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抓好“六稳”、“六保”，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升消费。国内消费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量的六成。只有消费稳定了，经济稳定才有保证。

近年来消费问题比较突出。2019年消费实际增速6.36%，比2018年下滑了1.7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7.8%，比2018年贡献率65.9%下滑8.1个百分点。正由于消费增速下滑，导致了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更麻烦的问题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打击了我国居民消费。1-4月社会零售品总额累计增速为负16.2%。作为消费新动能的网上商品和服务销售，累计同比仅增长1.7%，相比2019年16.5%的增长率下降14.8个百分点。一季度，消费拖累GDP负增长4.36个百分点，占据了GDP负增长的6成以上。

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消费会不会自动出现“报复性反弹”呢？答案是否定的。报复性消费意味着居民消费模式发生变化，但是无论从总量还是微观上，居民的行为不会转向报复性消费。

一方面，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由此带来失业风险攀升。至4月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同比下滑22.9%，调查失业率上升到6%。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消费者会更加谨慎，储蓄倾向上升。“宅”成为常态行为，“买它、买它、买它”等剁手冲动会受到抑止。

另一方面，从微观行为模式看，消费模式至多是回归疫情前的常态，不会发生加大补偿性消费的情形。居民不会因为上半年没有在外就餐，在下半年就加大力度一天吃五顿，也不会因为上半年没有出去理发就在下半年每天理发。家电等耐用品消费是上半年消费的延迟，而不是报复性增长。人们不会因为上半年没有购买就买两台电视、五台冰箱。总体看，失去的已经失去，在大多数消费品类，消费者并不会在下半年自动增加购买，以补齐上半年失去的消费。

总之， 2019年消费增速下滑的大趋势叠加疫情影响，下半年需要努力的方向是消费增速能够扭转2019年的快速下降，而不是爆发性增长。所以，对消费的总体政策取向是“稳”。

为了稳消费，部委和地方政府等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发放消费券、启动购车补贴等。这些政策起到了很好地效果。但是，为了更好地提振消费，除了关注消费内容升级等方面以外，更要以稳定居民资产负债为主要抓手。

疫情影响收入后，居民资产负债表中高债务负担对消费的阻碍作用加大。近年来，居民债务持续积累，导致住户部门债务余额和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不断上升，居民现金流越来越紧张。在疫情的冲击下，今年居民收入增速下降，这就导致前期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加大，将挤压居民用于消费的可支配资金。

根据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2018年末，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60.4%，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的72.1%，但是高于世界平均的59.7%和新兴市场国家平均的39.9%。同时，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增幅高于世界主要国家。2018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上升3.4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和澳大利亚住户部门杠杆率分别下降1.5个和0.7个百分点，日本、英国等住户部门杠杆率也仅有小幅上升。

随着杠杆率上升，居民还款压力逐渐加大，资金链变得越来越紧。根据人民银行计算，2018年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7%，较同期住户部门债务增速低7.5个百分点。住户部门贷款余额与可支配收入比为99.9%，同比上升6.5个百分点。2019年住户部门贷款继续同比增长15.53%，至2020年4月份再次同比上涨13.88%，远超收入增速。

居民债务压力分布并不平均。低收入家庭一旦陷入债务，负担更为沉重。此次疫情影响最大的恰恰又是部分中低收入行业。根据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分行业平均工资数据，农林牧渔、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三个行业排名后三位。住宿餐饮等服务业是这次影响的重灾区，恢复十分缓慢，加剧了从业人员家庭资产负债表负担。

综合前面分析，稳定中国经济基本盘在于稳定消费。除政府消费外，消费中7成来自居民消费。由于前几年快速积累的债务，在疫情导致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居民还本付息压力加大。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一旦陷入债务，负担更为沉重。债务刚性支出导致居民消费受到很大限制。

宏观政策还需要更有针对性发力，稳定居民资产负债表。从根本上，进一步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扶持，提高就业数量和质量，稳定居民收入。同时，货币政策可以进一步考虑降息。当前利率水平与2009年基本持平，但是经济增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债务利息的绝对负担仍然较大。最后，为了弥补居民消费的不足，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在政府消费领域发力。提升政府消费一方面可以提高总消费，另一方面通过保障民生，也可以部分缓解居民资产负债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