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发生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随后发生的中美外交与军事冲突升级，更是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关心这一事件的人都在想，这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还是在其背后隐藏着美国的某种意图。

　　1998年6月，我曾在《了望》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欧元统一与亚洲金融风暴及我国的中期战略选择》分析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因。我的分析是，由于欧元的启动，导致欧洲的避险资金流向北美和亚洲，从而造成美国经济的异常繁荣和亚洲国家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背离，使索罗斯这些国际金融大鳄寻找到外汇套利空间，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风暴。我的结论是，美国经济与股市的异常繁荣由于是建立在大量短期外资流入上，因此亦不可能持久，一旦欧元启动成功，引起欧洲避险资金回流，美国经济必然陷入衰退。

　　然而我没有估计到的情况是，美国虽然没有经济手段能阻止国际资本的运动，却拥有冷战后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仍可用其来制造区域动乱，达到阻止国际资本外流的目的。具体情况就是，当1999年初欧元启动后出现对美元强势的时候，悍然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在欧洲腹地造出战争风险，吓阻国际资本向欧洲的流动，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轰炸我驻南大使馆，阻止科索沃的和平进程。这一认识表现为1999年6月我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美国泡沫与战争图谋”。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欧洲经济又出现强劲复苏势头，2000年，欧洲经济达到10年来增长速度的高峰，但欧元始终没有出现强势，2000年上半年美国经济与股市也未显出丝毫颓势，是何原因呢？是国际油价。1998年以来，美国通过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一系列并购与操纵，推动国际油价一路飚升，上涨了3倍还多。由于欧美经济结构不同，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也不同，高企的国际油价导致欧盟国家的通胀指数不断攀升，迫使以稳定货币为宗旨的欧洲央行，在欧洲刚刚出现经济复苏势头的时候就被迫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这一认识，反映为2000年10月我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的文章“欧元、美国股市与国际油价”。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国际资本流向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经济就繁荣，反之就衰败。而美国的短期战略目标，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维护已经流入美国的庞大国际资本不能出境。但事与愿违的是，美国操纵国际油价打击欧洲经济，却由于美欧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引起美国在欧利益严重萎缩，进而传导到美国股市，从而结束了美国股市与经济长达10年的繁荣。从2000年9月下旬开始，先是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严重下挫，其后纳指、道指双双下挫。2000年11月1日，纳指跌破3000点大关，2001年3月12日又破2000点大关，道指则于3月14日跌破万点大关。4月3日，纳指跌至1672·99点，道指跌至9485·71点，双双跌到此次股灾以来的最低点。股市崩溃直接导致经济衰退，美国2000年2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还高达5·6%，3季度就跌到2·2%，4季度又跌到1%，今年1季度也只有2%，大大低于去年1季度的4%。到目前为止，美国股市已经损失了3·5万亿美元的财富，而有关美国股市与经济的利空消息仍然不绝于耳，美国经济是否会由此而进入一场严重衰退，仍是前景叵测。

　　美国股市萎缩，意味着大量资金已从股市溢出，今后流向何方则取决于资金拥有者的意愿。美国以外可以选择的投资场所无非欧亚两大块，从目前情况看，欧美经济联系紧密，美国不好，欧洲经济很难“一花独秀”，而且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又不断在欧洲的周边伊拉克、科索沃和巴、以地区制造新的危机，构造出欧洲的不安全形势，所以这笔资金难以向欧洲回流；在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目前仍然泥足深陷，走不出90年代初以来泡沫经济崩溃的困境，也不是好的投资场所，美国根本不担心日本会接走这笔巨额国际资金。

　　最让美国害怕的是中国。当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攀附于美国经济走势的时候，中国经济却依靠我们庞大的国内市场，明显表现出独立于美国和世界市场的特征。去年各季度经济增长率连续走高，全年达到8·1%，比1999年高出整1个百分点，今年1季度仍然保持了持续上升势头。去年中国通讯、信息类制造业已晋升为中国制造业中第一大产业，但即使是中国的新经济部门也没有随代表美国新经济的纳斯达克股市崩溃而稍显颓势，美国半导体协会1季度估计，今年全球的半导体生产增长将可能从去年的37%下降到5%，但中国今年1～4月的芯片生产却增长了230%全年看，中国今年的增长率可能略低于去年，但仍会明显高于7%，因而是全球大经济体中唯一能保持持续高增长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显露出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态势。这种情况不可能不为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所重视。1999年世界《财富》论坛在上海召开，有71家世界500强企业到会，2000年在巴黎召开，只来了16家，今年《财富》论坛不得不再次到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举行年会，又引来了6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对世界投资者的吸引由此可窥一斑。1999年中国利用外资还是负增长20%，2000年已猛增了50%，今年1季度又大幅度增加了44%，外资进入中国已经再现高潮。此外，正当美国股市今年以来持续惨跌的时候，中国由于对内开放B股，连拉B股市场7个“涨捅，与美国股市形成强烈反差，对国际资本形成强烈震撼。所以，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接纳这笔国际资金。

