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半年，在“六稳”政策和系列改革举措的提振作用下，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各种下行风险的冲击，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支撑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第三产业，1季度实际增速下降了0.6个百分点，动能有所衰退。名义GDP增速为7.8%，较去年4季度下滑了1.3个百分点，表明经济总需求仍然偏弱，持续的价格收缩对下半年生产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从需求侧来看，净出口对上半年宏观经济边际贡献最大。从2018年对GDP负向拉动0.6个百分点，到2019年一季度正向拉动1.46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影响变动了2个百分点，1-5月份贸易顺差持续上升。同时，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下，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力，基础建设投资逐步回暖对冲了制造业投资下行，稳定了投资。从供给侧来看，最为显着的改变是金融业增加值提速，稳定了服务业增长。这背后是松紧有度的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形势。一方面，股市走强带动券商业绩，另一方面，补充资本金后，银行表内信贷扩张，在稳定利差的作用下，银行业盈利水平提升。

上半年经济主要是在宏观政策保驾护航和超预期的外需支撑下获得了“弱企稳”，但是国内市场基础不牢，总需求不足从下游向上游传导，从逐渐饱和的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传导，未来依然存在全面收缩压力。下半年经济运行的主逻辑与上半年并没有变化，主要变化在于超预期的外需会不会在外部冲击下发生质变，持续的国内市场基础不牢会不会产生非线性的快速下滑。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最大的冲击是来自于外部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条件变化。从2018年开始，美方屡次单方面提高关税。仔细分析美方征税的范围和内容，可以发现更多是对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征税。美方的关税举措不仅仅是一种谈判技巧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是美国国内制造业衰落多年之后的政治反映。中美贸易摩擦更多是政治驱动而不是经济驱动的。美国的很多关税举措是希望能够加速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从全球价值链更多向北美、美国国内收缩，形成更加牢固的区域价值链，提升国内制造业地位。国内政治驱动力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全球化在过去30年以来的快速发展，更多是经济动因，掩盖了全球化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当前的国际组织框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产品价值链和资金自由大规模流动的收入分配与经济波动后果，这导致了各国国内政治问题纷纷涌现，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各地出现。但是，在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和新技术推动的数据流全球化趋势下，经济的全面隔离已经无法办到，同时各国国内政治问题诉求也不相同，全球化不会重现“冷战”中意识形态维度下的全球冲突格局，而是经济逻辑基础上的国内政治议题冲击主导型的全球化。国内政治议题的复杂与多变，意味着未来全球化进程中不确定性加大，“黑天鹅”事件逐渐常态化。由于经济逻辑依然会起作用，中美贸易摩擦更可能的走向是一定意义上的以国家安全名义的“科技脱钩”，不会也无法走向全面“经贸脱钩”。我国显性技术优势主要在通信行业，美国打击中兴、华为确实对我国优势技术领域产生冲击，对全球供应链安全产生冲击。这种不确定性将会在长期中影响国际投资，降低现有国际价值链的效率。

面对全球化新阶段，我国经济是有足够韧性来抵御各种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韧性来自于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我国拥有坚实的国内经济基础和日益成熟的宏观调控手段，另一个维度是来自于我们对全球化新阶段的应对手段。具体包括六个方面。1）增长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在扶贫提高收入、户籍城镇化等政策推动下，我国国内消费市场长期看还有很大潜力。根据麦肯锡的预测，2017年，中国占到了世界消费的10%，2030年，将占到世界消费的16%。2）研发为基础的国内产业体系。在过去十年，我国国内供应链长度越来越长，很多产业在国内实现了更多的垂直一体化。同时，我国还进入了很多新产品领域。我国产业正在从劳动要素推动走向研发推动的知识经济。3）国内要素市场改革红利。我国经济还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问题，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可以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4）日益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国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各种短期冲击。5）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数据全球化和相关服务。当前的全球化从贸易、金融日益走向数据跨境流动，借助国内的各种电子商务网络平台，我国具有雄厚的数据全球化实力。6）一带一路为基础的包容性全球化。国内政治议题冲击下的全球化核心在于各国不能合理分配全球收益，合作解决全球问题。我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可以解决现有全球化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利用好东南亚的产业链与市场。

