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8月到今年11月，中美已经举行了三次战略对话，本月以美财长保尔森为首，包括美联储主席、商务部长、能源部长和贸易代表在内的代表团，将到北京进行首次经济战略对话。2005年初当中国记者访问美国五角大楼时，美国国防部官员曾说中美举行联合军演是“为期遥远的事”，但是随着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法伦上将去年9月与今年5月两次访华，中美两国海军已经于今年9月和11月，在双方海域成功进行了首次联合军演。自去年以来，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方面迅速接近，各种举措可谓眼花缭乱，而其背后可以看出，是美国在主动推动对华关系的调整。

　　小布什上台之初，曾把中国称为“竞争对手”，自去年以来则改称为“战略伙伴”，自去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迅速接近，也显然是由美方推动的。美国推动中美关系急速升温，是出于短期考虑还是长期考虑？换言之，中美接近是短期性质还是战略性接近？这是本文所想探讨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是导致中美接近的战略性因素

　　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以往200年的世界历史中，已经出现过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从19世纪初到二战前，第二次是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三次就是目前这次，从90年代初至今正在蓬勃进行。

　　全球化的动力，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是工业革命后，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及其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矛盾，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与市场空间不足，需要向海外扩张。以1980年美元计算，1914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殖民地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了1790亿美元，比1980年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高出近1倍，也超过了当年世界全部直接投资的一半。但是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开发初级产品资源，这方面的投资占50％以上，还有超过30％是投资在运销产品与资源的交通基础设施，只有10％是投在制造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海外殖民地的廉价资源与输出国内过剩产品，获得了丰厚回报。

　　第二次全球化的背景，是二战后发达国家通过互相投资与全球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建立，寻求规模经济的回报。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内部的互相投资，占了世界直接投资的3/4以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下降到不足20％。

　　冷战结束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交换中，出现了一块“新利润”，举例来说，在中国生产的耐克鞋，发达国家的收购价只有5美元，但是到了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却要卖到120美元，可以升值几十倍，这种现象在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比比皆是。这块新利润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其产生的来源，本文由于篇幅有限，也不准备探讨这个理论问题，但就是因为产生了这块新利润，就导致了二战后发达国家通过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所构建的、发达国家内部的产业分工体系，如热汤泼雪般迅速消融，导致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优势全面丧失，以及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转移浪潮。2005年在全球直接投资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已经上升到超过40％，发展中国家所吸纳的投资主体，也转到制造业方面，以中国为例，在今年头9个月所吸纳的外资中，投向制造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已占到64.2％。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所导致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是发达国家全面丧失制造产业比较优势的必然结果。美国去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今年将可能超过9000亿美元，已相当于美国GDP的7％。欧洲诸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急剧扩大之中，据欧盟统计局数字，今年前8个月，欧元区贸易赤字累计为200亿欧元，而去年同期为199亿欧元的顺差。日本虽然仍保持贸易顺差，但总额不断缩小，今年10月份已年比缩小24.8％。

　　全球化的新特征，使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优势，而这个优势在前两次全球化浪潮中是看不到的。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是处在被奴役、被掠夺的地位，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则被排斥在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过程之外，只有本次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家才首次在制造产业和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对工业发达国家的全面优势。

　　但是也必须看到，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所获得的优势，并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即所谓“金砖四国”，其中又以中国所获得的全球化利益最多，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资料，自90年代初至2005年，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中排名第一的国家。

　　自1981年以来，美国就再没有出现过经常项目顺差，并且在过去的20多年，从几十亿美元急剧扩大到去年的超过8千亿美元。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大量进口产品涌入，冲击了美国的国内市场，导致许多企业倒闭，许多劳动者下岗失业，激起了国内的不满情绪，美国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也不断提出政策办法，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产业资本家要到发展中国家办厂，寻求新利润，商业资本家要到发展中国家收购产品，寻求新回报，“走资派”要走，美国政府和劳动者群体在新的全球化历史潮流冲击下，想拦也拦不住，美国经济的生存状态就只能走入了依靠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相交换的“虚拟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在所有为美国提供物质产品的国家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就最为强烈，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的最大利益来源国，所以美国必须保持与中国的最紧密的友好关系。正是美国的经济利益所在，成为美国要主动拉近中美关系的基本动因。

