市--因为前者代表“高质量运营发展阶段”，而滨海新区仍处于“高速资本型增长阶段”。如果将固投作为资本型“高速度”增长的代表变量，用税收作为现金流型“高质量”增长的代表变量，就可以发现，深圳、浦东的“质量”远高于滨海新区。同前者相比，天津滨海新区仍处于资本型“高速度”增长阶段，而深圳和浦东则已经开始了向现金流型“高质量”经济的转变。
　　从图4可以看出，天津滨海新区GDP构成里，固投比重远高于浦东和深圳。显示滨海新区仍然是投资拉动型增长。从图5也可以看出，深圳、浦东的一般预算支出所占比重也远大于天津滨海新区。这意味着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规模虽然也不小，但“质量”远不如其他两地。
　　用同样的办法，随机选取几个典型城市用代表数量增长型的指标GDP和代表质量型增长的指标一般性地方税收进行排序。可以发现在传统增长模式排序靠前的城市如果用质量的指标重新衡量，其序位会发生显著改变（表1）。反过来，这也说明当比赛改变时，首先必须改变的是比赛的规则。没有新的比赛规则，市场备主体的行为就不可能改变。
　　新的评估体系不应是复杂的指数、加权的结果。而是应当像足球比赛一样，简单、明了--进球就是胜利。其余所有规则，都是围绕这个简单的目标，进行校核、评判。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清晰的增长模型。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金流支出Ci（比如人均一般预算支出）体现的是经济的“质量”，实现高质量的前提是足够的现金流收入Ri（比如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现金流剩余则体现了支撑“高质量”的经济是否健康。
　　归纳而言，过去30年是“资本型”增长阶段，在这个以“高速度”为特征的增长阶段，增长的核心就是资本性投入，怎样获得资本，就是这一阶段增长的主要矛盾。在中国，资本主要来自于土地，因此，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或者说“土地财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经济转向现金流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首先体现在现金流（税收、营收、工资）的增长上。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现金流支出还是现金流收入，劳动力都是决定性因素。“人”取代“资本”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从“速度增长”阶段向“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也就意味着政策制定的重心必须从“物”（土地）转向“人”（劳动力）。而住房制度由于对劳动力的财富积累和成本支出有着最大的影响，从而成为“以人为本”时代最主要的政策杠杆。
　　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从资本型增长切换到运营型增长的过程。城市化从1.0阶段（增量）转变到2.0阶段（存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一致的。我们只需将经济指标分解为“两阶段模型”中的两个方程，按照“量减流升”原则，就可以提出对应的转型策略。
　　6  转型策略1：资本型增长淡出
　　资本型增长由3个变量组成：
　　R0-C0=S0    （3）
　　首先是资本性收入R0。强大的土地收入本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度增长”的动力之源。但随着城市化第一阶段的结束，资本性支出（铁、公、基为代表的固投）大幅减少，资本性需求也必须随之减少。相应地，转型政策也应降低融资为目的的土地收储以及相应的征地拆迁。现有的土地出让，也应逐步从一次性的批租转向连续性的年租27。资本性收入则应更多着眼于盘活存量土地。其中一个最大的存量来源就是工业用地28。
　　其次是资本性支出C0，也就是所谓的“固投”。随着经济转型，靠快速大规模资本性投入基础设施获取区位竞争优势的机会已经丧失。在新的增长阶段，充分利用存量基础设施同时避免基础设施维护带来的现金流消耗，是在过剩市场中竞争更有效率的选择。比如，大部分区域的机场、港口、地铁都已出现过剩。如果现金流成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最优的策略是利用而不是新建耗费巨大现金流（利息、折旧、维护）的基础设施29。同时，停止批准更多的“新城”、“新区”。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停止依靠增加“固投”，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按照“两阶段模型”，GDP是固投和现金流增长的函数。在“高速度增长”阶段，固投增长是必须的，速度越快，固投比例越高。而一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虽然固投可以带来GDP的增长，但这样GDP就变成“坏的”GDP，相应的增长也是“坏的”增长。只有带来现金流的固投才是“好的”固投30。