从我国具有的经济腾挪空间来看，未来长期是向好的。但是，很多潜力的发挥需要国内改革以进行结构调整。下半年，我国经济一些短期风险需要防范。1）全球经济持续走弱。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投资和贸易下降，拉低各国增长。目前全球有陷入“永久停滞”增长阶段的可能。全球经济走弱对我国下半年出口提出了更大挑战。2）地方财政恶化的风险。由于我国的税制主要是和经济增速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收入受到冲击，面对减税降费的压力，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存在一定风险。3）金融条件变化的风险。在全球资产配置的压力下，我国面对着较大的汇率冲击。要实现进一步金融开放，需要特别关注汇率市场变化。同时，在制造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小商业银行不良问题没有见底，下半年可能会集中爆发。由于包商银行事件对银行间市场产生的影响，需要重点防范金融市场情绪变化。4）新经济逐步回归常态，泡沫消失。新经济模式等的发展对中国经济风险主要是三个方面：毁灭性创造导致的经济波动与摩擦性失业、学习滞后和新经济泡沫。2019年最大的冲击是新经济泡沫破裂。这包括互联网和科技公司不断的裁员，数字经济模式运行异化等。5）服务业进一步下滑。由于电子产品出口减少，信息服务业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同时，在制造业疲弱的大环境下，生产性服务业受到很大抑制。6）就业质量降低的风险。我国总体就业还相对平稳，但是就业质量降低会直接拉低消费等国内需求。7）国内市场结构性下滑的风险。房地产投资下半年面临回调，投资效率依然较低，汽车消费会在下半年见底，但是不会回到快速增长态势。随着国6标准逐步落地，政策利空逐步消化。但我国汽车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已经发生变化。我国主力购车人口是15-64岁人群，这部分人口比例在2011年之后就开始下滑，在这种大趋势下，随着销售渠道下沉扩大人群覆盖面基本完成，未来新增购车人口会越来越少。同时，随着无人驾驶技术越来越普及，网约车等出行方式效率会越来越高，未来自驾车人群会受到很大冲击，汽车的购买动力下降。

2019年下半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在政策措施不变的情况下，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1%，可以完成全年目标。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6.0%。消费短期内下滑压力加大，预计增速为8.2%。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负2%，进口增速为负4%，贸易顺差为3800亿美元。随着内外供需环境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相对平稳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2%，PPI上涨0.5%，GDP平减指数涨幅为1.5%。

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政策定位需要适当调整，适当加大支撑力度。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驱动力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与美国制造业等产业相关的政治问题已经摆上台面，将会在长期中持续。选举年这些问题影响会逐步加大，今明两年是高峰，需要积极应对，但是不会随着选举结束消失，未来将会持续。

第二、面对全球化驱动因素的变化，必须对全球化的未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经济动因还在，全球经济不会脱钩，我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要时刻准备应对各国国内政治议题的冲击。这需要积极推动WTO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等，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化，降低国际政治冲击力度。

三、未来的全球产业链是建立在知识密集、研发密集和数据密集基础之上的，以此为目标精准降成本、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工资上涨对产业迁出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套利型价值链在下降，另一方面，重要的是生产率基础上的实际工资，而不是简单的名义工资。建立必要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

四、为了更好发挥中国经济的潜力，需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外部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结构必然要随之发生调整。但是，目前还存在很多阻碍结构调整的因素。在这种环境中，简单用总需求政策稳定经济可能会加剧结构调整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心从上游去产能逐步调整为下游行业的竞争环境构建，全面提升下游产业竞争力。加快推进产品市场改革与要素市场改革的协调，特别是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我国科技并不是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数字科技时代建立适宜的科研体制。加快微观会计准则和宏观统计规则修订，适应数字经济，更好地体现经济的价值创造来源。加快构建公务员正向激励体制。在目前职务与职级并行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基层奖励性绩效的实施。

第五，在设计短期政策时候，更多考虑未来的改革开放要求，考虑政策叠加后果，构建与未来适应的宏观调控框架。通过各种适应市场需求的保障房建设，稳定房价和房地产投资。同时，还需要加大力度稳定基建投资，与我国当前的储蓄率相协调，建议基本稳定在6%左右。稳定当前对新兴产业等财政补贴，放缓政策退坡力度，利用前瞻指引，提升预期的稳定性。为了稳定基建投资和新兴产业，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可考虑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下半年货币政策保持结构性宽松，建议下调一次基准利率和一次准备金率，保持金融行业盈利平稳。维持汇率基本稳定，在加大金融开放的同时，提前准备市场化资本流动调节工具，实现资本流动有序。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加大对于科技金融的规则制定，推动科技金融在正规渠道内发展，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