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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章]“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

2021/3/22 15:15:00

　　【内容提要】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
　　【关键词】台湾问题　“社会主义统一派”　蓝博洲　陈明忠　白团
　　一、引言：今天的台湾问题
　　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党政治进入新一轮的蓝绿循环。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就职也是2014年3月台湾学生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所谓“太阳花”运动的成果，当学生们冲击立法院，蔡英文、谢长廷等民进党领袖奔赴现场力挺，并非偶然。所谓“太阳花”运动，实质是台湾地区两党政治危机的内爆，无论蓝绿阵营，这一政治危机其实是共享的，即这一政治危机受制于台湾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历史与现实的位置，及其在后冷战时期的角色，它使得目前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
　　自2013年中美首脑在安纳伯格庄园会谈以来，中国与美国形成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博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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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章]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

2015/6/15 18:07:00

当前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抵达中国的。因此，如何重新评价列宁主义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渊源来源于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共产党，但是这一点今天却讨论得很少。反而是自由主义右翼更明白这一点，他们通过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做了大量工作。否定了列宁主义之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已经不言而喻。
　　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关系，如果不讲列宁不讲苏联革命，不讲共产国际的历史，不重新梳理这些历史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叙述的。所以如何重新讨论共产国际?这就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二是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裂。这些问题今天重新回潮，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路径要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被表述为封建专制主义，或亚细亚专制主义)切断，直接剪辑接到欧洲福利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修正主义翻案，中国和苏联既有的道路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就要回到晚年恩格斯，把恩格斯抬出来压马克思，为修正主义张目。用恩格斯打压马克思，用斯大林打压列宁，是为修正主义翻案的基本主张。但是，这个主张从来不正面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国际在一战爆发的时候全面背叛工人阶级，背叛社会主义，滚到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那一边?这个政治路线的脉络从来被他们没有清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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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章]大众传媒、冷战史与“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三）

2014/12/14 17:56:00

五，“冷战史”与中国“翻案史学”的来源
　　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正发生在历史与大众传媒的交合地带，并催生出一种可称为“翻案史学”的媒体现象,它特别集中在国际共运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内。上述列宁德奸案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7年12月《明镜》周刊重新炒作此一谣言，正是为了借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际，再行解构和污名俄国革命意义的举措。从1917到2007年，与其一起借尸还魂的正是冷战的幽灵。
　　的确，翻案史学往往以“冷战史”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它关注的话题主要来自“热战”时期，另一方面，其基本叙述框架来自冷战期间西方阵营的冷战史研究。“冷战”这一词汇原本是乔治·奥威尔1945年提出来的，用来批判在原子弹的两级世界中，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丧失了反抗的可能，处于无法改变的不宣战的战争状态。后来，这一词汇在五十年代被美国用来专指针对苏联不宣战的、进攻性遏制状态。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从不正式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相信苏联是坚持世界和平的，而美帝国主义才是侵略性的。 “冷战”在中文学术世界出现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后。之前，是在“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框架下进行相关研究。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在美国学习的大陆学者把西方的冷战研究陆续介绍到中国。1991年苏联解体，所谓“冷战”结束之后，俄国档案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短暂解禁，也极大地刺激了“冷战史”研究热。1998年至2007年，大陆学界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冷战史”研究由此进入中国大学研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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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章]大众传媒、冷战史与“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二）

2014/12/14 17:54:00

三，谁是“赫尔方特”（Helphand）？
　　回到这篇长达十一页的《明镜》周刊的报道。
　　它其实是一篇特稿，或者说间谍小说，充满了推测和臆想。文章开篇便宣称：“没有威廉二世对列宁的帮助，九十多年前的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更有甚者：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几乎不会度过掌权后决定性的第一年。估计也就不会有苏联，不会有后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大概也就不会有几百万古拉格群岛死者的控诉了”，“柏林用马克、弹药、武器支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者达四年之久并以此为终结沙皇王朝做出了贡献。单是外交部支付的款项，到1917年为止瑞士银行的户头结单，至少有二千六百万马克，折合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在七千五百万欧元。”
　　今天，这种镰刀与王冠之间的世界历史上的联盟几乎完全被忘却了，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过对这个题目出色的研究。当然仍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支持的规模。因为在外交部那些支出的收据在审计之后都被销毁了。《明镜》做了这件事并在全欧洲十几个档案馆进行调查研究时偶然发现了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或者尚未被利用过的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安全局的分析和文件，普鲁士警察局的卷宗，外交部的档案以及俄国档案中的附注，瑞士银行的户头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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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章]大众传媒、冷战史与“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一）

2014/12/14 17:47:00

一，缘起：《明镜》周刊的“间谍”案
　　2011年辛子陵有一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文章：《形势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第四部分标题为：列宁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间谍。它首先引用的是德国《明镜》周刊：
　　《明镜周刊》组织了六位专业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披露了历史的真相，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陛下的密使联系，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解密的档案证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合作的规模。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执政最关键的第一年（1917至1918），很可能也就没有苏联的出现，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给了列宁26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
　　文章详尽地描述了一个爱沙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名字叫赫尔方特Helphand，他是德国情报人员。从解密的档案来看，是他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是他与列宁保持秘密联系。《明镜周刊》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这些密档和历史文献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国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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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下）

