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具体化为许多相关的政策，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与政策相关的一些认识问题，因为只有澄清了某些模糊认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到底高不高

　　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了37%。这样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例如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日、德三国，目前只有德国的出口依存度超过了30%，日本和美国都在10%上下，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时也不过16%，美国则从未超过12%，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应该继续允许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了。

　　如果未来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7.5%，贸易增长率平均为8%，则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肯定还会继续上升，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72%以上，这样的战略目标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当我们讨论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时候必须看到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动力源的变化。自上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相继出现经济“起飞”的各经济体，虽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长带动工业化加速，但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例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可在出口中外资企业的比重几乎等于“零”；“亚洲四小”在19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出口比重不超过8%；而东南亚“五小虎”在198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仅占到20%。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到2005年，外资企业出口比重已经达到58.3%。如果不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巨浪，在中国也不会出现自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长，因此，绝不能用所谓的历史规律来硬套中国今天的现实，只进行笼统的比较就提出中国贸易依存度过高的结论，而是应该依据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深刻改变的客观现实，来重新认识与设计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否则就会痛失促进中国加快工业化速度的最有利国际机遇。

　　外资真到了该限制的时候了?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目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有些产业领域甚至超过了90%，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某些产业领域，外资企业已经形成了闭环的产业链条。在当前讨论有关利用外资积极意义的时候，许多人似乎仅认为外资对促进中国就业有作用，而在经济安全、技术创新、民族工业发展等诸方面，外资都已不具有积极作用了，在保护环境和抑制国内资产泡沫方面，外资甚至发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庞大的资本剩余，许多人认为目前已经到需要限制利用外资规模的时候了。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是必须分清楚在一个事情中是好的一面大还是坏的一面大，权衡利弊才有正确的取舍。中国在资本方面虽然已经可以不依赖外资，但是在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科技与技术水平差距的阶段，只要扩大引进的外资是带有高技术含量的，从总体来说对中国就是有利的一面大。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由于新的全球化格局仍会继续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下一步产业转移的重点将集中到重化工业方面，而重化工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继续鼓励扩大外资流入所获得的利益，将会通过中国重化工产业获得更快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更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等方面展现出来。反之，中国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获得，中国就会在新全球化的增长格局中落后、掉队。

　　外资流入扩大的确会对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领域形成控制甚至垄断，但首先是要看这些生产能力是否可以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利用，为充实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作出贡献。从改革开放以来转移到中国的外资企业实际情况看，这些外资企业一般都会是先满足了中国国内的需求，多出部分才拿来出口，有些行业中的外资企业目前外销比率很高，但首要原因不是不愿意扩大内销比重，而是在现阶段中国的内需还吸纳不了，随着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外资企业的内外销比率也会发生改变，也有许多外资企业原本就是奔着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来的，这就是一个推动中国产出增长与满足国内需求增长的过程。日本和“亚洲四小”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所谓“高速增长期”一般只能持续10年左右，但中国从1978年至今，已经创造出持续28年高增长的世界奇迹，其中不仅有改革开放的功劳，也是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所以只要流入中国的外资可以服务于中国的供给与需求增长，尽管会在许多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仍是积极的一面大。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外移，已经导致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增长速度的长期下降趋势，以美国为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1990年还高达25%，目前已经下降到13%，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到1%，所以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首先是改变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

　　此外，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的工资水平，一般要比发达国家低80%，这样就吸引了发达国家逐渐把研发中心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得以迅速成长和扩大。外资企业虽然可以不断扩大在中国的产业领域，但人才是可以流动的，这样就为中国本土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准备了人力资源条件。

　　没必要担心引进外资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

　　许多人担心，中国不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依赖，从而不仅会阻碍本国的技术创新，还会由于发达国家对技术转移的限制，使中国的技术进步永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甚至使国家安全失去保障。