　　目前在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已经有80％以上是中国产品，欧盟国家也是如此。从去年到今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长率略有下降，出现了一个外资增长的“平台”，这个迹象说明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对中国的转移，已经大体上完成了。但是，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所占比重仅有1/3～1/4，“大头”是重化工业，因此从产业转移来说，发达国家的大头还没有动。不是不想动，而是因为重工业进行产业转移，需要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更高的技术与装备水平。例如发达国家的机械工业装备中，数控化率一般都在60％以上，美国、日本和德国更高达70％以上，而直到去年，中国工业设备中的数控化率才刚达到30％。因为在许多生产领域，中国还不具备承接发达国家重化工产业转移的条件，所以这个转移高峰就不会出现。相反，直到去年中国的重化工产品贸易还是逆差，说明中国的重化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没有形成。但是，随着2003年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以重化工产业打头的新经济增长高潮，中国重工业的技术基础正在得到迅速改造。仍以机械设备的数控化率来说，今年生产加进口，中国将新增25万台左右的数控机床，按照这个速度，到“十一五”末期中国的数控化率就可以超过60％，中国重工业的技术基础，就可以基本上与发达国家看齐，所以可以预言，到“十一五”末期，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一个发达国家向中国进行重化工业技术转移的新高潮。由于重化工业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大头，所以由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所带动的中国的外资吸纳量和贸易增长率，都会创造出显著高出过去3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峰。

　　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产业转移当然也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但是如果比较主要发展中国家目前的重工业规模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比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高出5～6倍，比印度高出10倍，而且基础设施更加发达完善，所以在进入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化工产业转移的阶段后，中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的优势会更加明显，肯定还会成为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的主要指向。

　　在继消费类产业转移后，发达国家又将进行更大规模的重化工产业转移，这将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业的依赖程度，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更高，也更长久，对走在虚拟资本主义道路上最远的美国来说，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这个前景美国人不会看不到，所以，美国要与中国拉近关系，必然是一个长远打算，是战略性的。

　　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越往后中国越具有战略主动权

　　在前苏联垮台后，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成为世界各类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在目前的中美关系接近中，也是美国人想与我们接近，中美关系才能拉得近，从这些变化看，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似乎很容易得出是美国主导与决定着中美关系变化的趋势与未来。但深入分析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趋势，情况恐怕不是如此。

　　首先，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对着东亚地区，而中国正在以庞大的市场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对东亚经济进行整合。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各国对美都保持着较大贸易顺差，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以中国为平台，整合东亚地区制造业的新格局。具体地说，在过去十几年中，东亚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我国的香港与台湾，还有东盟各国，都开始把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变成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从而出现了东亚除中国以外的各经济体，或是对美贸易顺差额绝对减少，或是顺差增长率显著减慢的趋势，这种情形导致了在东亚地区内部贸易率急速提升的情况，在90年代初，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率还只有30％左右，目前则已提高到接近60％。只有中国对东亚地区内部贸易率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率却在上升。从东亚地区的贸易结构看，东盟各国，是向中国提供原料与零配件，日本和韩国、台、港除了也提供零配件以外，还在向中国大陆提供资金与技术和装备。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利用中国雄厚的工业基础、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廉价生产要素，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关系，同时也把各国分散进行的对美、对欧贸易，逐步转变成经由中国对美、对欧统合进行的贸易，以往分散对美欧的贸易顺差，也转变成中国一家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这样就使中国隐然拥有了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对美欧更大的话语权，而且中国对东亚经济的整合程度越高，对美欧的话语权就越大。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在亚洲的崛起，东亚地区的货币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也在加强着中国话语权。在美国目前的贸易逆差中，对着东亚的部分约占到2/3，其中中国占到1/2。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虽然也对美国保持着部分贸易顺差，但是大量对美欧的出口产品与中国的出口产品是竞争关系。由于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使东亚各经济体不敢随意调整本币的汇率，让本币升值，因为这样会在与中国的出口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在近年来，东亚各经济体的货币，不得不既盯住国际各主要货币的变化，也盯住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这与以往东亚各国货币只要盯住美元就可以了是大为不同的，因此人民币也逐渐成了东亚货币汇率变动方向的主导，使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强势，在东亚地区首先得与中国协调好政策。