　　不言而喻，军机事件出现在美国股市急速滑落的3、4月份绝非偶然，美国由军机事件连续引发的拒不道歉、动用航母威胁、改变战略核武器瞄准重心等一系列闹剧，目的就是利用其军事优势，制造出到中国投资的不安全因素，使已经游离出美国股市的国际资本不敢到中国赖悖美国并非不想用经济办法挽救美国股市和留住国际资本，但美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新经济的泡沫过于严重，所谓“物极必返惚，必须有一个“矫往过正”的时期，因此从年初以来联储虽已5次降息都没能挽回美国股市的颓势，只有采取非经济手段阻挠国际资本离开美国。

　　也许有人会问，中美之间的各种冲突不断升温已有多年，过去冲突的地区是台海，这次只不过从台海转移到南中国海，凭什么说军机事件是美国出于保护国际资本不流出美国的目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中美军机事件反映的是美国的短期战略意图。在短期，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防止国际资本外流，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反映的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意图，或长期国家利益。

　　说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变化，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之后双方所签定的三个联合公报，已经奠定了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基点，即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对台军售保持在仅供防御的低金额与低技术水平。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历届总统都坚持以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处理台湾问题，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逐步密切，到1991～1993年，甚至开始露出和平统一的曙光。但1994年后，以李登辉访美和其提出“两国论”为标志，两岸关系急转直下，更有美国直接插手其间，又是提高军售等级，又是恢复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台湾海峡的巡弋，又是以保卫台湾为理由，把从未在美国本土之外部署过的巡航导弹部署到关岛，直到小布什上台后提出美国人要直接出兵保卫台湾。小布什还把中国从过去的“战略伙伴”视为“竞争对手”，美国国防部则拿出什么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美国在21世纪的首要敌人。美国的对台、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在1993年以后突然转弯呢？

　　美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对台政策，对台政策都是从属于对华政策；美国也从来没有独立的对华政策，对华政策都是从属于美国的全球政策。所以，要理解美国对台、对华政策的转变，必须看美国的全球政策或全球利益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看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发生了什么变化。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为欧洲是美国本土以外最富裕发达的地区，美国可以凭借从二战中对欧洲诸国所取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把这块肥肉划入自己的经济版图。从美国的海外投资看，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对欧洲的投资只占16%，其中对欧共体国家的投资比重还不到7%，但到70年代中期，新增投资的一半以上已经摆在欧洲，而且直到90年代初期仍然保持了这种以欧洲为重点的投资格局，并更加向欧共体国家集中。

　　美国在战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初，分别在亚洲的朝鲜和越南打了两场战争，这使得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始终摆在亚洲。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其主要智囊人物基辛格提出，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重心在欧洲，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应与其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才有美国共和党的极右派领袖尼克松跑到中国来主动修好关系、结束越战、联中抗苏等事情发生，才有1979年中美建交和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直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前两岸关系的良好进展。

　　但是美国在欧洲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苏联的存在，欧洲各国虽然富裕发达，但是却分割成十几个中小国家，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对抗苏联的武力威胁，不得不依靠美国人出人出枪，提供常规军力与核保护。战后欧盟各国之所以长期以来在各种政治、军事、外交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在经济利益上对美国忍辱退让，盖因于此。但美国为与前苏联争霸，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在与欧洲和日本的长期经济竞争中逐渐落了下风。1973年欧共体从6国扩大到9国，其人口和出口额都超过了美国，经济总量略逊于美国，而到1990年欧盟成立前，无论是人口、出口额、外汇储备还是经济总量，都显著超过了美国。加上日本和“亚洲四小”的崛起，到90年代初，美国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早已从战后的50%以上下降到只剩五分之一。

　　1991年前苏联解体，战后持续了近50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格局宣告结束，世界进入了所谓“一超多强”的局面。但是前面的分析说明，美国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超”只超在军事上，其经济实力已落在欧盟下风。没有了前苏联的军事威胁，欧洲人就没有了对美国人的军事依靠，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就突显出赖悖换句话说，随着霸权格局的结束，世界的主要矛盾已从政治、军事方面转到了经济方面。而正是由于美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发展的不平衡，使欧洲国家在摆脱了对美国的军事依靠后，敢于寻求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独立，遂有欧盟与欧元的诞生。