　　从科技进步看，物质产业的发展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物质产业发展失去了比较优势，已经被迫走上了只能以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相交换才能生存的“虚拟资本主义”道路，科技发展的速度因此而显著缓慢下来。例如，美国最近几年的GDP增长中，有超过50%是被房地产业拉动的，而在房地产业中，即便是建筑5A级的高智能化写字楼，其科技含量也不超过15%，所以美国的许多精英人士都在担心，由于美国物质产业发展的“空心化”，将会导致美国科技发展也停滞。2004年由戴尔、惠普等美国高科技大公司提供的一份报告说明，过去20年里，美国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1%迅速降低到18%。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高科技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从7%上升到了25%。1989年到2001年里，美国的高科技产出只增加了一倍，但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出却上升了8倍多。报告还指出，美国培养的理工科人才也落在了亚洲国家后面。以2000年为例，亚洲国家的大学颁发了大约120万份理工科的毕业证书，而北美洲的大学只颁发了大约50万份毕业证书。人才培养速度的缓慢已直接影响到美国在理工科研究领域内的新发现。报告说，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美国发表的理工科论文只增加了13%；而包括中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则增加了492%。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投入研究的资金也直追美国。报告说，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研究投资增加了140%，而美国只增加了34%。

　　直到2004年美国的海外投资年收益仍然是正值，但当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已经比外国投资到美国的投资总额少了3万亿美元。美国许多精英人士曾据此骄傲地说，这是因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达，知识产权的回报率高，但是2005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首次出现了逆差，说明美国的科技进步速度与输出知识产权的能力已经开始萎缩了。种种迹象说明，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内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先地位，如今已经开始动摇了。

　　反观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最艰难的“爬坡”阶段，从长期看，国内能源、矿产和主要农产品都存在着巨大的供给缺口，也不可能永远靠从国际市场进口满足需求。发达国家以占世界13%的人口规模，却消耗了超过世界2/3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也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老路，把完成工业化任务建立在石油、煤炭和钢铁等传统能源与原材料上，根据世界现有的资源供给可能计算，大约只能维持30～40年，而且会面临着剧烈攀升的资源产品价格与巨大的环境压力。这就逼迫中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向科技进步要发展空间，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会据此占领世界科技进步的巅峰。

　　1994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第一次超过轻纺产品，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十年后中国机电产品贸易首次出现了156.7亿美元的顺差，2006年前11个月则猛增到623.3亿美元，增长了3倍。在2005年中美贸易中，按美方统计为中方顺差2020亿美元，在中美贸易所涉及的98大类产品中，75类工业制成品都是中方顺差，其中不仅有消费品，机器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23类初级产品则主要是美方顺差。从这些变化不难看出，主要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机电产品，不仅已在很多领域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能以强大的竞争力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重工业产品方面，却越来越依靠从中国的进口。

　　可以预计，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的中心将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以，担心继续扩大引进外资规模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没有根据的。

　　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会明显削弱中国国际竞争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繁荣期，中国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水平都出现明显上涨，这是否会使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丧失长期以来的竞争优势呢？

　　从工资成本的竞争优势看，中国还可以保持20多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直到今天仍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从城乡收入差距看甚至比1980年代有所强化，而彻底消除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恐怕需要30年乃至更长时间。二元结构使中国在今后长期内仍然会拥有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这样就会对中国的工资水平形成长期的压抑，从而使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长期的工资成本竞争力。

　　中国的竞争优势也产生于区域的二元结构，即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在沿海地区要素价格上升后，企业还可以向内地要素价格低的广阔区域转移，一些小国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相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在要素价格上升推动下产业结构升级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向内地转移，仍可以保持竞争优势。

　　从土地资源条件看，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所做的一项研究，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保持在5000万吨，国内耕地的单产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则在目前的18亿亩耕地资源中，还可以拿出1.5亿亩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发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约600万亩，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耕地转移规模还要高，因此土地供应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从产业竞争能力看，中国的竞争优势更明显。因为下一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会向重化工产业集中，而重工业的产业链条很长，发达国家只能首先转移重工制造产业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这就需要接受转移的国家必须具备良好重工业基础和很强的配套能力，以及素质优秀的技术工人。以机器和运输设备占全部制造业产出比重来比较几个发展中大国，2001年中国为32%，巴西和墨西哥为27%，印度只有19%；以当年该产业的产出规模比较，中国是墨西哥的4.5倍，巴西的7.7倍；从制造业的工人人数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都在1000万人以下，中国则超过了6000万。所以，由于中国重工产业的发达程度明显高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发达国家重工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果说在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在接受重工业转移方面，这些国家的竞争劣势就太明显了。

　　重化工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重化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轻工业，重工业比重的提升可以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从工资占产值比重看，却可能是下降的。例如在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中，机电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比纺织和服装产业部门高出20%～50%，但是人均产值却高出3～4倍，所以如果重化工产业转移成为主导潮流，工资水平的提高也不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太明显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不存在真实压力

