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全球化背景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新经济体制所面临的矛盾，都需要中国从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当中寻求解决途径，但中国是否可以成功地扩大利用国际市场与资源的规模，不能只是中国一厢情愿，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国际条件，要看在未来25年内世界是否可能给中国提供高达6万亿美元的贸易空间，这就要对目前以及未来国际环境的大趋势进行研究与判断。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也产生了所谓“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这种失衡的主要标志，就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逆差，有可能引发美元崩溃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全球经济失衡，是被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均衡关系所代替的，这就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对应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日益扩大的负储蓄对应于东亚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净储蓄，美国的需求增长对应于东亚与中国的供给增长。

　　这种新全球化格局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基本上是呈相互隔绝的经济发展格局，在发达国家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因此出现了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部的水平分工体系，而大量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无法融入这一体系中。此外，由于冷战时代东西方的对立，而“南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东方”国家靠近，限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此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分工圈”和“垂直分工圈”，即发达国家间仅在彼此之间进行工业制成品的投资和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仅进行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交换，这样就导致在南、北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鸿沟越来越宽。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距。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价格也随之提高了，比如以美国与中国比较，可用于工业化发展的耕地资源按人均计算，是中国的25倍以上，但直到今天美国的城市地价平均约为500美元/平米，中国则仅为1200元人民币，相差3倍以上。按理说稀缺的资源应该价格高，但中国的地价却比美国低得多，就是因为中美在二战后长期内由于经济发展隔绝，形成了高低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价格差距。反观与美国同处于市场经济体系内的日本，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城市地价水平就上升到6千美元/平米，是美国地价水平的12倍，就是日本土地要素稀缺在价格体系中的正常反映。

　　冷战结束后，由于原东方国家纷纷转入市场经济体系，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立即展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面前。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的新潮流，由此形成了目前所说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战后至80年代末，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间流动，但2004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经从90年代初期的20%猛增到46%，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则猛增了48%。据世界银行刚刚发表的2005年全球金融报告，2005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910亿美元，比上年猛增了63%，说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持续了十多年后，仍在形成更大的浪潮。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迅速减少，必然会形成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在新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走得最快，贸易逆差的扩展速度也就最快。2005年美国的经常项逆差已经接近GDP的7%，2006年则肯定要超过7%。目前美国进口的物质产品，已经相当于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不仅美国是如此，欧洲也是如此，2003年欧洲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1000亿欧元，2005年根据欧盟统计，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达1060亿美元。同年11、12月欧元区连续出现贸易逆差，2006年前11个月累计则出现了151欧元的逆差，2006年出现欧元区的第一次全年逆差已成定局。

　　由于在战后50年的长期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使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完全失效了，因为对贸易双方来说，汇率调整一般只能使贸易双方的相对价格水平在百分之几十的范围内变动，而由生产要素价格差距所决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商品价格差距却高达百分之几千，这样汇率变动幅度如果不足10%，对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影响还不足0.1%，超过10%也不足1%，所以想要通过汇率调整来纠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实例是2005年7月中国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调整了汇率政策，到2006年末人民币已经对美元累计升值了7%，但2006年前11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中方对美贸易顺差仍扩大了271亿美元。

　　按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有30倍计算，即使在未来25年使人民币从目前对美元的8：1升值到2.7：1，即升值3倍，把这些差距缩小到10倍以内也要超过20年。以工资为例，目前中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大约为6%，发达国家大约为3%，如果未来都以这个水平增长，要100年才能拉平，加入人民币升值3倍因素，到2030年仍会相差10倍。从日元升值的经验看，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后才开始升值，而且在初始阶段升值的幅度也不大，只是在完成工业化十年后才开始大幅度升值，所以预计未来25年人民币升值3倍，已经是十分大胆的设想了。如果在未来20多年内中国仍可以保持住对发达国家极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就不会停顿，中国对发达国家贸易顺差的扩大也远没有到达顶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消费类产品已经基本覆盖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是消费类产业仅占发达国家制造业1/3的比重，而占2/3的重型制造业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转移。随着中国重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技术基础不断升级，将逐步形成承接发达国家重型制造业转移的条件，在未来10～15年内，发达国家的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甚至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都会大幅度消减国内生产份额，并把这些消减下来的生产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所以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新的全球化格局就会继续深入发展。

　　在整个80年代，中国的出口产品是以初级产品和轻纺产品为主导，1994年，机电产品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轻纺产品，2006年，机电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6.5%，加化工产品出口，重化工产品的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52%，重化工出口产品比重的迅速上升，与中国的工业化在90年代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是一致的。但是直到2005年，中国的重化工业出口比重仍低于重化工业在工业产出中69%的比重，而在进口结构中，重化工业产品的比重仍超过70%，说明中国的重化工业在产品品种、质量和技术水平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重工业进口替代的过程还没有走完。此外，虽然重化工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但还有大量产品是消费类产品，与发达国家以生产资料类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结构，差距仍是很明显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重化工产品出口比重上升的空间是巨大的。

　　在目前发达国家的8亿人口和4亿劳动力中，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约有8000万，总产出约10万亿美元。而中国不仅目前仍有约2亿左右的庞大剩余劳动力，到2030年人口高峰时，还会增加1亿左右的新劳动力，所以完全可以承接发达国家未来巨大的产业转移规模。当然不会是所有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都指向中国，但以中国稳定的政治体制、完善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制造业体系，和价格低廉且素质优秀的劳动力，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未来阶段发达国家重工业转移的指向地肯定首先是中国，从而使中国在未来真正获得新“世界工厂”的地位。

　　如果发达国家在未来25年将把2/3的制造业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有年均2.5%的制造业产品需求增长规模，到2030年就会形成超过12万亿美元的进口需求，如果其中40%指向中国，则加中国目前的出口规模，到203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就可超过5万亿美元，这对于2万亿美元的初级产品进口需求来说，已经足够了。由于到“十二五”后期中国将通过逐步理顺国内的收入分配关系来提升内需水平，反映到进出口方面就是进口速度会逐步提升，到2030年也将逐步达到贸易平衡，所以到2030年进口总额也将上升到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则将可能在2030年达到10万亿美元。

　　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本总额约有8万亿美元，如果其中的2/3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所吸纳的发达国家产业资本也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25年平均，每年约800美元，加上吸纳的其他类型国际投资，中国未来25年平均每年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利用外资额的年水平在未来还有可能上升。

　　当1987年我提出“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时候曾设想，到2000年中国的出口可达到1500亿美元，这个战略目标设想曾被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然而到1995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就基本上达到这个目标了（当年出口额为1487亿美元）。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只要新全球化格局进一步发展，只要在未来长时期内中国与发达的生产要素价格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的贸易额和贸易顺差额就会不断增长。由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也许会在未来新全球化格局中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投资和贸易份额，因此预测中国的贸易额在未来25年内达到10万亿美元，并争取到2.5万亿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份额，可能还是比较保守了。(20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