2014/6/15 16:06:00

阶级、人民主权与社会主义
　　在《建国之路》对中国革命中阶级问题的总结中，梁漱溟强调民族国家与阶级的关系，为了锻造民族国家，首先的任务是需要锻造一个阶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我们需要由此出发去进一步讨论政党政治中“公”与“私”的问题。在梁漱溟对革命党的理论中，革命是以社会的公共性为前提的，南京国民党时期“成群成党的腐化堕落”，正是其党制不成，落入“个人制”的表现，党变成私党，是其阶级基础不明确的表现，党因此丧失了公共性。那么，对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顺着这个视野再往前走。
　　阶级斗争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在这里，无产阶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动力，他才把自己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从此，阶级取代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理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能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31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造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推动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车轮。
　　对于第三世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来说，由于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的历史性缺席，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其实是一个现实中的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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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上）

2014/6/15 16:04:00

摘要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关键词国家政权乡村建设中国道路人民主权特殊性与普遍性
　　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争论
　　1938年，梁漱溟来到延安，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历史性会谈。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谈得很好，不同意见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梁漱溟说乡村建设最大的问题是，号称乡村运动而农民不动，农民动不起来。毛泽东脱口打断了他的话：“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第二，在听了梁漱溟介绍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后，毛泽东总结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略其一般性了。”梁漱溟毫不妥协地回答道：“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我与毛先生两人之间的争论，到此为止。”①
　　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普遍性的追求，毛泽东思想分享了这个前提，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属于现代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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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下）

2012/6/15 18:02:00

(三) 近代以来的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治变革
　　杜赞奇在其著名的关于华北农村的研究中指出，清末华北地区在县衙之下的盈利型经纪人相对较少，清末厘金制之后，为县以下的国家经纪提供了捞钱的机会，人数开始增长，而其迅速膨胀则是民国之后的事情。民国在向农民征收摊派的时候，是以整体的村庄为单位的，这就摧毁了传统的保护型经纪人的文化网络。二十世纪之后，村领袖的主要职能就是征收摊款。而随着二十年代乡村的贫困化程度加剧，自耕农陷入土地抵押给城居地主、终年借贷无法偿还的恶劣境地，富人的私人财产也不断减少，其部分田亩往往也不得不转给或者抵押给城居地主，其收入已经不足以应对全村摊派的垫付，而垫付给贫农的钱款也总是无法收回，这导致乡村精英被迫退出乡村政治，而恶霸无赖则填补空缺，成为欺上瞒下的赢利型“土豪劣绅”。杜赞奇的研究发现，到了三十年代，村长已经不再是乡村中有地位的领袖，也几乎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财富和关系来树立威信得到村民的拥戴。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这些人与城居地主有着密切的关系，使得城居地主对乡村的控制和压榨越来越强化。当村民把自己的地抵押给城居地主自己作为佃农继续耕种，“在土地涨价时提高押金，增加接待或延长付款期限等问题上，村民都得祈求地主的‘开恩’，随着城居地主控制力的加强，原先那些向村民介绍低利借贷和高价帮工雇工的村庄保护人的作用下降，村民们不得不转向依赖那些与城居地主有关系的人，而这些人则不一定完全替村民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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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上）

2012/6/15 18:01:00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核心是需要重新处理地权、赋税与租佃关系的变动。这其中，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的城乡变革与阶级分化尤其关键，它导致国家与地主、农民之间租税关系剧烈变动，使得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村治理关系的变革成为近代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入艰难的锻造历程，它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过程再造了中国社会二十世纪以来最主要的阶级关系，它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
　　关键词：近代、地权、租税、城乡关系、阶级分化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并强调要破除意识形态和政治为先导的“概念化书写”，从“建构”历史转为对历史的“真实”的获得。但是建构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恰恰是互相包涵的。其中，强调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不高，自耕农占大多数，--这些讨论针对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叙述，即土地的大量兼并，地主的剥削导致了革命。但是，土地没有大规模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土地占有没有严重失衡。其实，相关的调查在二十、三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并不在少数，其中最重要的调查来自满铁，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委员会和行政院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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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下）

2011/10/10 18:14:00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二十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
　　这里，我更愿意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脉络中的运用来读解，即一方面，需要批判其作为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立场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也正是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提供了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压迫最深重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列宁也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判断正是建立在革命的视野上。换言之，马克思对俄国道路特殊性的思考，以及他对俄国革命的明确期待，与他对作为特殊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同之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也使得马克思的“亚细亚”概念从而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独断性，也翻转了这个概念的反动性，当否定的“亚细亚”概念和革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落后就体现为历史的进步，用马克思论法国革命的话就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历史正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史。换言之，正是革命取得了现代历史进步的定义权，也唯有革命才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因此，需要把握的正是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历史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述秦先生关于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渊源，其实他的所有这些论述都并非原产，而是残羹。除了直接搬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亚洲专制主义的余唾，它的另一个来源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西方派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利汉诺夫，1906年他在《论俄国的土地革命》中认为俄国不是封建国家，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认为会使得俄国的“亚细亚制度”复活，导致国家对农民的新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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