　　第三是资本性剩余S0。首先一点必须强调的是，资本性剩余的本质乃是延迟偿还的“负债”而非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现金流缺口（Si＜O）会成为经济的最大问题。此时，要严防使用资本性收入（比如卖地、举债、发行股票等）弥补一般性支出（如养老金、工资等）的缺口。根据两阶段模型，一旦开始用资本性收入弥补“现金流缺口”，经济就会进入“庞氏循环”。压缩“固投”可能导致资本性收入大于资本性支出，这部分收入就应进入投资基金。只有通过基金将资本性剩余（S0）转换为运营性剩余（Si），才可以用来覆盖“现金流缺口”31。
　　7  转型策略2：质量型增长增强
　　“质量型增长”也由3个变量组成，分别为：
　　Ri-Ci=Si    （4）
　　首先是现金流收入Ri。“高质量”阶段的增长的标志，就是运营性现金流收入Ri的增长取代资本R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说市场通过资本（R0）泡沫破裂，降低高贴现率k是消极的提高经济“质量”的方式，提高现金流Ri就是积极的提高经济“质量”。对于政府而言，最主要的现金流就是各种税收。能否建立起主流税种，对所有使用公共服务的活动收费，是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32。
　　需要指出的是，税收只是获得现金流的一个方式，各种非税收入（定向收费和国有资本权益分红）和税收组合会形成更可靠的城市现金流收益来源33。与此对应，城市规划要改变资本增长阶段土地使用权（用途、容积率）不变的做法，在防止不同用途土地套利的前提下，允许使用权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从而创造尽可能多的现金流34。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力”要素取代“资本”要素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动力之源。无论劳动力的消费（影响消费市场规模）还是劳动力的成本（影响企业的现金流支出），劳动力都将全面取代土地的成为城市竞争的主战场35。当年通过土地财政孵育起来的企业，可能会因为资本（不动产）价格上升导致现金流支出增加而难以生存。其中，劳动力成本高低集中体现在住房上36。
　　在资本增长型阶段，哪里有资本，劳动力就会流向哪里：在现金流增长阶段，哪里留得住劳动力，资本就会流向哪里。劳动力的成本，决定了城市能否留得住企业，留得住企业，就留得住现金流。“人”成为一个城市衰败还是崛起的关键。住房政策成为执政水平高低的试金石37。城市如此，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大减税能否成功姑且不论，其争夺现金流（税收）的企图昭然若揭。
　　其次是现金流支出Ci。节省现金流支出同增加现金流收入是等价的。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现金流节省等于提高城市的“质量”（较低的支出获得较高的公共服务）。如果基础设施过度追求“高档”、“豪华”（如，过度建设的轨道交通、超高标准公共建筑，特别是没有持续收入支持的福利38），都会成为城市运营阶段巨大的“现金漏斗”。一旦现金流出现缺口（财政赤字），债务就会迅速积累39。
　　最后一个，现金流剩余S0。这个标志着一个经济的健康程度，显示的是“高质量”的发展是否可以持续。一旦现金流出现缺口（S0＜0），无论发展水平多么“高”的经济都会陷入“庞氏循环”并最终出现经济危机40。在信用货币为主的时代，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的内置结果。惟一差别是谁先出现系统性危机，出现危机后谁能最先站起来41。此时，现金流剩余就会起到关键的作用42。
　　8  转型策略3：降低金融杠杆
　　两阶段模型中的第3个方程：
　　R0=kRi    （6）
　　其含义是资本收入R0来自于未来的收益Ri。k是资本（虚拟）与现金流（实体）的“兑换率”，单位是时间。在资本积累阶段，贴现率k越高（利息越低），意味着信用越好，资本R0生成能力越强，增长也就越快：而在现金流创造阶段，k越小，意味着收益Ri还债时间越短，意味着收益偿还资本（债务）的能力越强，发展质量也就越好。
　　换句话说，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的核心变量是资本R0，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核心变量是现金流Ri。随着发展阶段转型，贴现率k作为经济的度量也随之发生改变：之前是k越高越好，表明信用好：之后则是k越低越好，表明风险低。在现实经济中，与贴现率对应的经济指标包括资本市场的市盈率、房地产市场的售租比等。在高速度发展阶段，市盈率、售租比越高，融资能力越强，增长越快（极端的如所谓的“独角兽”公司）：反之，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指标就是越低越好，表明企业、政府、项目现金流收入丰沛，盈利能力较强。
　　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其k值，隐秘但却决定性地影响着经济转型的方向--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赵燕菁，2016）。传统货币与现代货币的本质差异，就是前者以实物商品（如古代的盐、帛，后来的贵金属、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组商品）为“锚”，信用支撑来自于过去积累的剩余Si；后者则是以未来的收益Ri为“锚”，信用来自未来的收益。
