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制改革40年
绪 论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至今已有40年。4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着眼未来，锐意进取，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已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这一切充分彰显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魅力和历史影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体制改革，不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更以自身改革旋律汇入总谱，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节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地位
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以及为支持金融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监管制度，构成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历史经验表明，早在人类出现商品货币关系之前，金融活动就已产生。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运行则是发生在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得以确立，以标准化主流工业技术的社会化生产使单个自有资本的积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依靠单个资本积累需要转向社会资本的积聚。相应地，催生了现代银行业。利用杠杆经营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将信用无限延展，将遥远角落点滴资金集腋成裘，汇成支持大工业发展的资本。而信用向空间地域和时间维度的延伸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又促使银行类金融机构需要管理风险，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时点上的对冲。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工具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不仅在融资上有力地支持经济发展，而且风险的管控更加有效。反过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信用关系的延伸。金融与实体经济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同时，金融产品多样化，并因之使经营不同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风格化，形成多层次，期限和结构不同的品种丰富的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活动的内涵是信用，体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信用的延展，从整体上看，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市场经济是契约关系，当契约由短期延伸到长期，由地域延伸到世界，信用便随之向空间和时间扩展。从金融自身看，要使这一扩展中的信用关系得以良好维持并顺畅运行，则取决于包括内在交易规则及外在监管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发展的高度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制度建设，因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完善，因内在的交易规则和外在监管制度的细化而深化。
由上，现代金融活动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关系深化的体现。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的，不仅在于其工业化的程度低，从而社会化生产水平不高，还在于其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市场经济关系不发达。这可以从百年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中窥见一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鸦片战争前的中国GDP均占世界的1/3。在明清时期的苏州，已有千人的织布工厂，在宋代汴梁就有全球最发达的城市，甚至早在隋唐就有横贯南北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但这都是传统自然经济外延式的发展的结果，男耕女织、耕读之家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是其本质。制造技术发达的手工业也仅是为皇家服务，城市只不过是封建统治的行政中心。与这一自然经济状态相适应，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是金属本位的。货币仅仅是用于支付的，是流通手段，而不是信用创造。与之相对应，在金属本位的条件下，典型的金融机构是钱庄、票号，主要是处理汇兑等业务，目的是保证支付。虽然也有信用放款，但放款的对象多集中于商品流通领域商家巨贾或贩夫走卒。不仅期限短，而且不稳定，更重要的是放款的目的不是为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资本形成，而是赚取高额的利息。而高昂的资金成本甚至成为阻碍了工商业发展的挃捁。在中国，其代表就是山西票号，尽管网点分布全国，但宗旨还是汇通天下。
落后是要挨打的，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对华战争屡战屡胜，在洋货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的同时，外商开始在中国从事近代产业的投资。外资投资起初发生在出口及其相关产业，以船舶修造业最为突出。在这个领域，外资首先使用了机器和机械动力。随着通商口岸向长江沿岸和北方港口的眼神，外资投资的机器工业也随之延伸到内陆的轻工业。通商口岸因之也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与之相适应，在通商口岸也出现了第一批外资金融机构。最初是为了方便中外贸易所必需的信用关系建立，是贸易融资，随后深入到外商产业投资的金融支持上，是产业融资。洋行成为银行，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商业银行。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民族银行，外资银行独占中国金融。
外资所带来的机器大工业和现代金融业急剧地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秩序。在外资的竞争下，传统农业萎缩，传统手工业破产，传统的钱庄、票号也不敌竞争。即使维持千年以上的京杭漕运行业，也被保险业的支持下的火轮所打败。
残酷的事实使中国意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也意识到自身体制的落后性。除旧布新，富国强兵成为民族的向往。以“师夷之长”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为开启，建立民族工业，建立民族金融机构就成为振兴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署，中国被迫解除了机器进口的禁令，民间开始投资机器工业，以工厂制度为标志的近代民族工业开始兴起，构成了为其资本积聚提供服务的银行业的强大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清政府财政以及连同支持财政的钱庄、票号的破产，需要重建金融体系。这在正反这两方面构成中国近代金融兴起的土壤和条件。189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现代金融机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5年，为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以济财政的清政府改革产物大清户部银行成立，并演变成为后来的中国银行。以此为起点，中国现代民族金融业的历史也仅仅百年出头。
百年来，民族金融业在夹缝中挣扎。解放前，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战乱的侵扰，民族金融奄奄一息。即使最早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也仅剩一些房产，有名而无实。解放后，虽迎来一段民族金融的发展，但囿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强化，金融发展的市场经济基础渐渐不复存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金融机构仅剩中国人民银行一家，不仅使金融徒有其名，而且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百年民族金融业的发展史，既表明了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也预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包括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等其他经济体制的历史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的重要标志就是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现代化水平。从世界范围看，如果说，二战后初期，因工业的差距的巨大，这一标志尚不明显。但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使今天全球GDP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各占一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已不再明显。发达不发达的差距因此而基本体现其金融发育程度及其发展的水平上。与金融发展相关的体制安排，金融机构治理机制及管理水平，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与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内的监管制度建设，因之也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它决定着发达与不发达，同时也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金融体制，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完善金融体系，既是中国迈向发达经济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追求。
专栏一 中国银行简史
在当今中国众多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中国银行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也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现代金融机构，被视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代表和缩影。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一片衰败景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和侵略下，中华民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大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1905年在五大臣出洋建议的基础上，清政府成立大清户部银行，其目的是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以济财政。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成立。1912年2月，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户部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从1912年至1949年的37年期间，中国银行的职能发生了三次变化。1912-1928年，行使当时政府中央银行的职能;1928年中国银行被改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42年中国银行成为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在此过程中，中国银行坚持以服务社会民众、振兴民族金融为己任，历经磨难，艰苦奋斗，在民族金融业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金融界占有一席之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政府接管了中国银行，同年12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北京。1950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归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1953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中国银行条例》，明确中国银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许的外汇专业银行。
1979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同时行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职能，直属国务院领导。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改为中国银行总行，负责统一经营和集中管理全国外汇业务。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随后中国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设，各行其职，中国银行统一经营国家外汇的职责不变。至此，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之下的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的各项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跨入了世界大银行的前列。1994年初，根据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部署，中国银行由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
2003年，国家选择中国银行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两家试点银行之一。
2004年8月26日，经国务院、银监会批准，中国银行以汇金公司独家发起的方式，整体改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此基础上，引进了战略投资者，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深化内部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取得新的发展。
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1年，中国银行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这是当时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唯一入选的金融机构。
来源：《大国大金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40年》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8年3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