　　由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新产业分工体系和新的货币关系的形成，使美国与欧洲离开了中国的参与，已经越来越难以同东亚各经济体进行经济对话，这就奠定了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中国获取主导权的基础。

　　世界资本主义走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是这个世界大的历史趋势，不仅美国已经走入了这个时代，欧盟诸国也在加速走入这个时代，十年以前，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仅为美国的30％，目前则已超过了60％，今年前8个月，欧元区的贸易差额，从去年同期的199亿欧元的顺差，已经转变成超过200亿欧元的逆差，就是欧洲也在步美国的后尘，相继走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好证明。但是美国已经吸纳了目前全球净储蓄的70％以上，而欧盟的经济体量与美国相当，因此如果欧盟经济也加速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道路，象美国一样用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换取实物产品，由于全球净储蓄的有限性，在美欧之间必然会发生围绕争夺东亚地区净储蓄的矛盾冲突。

　　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美欧对货币霸权的争夺，因为东亚各国在发生贸易顺差和取得美元或欧元收入后，需要以美元或欧元资产形式求得保值与增值，美元强、美元资产升值，则东亚各国由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国际资本就会流向美国，反之则会向欧洲流动。东亚地区的国际资本向美国还是欧洲流动，决定着美国与欧洲谁能获得弥补贸易逆差的资金来源，所以美元与欧元的强弱变动，不仅会改变东亚货币资产的流动方向，也会由于货币流动方向的改变，引出贸易流动方向的改变，因为商品只能卖给有支付能力的人。

　　由于美欧对世界主要净储蓄的产生地――东亚地区没得选择，而东亚地区则可以根据美元与欧元的强弱变化，自由地选择货币资产的存放地域，中国在统合东亚地区的产业后，又是掌握了东亚地区最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在目前东亚地区的约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中国独占1万亿美元，而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方向，会引起东亚地区汇率变动方向的连锁反应，并且深刻影响着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是朝向美国还是朝向欧洲，因此中国外汇资产的投放方向，可以说是决定着美元与欧元强弱易势的变化，决定着美国与欧洲谁的日子能过得下去。这个国际经济关系的演化趋势，越往后就会看得越清楚，在发达国家进入到重化工产业转移阶段后，这个变化趋势会更加清晰，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正是由于这个趋势，才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逐步取得未来中美关系演变中的主导地位。

　　对中美关系演变趋势的分析，同样可以用来分析中欧关系在未来的趋势，因为其中的机理是相同的。可以预见，中欧同样存在着战略性接近的前景，会产生许多类似中美战略性接近的安排，而在中欧关系中，同样将是中国会逐步获得主导权。

　　说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的主动权在中方，并不是说只有美国依赖中国，而中国可以不依赖美国，实际上，与中国对欧洲的依赖相比，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要深得多，这种依赖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美欧的经济规模相差不大，但是美国迈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程度更超前，这表现在虽然欧洲与美国都对东亚地区有着巨大贸易逆差，但欧洲对美国的贸易中仍有巨大顺差。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程度，既决定着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规模与速度，也决定着贸易逆差扩大规模与速度。以中美、中欧的经济关系看，自2000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是欧盟德、法、英这三个主要国家的1.6倍，2005年中美贸易差额也是中欧贸易差额的1.6倍。由于中国从美国所获得的产业转移投资比从欧洲要大得多，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显著高出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所以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也比对欧洲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深得多。由于从长期看，美国经济仍会领先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深地迈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美国的产业转移规模与贸易逆差规模，也仍会长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只要这个大格局不变，就会长期决定着中国经济对美国资本与市场的依赖，高于对欧洲资本与市场的依赖。特别是在中、近期内，美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前提。

