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处于两个周期同步下行阶段
2019/1/18 14:43:00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长中期下行与中周期下行同步变动阶段,而国内外环境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因素还将加剧经济下行,这种趋势将超出我们的预期。

  一、有利于中国劳密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正在转折性变化

  第一,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情况下,有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发达国家从需求端减少对中国的进口,进而转向购买比中国更具比较优势国家的同类产品。还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利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本国市场,同时高端制造在技术创新上竞争力提高和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形成“高压”效应在变大。

  第二,低收入国家纷纷学习中国模式,学习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验,在中低端制造形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对中国市场形成了替代压力,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产生的“挤出”效应在不断加大。在国际市场需求紧缩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增加,势必给中国带来的出口挤出效应会突然变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美由合作共赢转向竞争对抗强度越来越大。美国为了保护自己既得国际利益,加大了对中国的不合作程度,特别是转向全面立体对抗。中国与世界最大经济体从过去低成本交易、合作获益,转向摩擦争端、对抗竞争,高成本交易导致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成本将大大提高。这将使我国出口环境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二、原有体制的边际红利在消退,消化矛盾的成本上升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由改革带来的边际红利在消退,但是我们要应付过去40年体制带来的矛盾成本在上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体制改革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要求按方向、按顶层设计进行改革。大胆创、大胆试的宏微观风险成本大大上升,没有后顾之忧的体制创新的环境似乎不存在了。不愿创新、不敢创新、不想创新效应增加了。

  第二,体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难度增加。原因是我国体制在做大规模、提高速度上有优势,手段轻车熟路,因为我们有举国体制。但做强做优做精,还需要体制机制进行变革。

  第三,原有体制改革的红利在减退,但原有体制积累起来的矛盾到了亟需消化期,消化应对这些矛盾,必然会增加成本,侵蚀增长红利。

  例如,目前汇市、股市、债市、楼市所发生的共振,就是由于原来体制矛盾和增长结构矛盾积累起来的。还有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诉求增多了,对公共服务能力诉求不断地提高,使得制度短期内难以完全满足需要,特别是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层要求扁平化的社会治理,不断加强,但是纵向化管理体制,习惯于从上到下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需要自我表达、自我决策,但是纵向管理习惯于替你表达、替你决策,双方的“愉快指数”下降,“痛苦指数”上升。如何驾驭和平衡纵向管理和扁平化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高超的智慧。

  三、新旧动能转换缓慢,影响增长

  从需求侧看,当前中国需求遇到的问题是公共投资趋向饱和,高端产业投资技术门槛高,投资增长率下滑在加快。尽管2018年10月份投资有所上升,但那是调整了统计口径的变化。从先行发达国家经验看,投资下降是一种趋势。目前我国急需社会消费来填补,但是消费与投资比,消费是慢变量,人人决策、理性消费,投资是少数人决策,快变量,见效快,相对非理性。

  所以一旦投资上不去,用消费替代,就决定了经济增长会出现阶段性放慢,特别是消费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会导致社会消费动力不强,这是我国当前遇到的大难题。从供给侧看,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确实很快,但是能真正体现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成长并不理想,比如高端装备制造业、核心电子芯片、软件、处理器,还有新型材料,这些对中国产业转型方面的力量支撑还远远不够。四、需要“坚决改”的体制方面还不到位、而“坚决不改”的体制方面边界模糊

  当前,我们遇到的迷惑或者矛盾是,“坚决改”的体制部分一定要改,但迟迟改不到位;而“坚决不改”那部分让人看不清。两个交叉在一块,影响增长。给人感觉是,哪些是坚决要改的,哪些又是坚决不改的,使人们产生的错觉是到处都是“坚决不改”的,好像这部分还在扩大。相反,“坚决要改的”在重大领域还看得不是很清楚。这样就遇到了几个问题,比如社会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影响增长,特别是政府干预微观活动,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有苦难言。还有,改革释放的信号既碎片,又部门化,甚至前后不一致,使得市场主体信心不足,预期下降。

  两类企业遇到了不同问题,部分国有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出现了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情况。而民营企业出现了信心空前不足局面,两类企业在中国经济上需要活力,现实的体制使企业活力在变弱。

  还有,社会管理体制似乎是“坚决改”的部分。但改革进展缓慢,影响了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比如,城乡阶层收入在明显的分化、固化,既影响了消费正常增长,又使得建立橄榄型社会的新格局难度加大。

  又如,城乡二元体制难以破除,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上遇到的阻力,似乎比过去还大,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把农民工向外赶,就业困难增加,小城镇产业支撑能力弱,农民收入增长预期下降。

  再者,社会需要赡养的老人人口增加,明显创造财富的劳动力人口红利在加快消失,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跟上。

  出路在哪里?我以为,重启改革开放新进程。对外,实行更高层次的开放,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进程(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中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对内,实行真改革、大改革,秉承40年的改革方针路线,建立有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体制。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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