　　美国无法阻止欧洲人统一的意志与步伐，未来数年内欧盟东扩，其人口、地域版图和经济总量更是美国难以望其项背，美国的势力迟早会被排挤出欧洲，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也会被不断压缩，美国人对此是无可奈何。而另一方面，由于70年代与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相继完成工业化，以及90年代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工业化的起飞，世界的经济重心正在逐渐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以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这5个西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为例，1980年其产出总和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还不到14%，1997年就已经超过了20%，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0%还多，亦比欧盟国家高出1·4倍。

　　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也直接影响到美国国内区域结构的改变。历史上美国的人口和经济重心都在东北部传统工业最发达的14个州，到50年代中期，该地区还集中了美国50%以上的人口和70%以上的制造业产出。但先是50年代与60年代的朝鲜和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国防工业在西部大量投资，以后是美国80年代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又在西部和南部集中了大量国防高科技投资，使美国西南部地区的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为美国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奠定了基点。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太平洋东岸地区的高科技产业，与处于亚洲太平洋西岸的国家与地区展开分工，直接带动了台湾、韩国、香港、部分东盟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环太平洋地区的巨大新经济产业带，由此使战后美国新增的经济产出量越来越向西向南集中，最终引起美国的经济重心从东北部向西南部的快速、显著移动。1980年美国人口署第一次统计到西南部地区人口比重超过了东北部地区，十年后统计，西南部地区人口比重已达到55·6%，估计到200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64%；1982年，美国跨越太平洋的贸易额，第一次超越了跨越大西洋的贸易额。1997年，美国对欧盟国家出口为1370亿美元，而对环太平洋地区为2028亿美元，高出近50%。其中仅对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即为1391亿美元，也高于对欧盟的出口。1986年洛杉矶港的货物吞吐量已超过了纽约和新泽西港合计的吞吐量，为全美第一；1988年，洛杉矶市的存款额超越了纽约市在美国的传统地位，为全美第一；1990年，美国西南部地区的GDP总值已占到全美近60%。

　　这些情况都说明，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利益重心都越来越朝向环太平洋地区倾斜。到20世纪后期，美国东北部地区总产出与欧盟各国相加，略大于美国西南部地区与环太平洋各国总产出之和，但是从新增总产出看，则是后者远大于前者。因此可以说，从存量看，美国的国家利益重心仍在环大西洋地区，从增量看，则早已转移到环太平洋地区。根据亚太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整体利益重心从欧洲转到亚洲不会超过未来三年。

　　二战以来美国传统的国家利益重心正处在从欧洲东移到亚洲的历史性大转变之中，这一重大转折，不可能不令美国的国家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并给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带来各种冲撞和摩擦。连美国2000年大选也曲折映射出这个转变。在美国，早有民主党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利益，共和党代表西南部新兴工业利益的说法，此次大选，超过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的15个州，有11个州支持小布什，而低于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的10个州，有8个支持戈尔，使这种由经济利益而政治阵线的分野更加明显。戈尔与小布什，个人才华接近，对内政策并无多大区别，对外政策上则是小布什的重点在亚洲，戈尔则主张欧亚并重，此次美国大选中两个领导人势均力敌，长期僵持，几乎闹到国家无主，正是美国国家利益在欧亚存量、增量势均力敌，美国的国家政策将变未变的真实反映。

　　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是过去20年和未来20年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美国人也很清楚只有顺应这个潮流才能国富民强，因此想象过去统治欧洲那样，把环太平洋地区纳入自家势力版图。但美国要想把西太平洋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都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却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冷战时代就没有类似于欧洲国家那样对美国强烈的军事依靠，冷战结束后更没有由军事需求而产生的对美向心力。从经济看，则正在与美国离心离德，走向自我整合。欧洲的统一并不单纯是由于欧盟国家地域上的接近，更是因为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在50年代，欧共体国家的内部贸易就已占到欧共体国际贸易额的40%，到欧盟成立前已接近三分之二，没有这个基点，难以形成坚强的统一意志。8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出现了类似欧洲的情况。1989年，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占这五个国家与地区贸易总额的比重还只有29·5%，1997年已达到35·7%，就这五个国家与地区间新增贸易额的比重看，更是占到全部新增贸易额的41·6%。自80年代以来，除中国之外，日、港、韩、台对美国的贸易比重都下降，贸易顺差都缩小，甚至转为逆差，而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比重以及互相间的贸易比重都急剧上升，西太平洋地区国家与地区间的贸易，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已成为支撑这些国家与地区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日、港、韩、台的经济发展都是以美欧市场为出口导向，而欧洲的统一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产生，都对以贸易立身的日、港、韩、台形成排斥，迫使西太平洋各国家与地区越来越依靠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庞大市场为需求拉动，由此形成地区内加速整合的动力。