　　其二，由于从今后长期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会长期高出对欧贸易顺差，中国从贸易顺差中所获得的外汇收入，也肯定仍会以美元为主，这是一个难以改变的格局。美国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物质产品生产逐步萎缩，对中国所积累的大量美元收入来说，这不是个好事情，因为越向后看，中国越不可能用美元买回同等数量的物质产品，但是美元直到目前仍具有世界霸权，仍是世界各国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去年按美方统计，中美贸易差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但是当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刚过1000亿美元，说明中国把一半左右的美元收入转换成了实物产品，因此只要美元仍能保持世界主体货币的地位，中国就不会吃亏。从这点来说，随着中国外汇资产的不断累积，中国对美元霸权与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会不断加深。

　　其三，货币霸权不仅需要经济实力，也需要军事实力，美国的军事实力足可以支撑美元的霸权，但是欧元却严重缺乏军事实力这个基础，而且在今后长期内这个全球军事格局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就决定了在今后长期内，美元的稳定性会比欧元要高。此外，欧盟是经济联合体，在欧元启动后，直到目前欧盟国家仍只有货币政策，而没有财政政策，这就严重限制了欧盟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使欧盟在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中，相对于美国，容易酝酿出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两条都决定了投资于美元资产会更加稳定，从而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与货币依赖。

　　然而虽然有以上这三条，仍然不会改变在中美接近中，中方日益扩大的主动权，道理已如前述，就是中国在贸易顺差方向与外汇资产投放方向上，可以不选择美国，而美国在获取顺差的来源与获取资本流入来源方面，则很难不选择中国。这种选择余地的不对称性，就是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可以获得主动权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

　　美国会怎样看待中国的崛起，这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人，包括中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认为中美关系必然走向恶化，甚至难免一战，就是基于美国不会甘愿看着中国的国家实力逐步超过美国，从而会在21世纪接替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国地位。许多美国人热衷于描述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形成怎样可怕的前景，主张在中国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安排好各种遏制中国的办法，甚至不惜使用战争手段。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在不断勾画美国正怎样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进行军事布局，企图包围、封锁中国，怎样武装日本成为军事制衡中国的先锋，怎样利用台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来牵制中国，在他们眼中，中国也不可能走出和平崛起之路，而只能伴随着血与火。这些中美人士，当然不会同意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好这个判断，更不相信会有战略性接近的前景。

　　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导致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换言之，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会不会成为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首选敌人？回答这个问题，要看未来50年内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以及美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东方国家由意识形态对立所形成的军事对峙，冷战结束后，在新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冷战时代东西方的政治矛盾，演变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货币矛盾。

　　由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或正在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了各发达经济体的物质产品提供者，所以发达国家开始形成了日渐加深的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净剩余的依赖。但是新全球化浪潮也加快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步伐，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所以剩余产品及净储蓄也不会无限制增长。在未来20年，由于发达国家会陆续进入到重化工产业转移的高峰，因此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所输送的物质产品净剩余还是会处于不断增长中，但是到20年以后，在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后，主要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净储蓄，就会随着这些国家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从高峰逐步回落。

　　目前全球每年所形成的净储蓄约有1万亿美元，而仅美国一个国家就已吸纳了全球当年净储蓄的80％。欧盟和日本目前还是世界净储蓄的来源，如果他们也象美国一样，都全部跨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世界每年形成的净储蓄总额即使增加一倍也不够。由于全球净储蓄的有限性，就决定了在发达国家中，谁拥有世界货币霸权，谁就会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净储蓄流入。由此而言，未来50年世界的主要矛盾，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世界货币霸权的冲突，因为日本的经济规模与美国与欧盟有较大差距，所以对美国而言，对美元货币霸权的威胁，主要是来自欧元。美欧围绕货币霸权的争夺，自欧元问世以来已露端倪，随着美欧在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争斗将会愈演愈烈。