　　“八五”时期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稳定的贸易顺差格局，到“十五”末期，已经累计形成了超过3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十五”时期累计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顺差额的55%。与此同时，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在资本项下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顺差，这种“双顺差”格局，使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也要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那么在新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当怎样安排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折算率，其基础是两国商品价格体系的比较，而各国商品的价格水平，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冷战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南北国家间高达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开启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但是除了资本要素外，土地与劳动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动，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及其商品价格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平，而是会在未来十几至二十多年内仍然存在着巨大落差，这个高达几十倍的价格体系落差不是简单地调整汇率就可以校正的。

　　国外经常以人民币低估来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从理论角度看，货币的对应物是商品，商品的价值不提升，货币的升值就没有根据。举例来说，在目前的中国，一亩土地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其价值只能以数百元计，但是若转移到工、商业用途，其价值则会上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工商业领域所获得的产出价值，可以比农业高出几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个劳动力如果从事农业生产，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转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则可以创造出万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当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报酬率的部门向高报酬率的部门转移时，就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普遍提升，从而抬高了本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这就是本币升值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各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候，本币才会出现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币升值就有充足的理由，反之，在中国直到目前还有60%的农村人口，工业化刚刚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时候，硬要中国脱离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本币升值来提高本国的要素价值，才真正是对人民币的高估。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本国的最大利益。由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可以在两个存在着巨大价格落差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采购，发达国家如果仍然把生产和采购放在国内，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损失巨大的利润，放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和采购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上升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失，这是已经进行了产业资本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采购和销售中获利的贸易、流通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新全球化格局中真正受损的是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和采购转移的中、小制造商与流通商，以及部分失去工资岗位的产业工人，而他们实际上也已经从享受低价进口产品中获益。所以，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由于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结局仍然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并不是真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

　　由于在今后长期内并不存在着对人民币的真实压力，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还是要与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同步，具体说就是要保持在真实换汇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怎样看待未来10年贸易顺差扩大问题

　　中国的收入分配矛盾需要通过扩大外需来缓解，而且新的全球化格局也提供了这种可能，但还需要研究有关问题。

　　一个问题是，贸易顺差需要扩大到何种规模才对缓解国内净储蓄过度增长为有利。中国净储蓄过剩的一个表现是国内银行体系的“存差”，1999年中国的存差额首次突破1.5万亿元，到2006年末则突破了11万亿元。与此相对应，这三年累计的贸易顺差只有2.5万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当年国内新增净储蓄的40%，所以国内商品过剩的矛盾还是很明显。如果按近5年银行存差增长的速度计算，到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总额可能会增加到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按目前汇率折算就是超过3万亿美元，即使按目前顺差占国内当年新增净储蓄的40%计算，也应该形成10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顺差。当然在未来10年通过各种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国内净储蓄的形成速度也会有所减缓，甚至可能是明显减缓，但仍然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的年新增额，因此要求到2015年贸易顺差额增长到300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与目前外需缓解国内过剩矛盾的程度相同，如果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真的突破了10万亿元，实际上当年中国贸易顺差额超过5000亿美元才会更理想。

　　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只有德国的贸易顺差总额达到过1500亿美元，未来10年中国的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否太高了呢？必须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15倍于德国，日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额都曾达到8000美元以上，人均贸易顺差额都曾达到1500美元以上。按此计算，以2015年中国人口14亿计，仅贸易顺差额就可以超过2万亿美元，要求到201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外汇储备：化解风险是当务之急

　　贸易顺差扩大加可能会增多的国际投资流入，会不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到2015年前中国的年贸易顺差额会增加到3000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平均达到1000亿美元，则仅由于这两个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就可能新增2.5万亿美元，加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和部分“热钱”流入，未来10年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上升到超过4万亿美元，这已经基本等同于目前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了。

　　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必然会招致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化解风险的办法。

　　首先是应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过于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累积着越来越高的风险。外汇资产与其他资产的不同之处是，外汇是一种“平衡资产”，即对于国际主要货币来说，这种货币涨了，必然是另一种货币降了，所以只要货币储备的篮子比较均衡，一般来说就可以避免货币汇率变动的损失。而证券、房地产等资产形态，则具有同升同降的性质，无法通过建立对冲机制来避险。