　　在商品货币时代，不同的商品形成的货币“成色”不同，共同流通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除“良币”格雷欣效应。在信用货币时代，不同信用k生成的货币共同流通，也会出现类似的“套利”现象。信用k低的资产会通过货币套取信用k高的资产。对于信用货币，基准利率对于财富流动及经济转型方向的影响远大于货币供给的数量规模。甚至可以说，贴现率k决定了信用的多寡从而决定了货币的数量。
　　一般而言，基准利率越低，资本越便宜，k值越高，收益周期长的低质量商业模式也可以卷入市场分工，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就越高：反之，基准率越高，k值越低，现金流估值越高，资本收益率必须较高，经济的质量也随之较高。很多低收益、高风险的商业模式就只能退出市场，整个社会的货币分工水平（市场化程度）随之降低。
　　这一组关系解释了何以高房价、高股价会创造更多的货币，会催生更多的风险投资，会带动从网店、外卖、共享单车，到高技术企业、“独角兽”公司等一系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解释了何以是宝能（虚拟）图谋鲸吞万科、格力（实体）而不是相反：解释了为何低息的环境无一例外地导致普遍的债务增加、实体经济式微：解释了何以货币增加不会导致商品货币时代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
　　同样，这一组关系也预言了经济从高速度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必将伴随的“并发症”。股市、房市崩盘会改善经济质量（k下降）的同时，也导致流动性不足以及伴生的通货紧缩。而货币不足则会使低收益率项目退出货币分工的市场（倒闭），显示为经济规模的收缩。低收入的劳动和高溢价的资本会同时被摧毁。高风险的技术投入，长周期的教育支出，收益曲折的公共服务（国防、基础设施），处理不好，都会因流动性不足难以为继。高质量不仅意味着低速度，也可能意味着失业、倒闭和基础建设、技术创新的停顿。因此，“好”转型政策，不是打压资产价格降低贴现率k，而是提高收益率Ri降低收益率k。只有创造大量新的、高质量的信用，才能避免质量提升导致的流动性不足43。
　　在单一货币市场下，虚拟和实体不可兼得--创新需要大量高贴现率的资本：实体经济则容易被高贴现率的资本所劫掠（典型的例子就是宝能染指格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转型阶段政策制定者总是会交替释放矛盾的市场信号（典型的如房地产市场到底是“住”还是“炒”）。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后，政策制定者就可以判断到底应该虚拟优先还是实体优先，货币政策应该选择“速度”还是“质量”。
　　9  结论
　　任何模型都是对现实的模拟而非现实本身。两阶段模型也不例外。同其他经济学分析工具相比，两阶段模型更多地是互补而非替代。工具的好坏取决于应用的方向。两阶段模型在传统经济分析无力解释的增长现象之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现实的增长因素肯定会比模型解释得更加多样和复杂。在这个阶段，并非一切“固投”都是不好的，对于高增长的部分城市（比如雄安等），也不应要求其从“高增长”一步跨越进入“高质量”44。同样，供给侧和“大众创业”也都意味着资本型增长。真实的世界必定是多元复合的发展模式共存。
　　例如，现实经济中，深圳和新加坡是少数几个虚拟和实体并存的经济体。其特点都是存在差异化的要素渠道--低成本的住宅（城中村、组屋）对应实体经济（现金流），高价商品房对应资本市场45。多重贴现率的市场结构，为不同的市场提供了差异化的要素渠道46。这就提醒市场制度的设计者，统一的市场未必比区隔的市场更有效率。设计水渠（要素渠道）可能比争论水闸（要素供给）是开还是关（供给规模）更有意义。两阶段模型不能代替制度的创新和设计，而只是帮助经济政策制定者判断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1975）。
　　城市化乃是一个以数十年乃至百年为单位的增长过程。大多数时间，城市都处于常规的变化过程中。这使得转型的信息很容易被习惯选择性忽视。往往到转折出现很久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些信号的全部意义，但此利用用转折带来的发展最好时机往往也多消失了。增长方式“大转型”的阶段，往往会决定一个城市命运的长远走向。1980年代改革初期，很多城市没有意识到城市竞争的规则将发生重大改变，结果在竞争中，被先实现转型（最典型的就是深圳）的城市反超。下一个30年，中国城市将再次面临“大分化”。能否在增长模式转变的初期识别这些信号背后的含义，并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对于一个城市的崛起和衰落至关重要。

　　（来源：《城市规划》2018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