　　由于东亚是世界净储蓄的主要来源地，美欧围绕世界货币霸权的争夺，落脚点是争夺东亚的净储蓄，所以虽然美欧在未来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冲突都会日益加剧，但是对东亚地区、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则会不遗余力地拉近，否则即使争夺到了货币霸权也没有任何意义。在新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新的世界主要矛盾，决定和影响着未来长期内国际关系变化的大走向，就是美欧都会与提供净储蓄的发展中国家越走越近，而美欧之间则会渐行渐远。所以，战争的危险仅存在于美欧之间。

　　在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人民币不会与美元形成类似美元与欧元那样的竞争关系，这是由中国还没有全部完成工业化，以及中美之间的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差距决定的。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利益来源方，中国的经济增长，决定着中国可以向美国提供多少净储蓄，因此决定着美国物质产品福利的增长规模与速度，所以，只有中国经济繁荣，增长强劲，美国才能得到最多的好处。由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繁荣的巨大依赖，虽然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逐步取代美国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可以走出一条和平崛起之路。

　　这样的“和平崛起”并非没有先例，美国取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就是如此。许多人都知道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提出了“门罗主义”，但似乎很少人知道“门罗主义”正是英国人向美国人建议的。19世纪初英国联合“神圣同盟”，好不容易扫平了拿破仑在旧大陆建立的霸权，而法国又开始与西班牙和神圣同盟勾结，要插手拉美地区的事务，英国因为害怕欧洲大陆的势力在干涉拉美事务中重新整合，对英国的霸权形成挑战，因此建议美国与英国发表联合宣言，不允许旧大陆国家插手美洲的事务。美国虽然没有听英国的话，发表联合宣言，但因英国的建议符合美国利益，仍单独发表了“门罗宣言”，而由于美国的做法符合英国利益，在其后50年内，还是以强大的海军实力，为美国提供了防止旧大陆国家干预美洲事务的安全屏障。而离开了英国军事支持，美国要想在欧洲列强环峙下把美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形成接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实力基础，也是不可能的。

　　可见，大国和平崛起的历史逻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是当代世界霸权国家的主要敌人，而掌握世界霸权的国家，又对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依赖。从19世纪初到一战前，由于世界霸权国家英国的主要敌人不是美国，而为了防止欧洲列强通过对美洲的渗透作大实力，对美国有着很大依赖，所以甘愿看着美国的国家实力日益长大，甚至还得动用海军实力为美国的成长添砖加瓦。100多年前的这种国际格局，十分类似于目前的国际格局，即美国的头号敌人不是中国，但是又对中国有着深刻依赖。所不同的是，由于世界在21世纪已经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美国对中国的依赖，除了政治依赖，更深的是经济利益的依赖，这就决定了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可以走出和平崛起之路。

　　再深一步谈史，我们可以看到，自工业革命至今这两个多世纪以来，支配世界格局变化的主导力量，始终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在过去的250年中之所以会出现三次全球化浪潮，导致了世界大变局的出现，根本动因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方式与方向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最近的全球化浪潮中，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利益，在于通过在主要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与采购，寻求冷战结束后在国际交换中出现的那块新利润，金融资本则需要依靠吸纳在主要发展中国家由贸易顺差所形成的新资金流，推高本国资产价格。正因为资本要追逐更高利润的本质没有变化，但追逐利润的方向与方式却与过去根本不同，才有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才出现了发展中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拥有的制造业强势地位，才会发生中美战略性接近这样的事。

　　许多人熟读经史，但是常常只能从史料中看到那些不变的东西，而看不到那些已经变化了的东西，就难免犯“刻舟求剑”的错误。只有把当代已经变化了的历史要素，与那些没有变化的历史要素相结合，才能进行正确的思考与判断。