　　另一个办法是尽快建立中国的石油、贵金属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大规模购买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例如油田和矿山等。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由于天然禀赋的资源不足，中国也越来越加深依赖国际资源，例如石油和铁矿石等的国际依赖率都已达到40%～50%，这样当国际社会发生任何动荡的时候，必然会明显影响到中国的物质生产供应链，但是我国直到最近才提出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任务，初步的目标是建立大约一周左右的战略储备油，与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立的3个月以上的战略储备油规模相差甚远，而建立其他重要矿产储备的任务直到目前也没有被提出来，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安全性。我们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一方面又急需建立各种重要的资源储备，完全应该也有条件加快建立战略储备资源和推动企业到海外收购的工作。

　　必须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储备的形式绝不只是一个，实物储备形式也是重要的储备形式。中国由于贸易顺差扩大和大量吸纳外资会形成大量外汇收入，但是把这些外汇收入是用于增加外汇储备，还是用于增加实物储备，是中国政府可以选择的。中国过去外汇储备不多，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人民币的稳定，适当增加外汇规模是必需的，但是按照国际惯例，拥有大约相当于3个月的进口规模就可以了，拥有满足6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了，按照满足6个月进口的标准，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1995年就达到了，而到今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15个月的进口额，实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战略资源的实物储备规模以石油来说，却连国际公认标准的10%都不到，又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尽快转换中国储备的形态，实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还应该看到，由于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货币脱离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急剧膨胀，已经酝酿成巨大的货币泡沫，迟早会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危机的爆发，引起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因此即便可以通过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来化解汇率的风险，但还是不能避免国际货币泡沫破灭时庞大外汇储备对实物剧烈贬值的风险，这就更突出了尽早把货币资产大量转化成实物资产的必要性。

　　对外开放区域需要新突破口

　　在新全球化格局的发展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续重点将是重工产业，这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国际投资和出口增长都会向重工产业转移，而对中国来说，重工业基础最发达，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东北三省，因此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重点应该选择东北。

　　走出东北振兴之路还是要靠对外开放。在外部，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的浪潮正在兴起，在中国内部，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基础是相对最好的。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虽然缺乏本地市场，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却可以靠外部国际市场对重化工业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转移，来完成对本地区重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振兴东北经济的新路子。东北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新的振兴，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带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连成一片，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东北三省除辽宁有发达的出海口外，吉、黑两省都不能直接出海，这是东北通过扩大开放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障碍。从珲春地区打开吉、黑两省出海通道的构想已经议论了多年，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大力推动，但进展不大。如果能把东北定为新对外开放占领的重点地区，这个问题就必须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加紧解决。

　　树立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新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经济要更深地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特别是要不断加深对海外资源的依赖，这是否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新威胁？这个问题还要从新全球化格局的特点来回答。

　　在当今时代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已经丧失了全球的比较优势，将会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供应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生存形态已经发生了质变。拥有世界霸权的大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新的全球化格局框架下，只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能力增长，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消费才能增加，反之，如果中国的海外资源产品供应链断裂，也等同于发达国家要失去物质产品供应的保障，因此这种依赖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的格局，就是中国最好的国际安全保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物质产品供应依赖越深，中国的国际安全保障度就会越高。所以，在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并仍在发生剧烈改变的新时代，要有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开放战略要与外交战略协调好

　　从总的变化方向讲，西方国家将会不断加深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特别是在进入到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重工产业资本转移后，这种依赖会更加明显，这会使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中，逐步取得日益明显的优势地位，也会使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加友好，也取得了某种国际安全保障。

　　但是，由于中国必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资源，甚至把超过一半的世界资源，都吸收到中国来使用，同时又承接了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资本的主体和大部分市场需求，这样就会使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与中国一样，享受新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好处，从而可能使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围绕发展机会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冲突。

　　在二战后所形成的“水平分工圈”与“垂直分工圈”框架内，工业制成品基本是在发达国家内流动，工业原料则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新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框架，随着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制造业产品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工业原料则开始从部分发展中国家，流向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动中，中国由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优势，一方面在不断吸纳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各种工业原料，一方面向发达国家输出制造业产品，同时还把部分制造业产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了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框架，替代了以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新机会，也会因此重复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外交关系，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必须慎重对待的新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不仅中国的资源获得会失去可靠保障，还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孤立。因此，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必须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做必要的调整，要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到更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