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2日下午，第四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题为“发展与和谐——挑战、机遇与对策”的圆桌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邀请二十几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话题进行讨论。以下为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的精彩观点。
马晓河：后半场是国内，我讲讲国内，现在国内和国际问题连在一块了，大家知道刚刚统计局公布我们国家今年达到了GDP是20.9万亿，接近21万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说如果从今年开始，我们国家每年平均增长7.2，到2020年，中国的GDP要远远超过中国政府制定的2020年的规划，翻两番，我曾经做过计算，到2020年持续按照7.2，中国的GDP会超过50万亿，大家算一下，50万亿，准确数字是50.5万亿，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中国政府规定到2020年，人均GDP是3000美元，我觉得不止，2020年的汇率变化绝对不是现在的变化，假定按照5：1算，到2020年，中国按美元折算是10.1万亿美元，什么概念？全世界第二。
再看2020年的人多少？按照2020年的人是14点几亿，人均GDP是7000美元，而不是30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中国的经济增长规模在持续地搭上快速列车在向前走，经济不是说你要发愁，涨不上去，而是像梦幻一样在涨，这个被挡也挡不住，刚才贾康说提供公共服务是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放大，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你看经济真的像在变魔法一样，都在扩大，谁能想到今年我们GDP是10.7，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觉得要高度地、冷静地看待中国经济增长，不能说头脑发热。陶醉于繁荣的经济，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觉得中国经济现在目前非常好，总体趋势特别好，快速列车，高速列车，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精英们来思考。
第一个问题，由过度储蓄引起的资金过剩问题，我觉得这个矛盾也是越来越突出，过度储蓄。大了今年的年底，恐怕中国的储蓄会达到34万亿，34万亿什么概念呢？中国21万亿的GDP，一下储蓄34万亿，这34万亿还在增长，中国现在感到很奇怪，一个是经济在不断向上走，一个是金山银山在向上涨，这感到很奇怪，储蓄率在不断提高，我觉得这个是要引起外汇储备，引起国内资金，出现了双剩余。双剩余引起流动性过剩。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是宏观调控者或者在座的每个精英都要考虑的，大量过剩。
有人讲过剩是它一个人口结构的必然选择，还有亚洲型，还有制度选择都有影响，但是觉得这种过分的储蓄，我觉得对社会是不利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有关，由过度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过度储蓄必然引起过度投资，过度投资必然引起产能过剩，有人说原罪不是投资，原罪是消费。我认为中国的消费非常高，你现在看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消费年年快GDP增长，你看哪一年都是快GDP增长，但是为什么还过剩呢？就在于投资过快，投资刺激了产能增长，产能增长年年超过了你的国内消费，最后形成一种被迫型的出口，大量的过剩向外出口。
你知道咱们2006年全国的微型计算机生产多少台？1亿部，去年的彩电9千万台，去年的手机5亿部，去年的汽车超过700万辆，去年的鞋超过90亿双，2005年全国向国际出口69.13亿双鞋，我们国内消费非常少，假定农村人每两年消费一双鞋，假定是2005年农村人一双鞋都没消费，90亿双鞋什么概念？我们城里人每人平均20亿双，左右手、脖子上、脚上全是鞋。
在这种情况下过剩不得不出口，出口引起外汇顺差、外汇积累，贸易摩擦反倾销，带来好多资源的浪费，有人说出口是对的，但是大家想到没有？有些大量的出口是浪费资源，耗费环境为代价。
还有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我们的电风扇一年出口5.4亿台，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大量过度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最后没有办法靠国际循环，这种循环能持续下去吗？再持续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资源支撑能力，我们的环境支撑能力，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权利谁来提供。这是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想致富，所以中国人民从城市到农村20小时生产，生产出来的就多了，你想赚一百我想赚一千，他想赚一万。最后产品就多了。
第三个矛盾，由于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收入过度的向少数人集中，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个计算，90年到200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里边，高收入者占的份额越来越高，低收入者占的份额越来越低，这种分配向少数人集中，即表现在初次分配，也表现在再次分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成果没有公平地分配给各个人群，特别是中级收入人群，带来了许多问题。
比如说社会的成长，公共服务怎么去让穷人共享，还有你比如说大量的过剩产品，怎么让中低收入者消费，因为富人不会消费，豪华车有的、房有了，不用消费，2004年和2005年相比，两年里面农村人平均每增长100块钱，他们都要消费90%以上，城里也是70%点几，第二数城里的20%的高收入者，每增长一百块钱，用于消费的比重不到50%，而用于储蓄超过50%，穷人是80%、90%，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把社会发展成果分配给穷人，让他们拉动内需，这也是我们宏观调控需要考虑的问题，政府不但要提供公共服务，政府还要公平，我怎么样利用我的调控手段让成果公平地分配给穷人，这个我觉得是未来和近期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总了29年，到2007年是2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成功是走了一个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有人说是北京公式，也可以这么说，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繁荣，大家我现在反过来问，这种渐进式改革走到今天，由渐进式改革引起的制度创新对今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我觉得这个需要思考，因为中国的改革首先第一渐进，第二是先易后难，这种改革的核心是，我们通过渐进式改革要让广大的决策者，从上到下都受益，反过来自主改革，但是走到今天，有些通过改革获得收益的人，现在还回来继续不继续支持改革，是反对改革还是支持改革，还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保持自己，是需要考虑的。
还有一个渐进式改革到了今天，我们这些非常难的一些高难度的改革，要懂那些硬骨头的，国际国内交叉到一块的能不能改革，我认为到了今天，渐进式改革发挥的制度创新效应在推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作用在弱化，所以中国的改革到今天，需要采取一些创新方法，我想可能是一些渐进式的改革和突破式的改革要进行双重的改革。有些改革恐怕是靠渐进式是不行的。
总的一条，中国经济到了今天，继续在往美好的方向走，可以说我们的蛋糕是越来越大，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但是在中国人鼓起腰包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管理、治国都需要大智慧。
时间：2007-4-2
来源：中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