　　在中美战略性接近过程中，不仅会出现美国会甘愿看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这回事，还会出现美国会甘愿看着中国的军事实力增强，甚至协助中国增强军事实力这样的前景。美国目前每年的军费开支约为5000亿美元，贸易逆差为8000亿美元，美国为了以军事实力支撑美元霸权，必须保持巨大的军费开支，所以美国每年所能拿到世界净储蓄减去美国的军费开支后，才是美国所能获得的实际经济福利。由于中国处于美国物质产品供给供应链中最重要的一环，只有中国的海外贸易通道畅通，能在海外顺利获得资源与运销产品，美国才能从中国获得本国所必须的物质产品，这个格局决定了美国必须也为中国的国际经济安全操心，也必须增加相应的军事负担。从长远看，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后，能够向美国提供的净储蓄必然会下降，美国要想增加本国的物质产品供给，就只能从减少军费开支，相应放大可用于消费方面的份额来打主意。美国人不会看不到这个前景，而由于这个前景，美国就会要求中国逐步增加军事能力。所以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不仅会有美国要求中国增加政治与经济责任的安排，将来还会有增加军事责任的安排，今年美国开始与中国进行联合海军演习，可能就是前兆。

　　中美战略性接近背景下的台海、朝鲜半岛问题

　　许多人判断中美必有一战，是从近年来台独势力增强，而美国又与台湾有协防协议来看的。会否爆发台海战争，并且把美国卷进来，还是要看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如果美国的最大海外经济利益在中国大陆，为了协防台湾而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就会断绝最大的海外利益来源，如果美国还有除中国以外的其他选择当然另当别论，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美国在选择海外物质产品最大供应国的余地很小，而且越往后越小，在向中国转移了重化工产业后会更小，所以美国这个最讲现实利益的国家，是不可能为了台独势力而冒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么大风险的。美国之所以到现在还抓住台湾问题不放，是因为台湾问题对美国是小事，但对中国是大事，美国可以通过台湾问题撬动中国，使中国可以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对美国出让更多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台湾是美国操纵东亚与中国关系变局的一个支点，对美国来说，台海问题的最好格局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

　　但是台独势力可能不会让美国获得最想得到的台海格局，他们的希望是通过不顾一切的推动台独引发台海冲突，把美国的军事力量硬拉进来，从而得到凭借自己实力所得不到的东西。但是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美国在目前与今后，最大的敌人是欧盟与欧元，对于谁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美国没得选择，但对中国来说，在美欧冲突中，中国却可以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选择谁是中国的朋友，中国的主要贸易顺差方向和外汇资产流动方向，是主要朝向欧盟还是美国。中国的选择会在根本上改变美欧力量对比的天平，为了争取在美欧冲突中中国能够站在美国一边，台湾问题对美国的意义，会显得小而又小，美国甚至可能把两岸统一作为政治礼物拿给中国。所以台湾问题不可能引发中美军事冲突，而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机，就是美欧冲突最激烈的时候。

　　与台湾问题相似，朝鲜半岛问题也是美国撬动东亚地区格局的一个支点。今年10月以来，北朝鲜不仅宣布成功试射了远程导弹，还宣布成功研制成核武器，美国对此的反映是，一方面加紧推动新的六方会谈，一方面散布空气说北朝鲜的核武器研制成功缺乏确凿根据，这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欲加之罪的做法大相庭径，这就是我在以前许多文章中所说过的美国的国策，是“稳定亚洲、扰乱欧洲”的最充分体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动作，都是为了压制欧洲经济与欧元的强势，但是争斗货币霸权的落脚点，是保住东亚地区面向美国的净储蓄流动。从这个道理看，朝鲜半岛问题怎样闹得大，也不会导致美国在东亚地区动武，美国仍会长期坚持使用外交手段稳定东亚的做法。

　　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大变局的时代，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中，会有越来越多的战略利益归属于中国，中美关系是我们可以谋求最大战略利益的最主要来源，我们必须要处理好。

　　我们需要有能够穿透未来50年的战略眼光，从而在国际关系剧烈演变的纵横捭阖中，把属于中国的战略利益都争取过来。中国可能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实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可能以极小的军事负担支持中国走完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但是我们首先要有这种战略自觉性，才会在纷纭复杂的历史道路中，走上最有利的那条道路。 (2006-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