　　正象美国无法用任何经济办法阻止欧盟国家走向统一一样，美国也无法用任何经济办法阻止西太平洋各经济体走向整合。美国人唯一可以做的事，是充分利用其军事优势，在亚洲沿用冷战思维，创造出地区军事威胁，而后迫使亚洲国家从军事依靠产生经济服从。西太平洋地区过去有朝鲜半岛问题，但是北朝鲜太小，只有针对中国制造麻烦，才能使亚洲各国产生不安全感，这就是美国调整对台、对华政策的原因。

　　冷战结束是1991年，欧盟成立是1992年，从1994年开始两岸关系急转直下，所以我敢断言，1992～1993年是美国思考冷战结束后如何调整其全球战略格局的时期，而把其国家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的决策，是早在1994年以前就作出了。美国国防部近年来之所以制定了将战略重点转向亚洲的计划和进行了相应调整，不过是70年代“尼克松主义”的翻版，是要使美国的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在亚洲重合，而美国对台与对华政策的转变，都不过是1993年以后美国国家战略调整的反映。有人说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比小布什好，似乎美国民主党继续执政对中国更为有利，这个认识不对，虽然美国政府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可能不同，但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唯一的，不论谁在台上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更何况，两岸关系的恶化，正是在克林顿初入白宫时期。

　　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看似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是一只纸老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是美国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衰落为区域性大国的转折点。在欧洲统一问题面前，美国人束手无策，唯一的反应是在1994年慌不迭地推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是这一转折的写照。美国想把战略重点转到亚洲，为此对中国摆出了吓人的架式，但是他并不敢真和中国动武，因为中国是核大国，真正与中国进入对抗，美国就会立刻变成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区。从短期看，停留在美国的巨额国际资本就会立刻被吓走，等于是在干为欧洲人“为渊驱鱼”的蠢事。美国人要的就是把与中国的对抗关系把握在似有似无、可有可无的状态，只要让人感觉到来中国不安全就可以，而绝不能因此让人觉得在美国也不安全。顺便指出，美国人之所以把与中国的冲突地点选在南海而不是台海，就是因为在目前形势下，台海问题继续升温，立刻就会把美国卷进来，后续局势难以估测和控制，而在南海制造军机相撞，更可以作成是一个孤立事件，美国由此作出的文章可大可小，收发自如。

　　从长期看，美国“战略东移”的目的是寻求经济利益，而中国是未来20年内世界上增长最快、市场最大的国家，且与美国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美国对中国的巨大市场必欲先取之为快，而绝不会让日、欧捷足先登。美国从来只为获取经济利益动用军力，从不干相反的傻事，因此可以预言，为实现其战略东移的目的，美国今后还会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不断制造出各种新麻烦，但绝不敢真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更不会放松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中国的崛起是未来20年可以预期之事。西太平洋的五个国家和地区加俄罗斯远东地区，将可能以中国快速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为契机实现整合，形成与欧洲和北美两大经济区域三足鼎力的格局。根据我的初步预测，到2020年，欧盟国家约为5亿人口，21万亿美元GDP，北美自由贸易区4亿人口，19万亿美元GDP，而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香港、台湾、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西太平洋经济区”，将达到17亿人口，25万亿美元GDP。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经济区，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共同体，欧盟次之，美国则将退到北美一隅，变成世界区域性大国。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已经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启动之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市场最大的纺织品供应国，但是自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把墨西哥包括了进来，1994～1998年美、墨之间贸易额增长率高达近90%，墨西哥的劳动密集型纺织品由此迅速取代了中国的地位。1994年以前，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大中国圈纺织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还占到49%，而到1998年却迅速下降到28%。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直接导致了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1994年中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第一次取代了劳动密集型轻纺产品的地位，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品，到目前为止这个势头仍在延续。而贸易结构的变化，又引起了中国增长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工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乡镇企业20年中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大约提供了中国20年平均增长率9·6个百分点中的4个百分点，而乡镇企业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向型发展，其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60%。乡镇工业出口产值的平均比重高达47%，远高于中国工业23%的平均比重。但是1994年以后，随着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的外部条件消失，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过程随之结束，中国经济在政府再三启动经济的努力下，近年来增长率也没有超过8%，原因就在于近三年来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增长率始终没有超过8%，大大低于其他所有制成份的平均增长水平。去年12月欧盟在英国的尼斯开会，讨论欧盟东扩问题，计划将从2003年开始接纳部分东欧国家为新成员国。欧盟东扩将可能产生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接纳墨西哥的效应，对中国进入欧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替代，并再次影响到中国的增长与结构。可见，由于中国已深深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对未来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格局重大变化的研究，才能因势利导，争取胜利。(200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