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石小敏、王建、温铁军剖析军机事件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王　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中宏金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

　　温铁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改革内参》、《中国改革》总编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首席经济学家

　　4月1日发生的美军侦察机在中国南部沿海空域撞毁中国军用飞机并迫降海南机场事件，引起世界舆论和国内各界广泛关注。在北京学术界，人们一般都能够结合中美关系、亚太区域合作以及台海两岸互动等21世纪重大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可见中国学者近年来对特殊国际事件的反映已经逐渐成熟。其中，长期研究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的石小敏、王建、温铁军等中国经济学家对美国资本危机背景和国际经济趋势的相关分析，确有独到之处。为此本刊记者特意把对他们的分别采访做个综述，以飨读者。

　　制造事端——维持美国资本市场的“保护战”

　　石小敏：对于美国所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放到全球战略的大格局中去考虑。现在，全球格局最大的变化就是冷战行将就木，经济竞争已经成为了新的主题，各国的发展都是在这种竞争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在冷战寒流未尽之时，任何国家要在这场全球经济竞争中争取主动，关注大国的国家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建：美国人做事，从来遵循自己的战略逻辑，并有短期考虑和长期考虑。其实，我们只要将近一个时期美国股市出现的危机稍做联系，就不难发现，美国藏在撞机事件背后的意图就是，堵住国际资金流向中国的渠道。在美国，确实有人就想利用撞机事件，造成一种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然后弄个西方国家联合制裁，搞个什么最后通牒之类，以防范国际金融资本从美国资本市场流向中国，维持本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事实上，当年欧元成功启动后，出于同样的担心，美国曾经同出一辙地炮制了科索沃战争。1995年，随着欧元启动的准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欧洲金融财富的持有者由于不明欧元启动后的走势，把手中大量的欧洲货币金融资产转换成美元，以躲避统一货币的风险，从而使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游资突然增多。这部分游资中的大部分流进了美国资本市场，也有相当一部分流进了亚洲。这样就出现了处在强力紧缩中的欧洲货币应升反贬，和处在经常项下赤字不断上升的亚洲货币应贬反升的奇特现象，以及美国经济的异常繁荣。为保证美国股市的这种过度繁荣，其核心就是不使这笔国际资本流出美国。美国人深知，这笔国际资本滞留在哪里，哪儿就会繁荣；离开哪里，哪儿就会完蛋。亚洲金融风暴便是一例。1999年，欧元启动的头10天就上涨10%，随后，便在这一位置附近保持小幅波动。欧元的高启与横盘，无疑坚定了人们对欧元的信心。为防止国际资金回流欧洲，3月，美国主动在欧洲的心脏地带，挑起了科索沃战争，用炸弹炸毁了欧元启动后可能出现的强势。

　　温铁军：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美国在20世纪长期冷战时代形成的制度，主要体现的是那个时代既得利益集团的要求，当然不可能短时间就自动改变。因此，美国这种由军事而经济的做法是冷战时代旧的制度文化的必然反映，人们本来不应该对此感到奇怪。现实地看，美国的制度准则本来就是国内法大于国际法的，在“两极世界”解体之后，美国也确实得到了让全世界服从自己“国家利益”的历史机会。美国统治集团无论谁当选总统，如果坐失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良机,听任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多极化”的竞争中强大到对自己构成威胁，那就无异于对不起美利坚民族。出于这个潜在于美国人内心深处的制度文化动因，无论是国会表决，还是盖洛普民意测验，美国有相当多的人实际上是支持对伊拉克、南斯拉夫动武的，如果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阻碍美国独霸地位的事情，舆论也会支持政府干预。近年来美国的畅销书与10年前的相反，强调的是要汲取大英帝国因为扩张和称霸不足而衰落的教训。因此可见，“后冷战”的制度和文化基础在美国。

　　那么，什么是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制度文化的因素呢？我们原来认为，在和平的竞争的条件下，欧洲的崛起应该起到必要的作用。当1999年欧元启动时，美元总量为23万亿，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60%和各国外汇储备的70%；欧洲货币总量虽然有27万亿，但欧盟成员国除了英、德、法三国外，多数国家货币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基本结构中并无强势地位。但欧元发行后，币值高于美元10%以上，如果不出现大幅度贬值，则有望成为最强势的货币；欧洲各国不具有强势地位的货币只要满足欧元要求的财政支持条件，当然顺理成章地搭便车。可见，欧元的发行才是对美元的最大威胁，欧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才是对美国核心政策的最大冲击。

　　加之欧盟经济的证券化程度只有约30%，远比已经高达160%的美国和高达200%的日本经济健康得多。欧元顺利渡过准备期之后将使该区内的贸易量大幅度增加，从而促使其成为吸纳包括美元在内的国际过剩资本的中心。这样，一旦欧元币值坚挺，并进而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和外汇储备主要币种时，必然会迫使外强中干的、过剩的、高估的美元币值下降。到那时，依靠资本收益和以所谓服务业为主的美国经济将由于资本大量流出而衰退、萎缩。因此，欧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不仅是对美国在新世纪独霸全球的最大威胁，而且也将是最有条件捅破美国病入膏肓的泡沫经济的力量。

　　随着欧元发行而伴生的巴尔干战争，当时确实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谁都知道，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是美国从来不遗余力必须维持的。我们如果不懂得把美国承担巴尔干战争主角与欧元的下跌和欧洲资本大量流入美国联系起来分析，就难以把握国际重大事件的经济背景。

　　王建：其实美国资本集团自己最清楚美国全球战略带来的利益。欧元启动以后，近两年来，为挡住国际资本向欧洲回流，维持住美国股市的泡沫不破，美国人已经调动了所有手段，包括发动科索沃战争。那么，在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人又有什么办法来削弱欧元呢？这就是国际油价。

　　1998年底，国际油价每桶只有不到10美元，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居然猛涨到将近30美元，并曾一度突破了34美元。事实上，就在国际油价大幅度跳高前的1998年，国际石油公司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并购，并购金额高达近两千亿美元，其中70%以上为美国的石油公司进行，并主要集中在钻井和采油等石油生产的上游领域。因此，早有舆论指出，油价的连续大幅度波动，与国际原油市场上炒家的投机行为密切相关。

　　从客观结果看，高启的国际油价最终受益者还是美国。虽然美国也是能源消耗大国，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以及金融服务业的膨胀，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到90年代末，其能源消耗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不足3%，所以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

　　欧洲经济则不同，欧洲经济的复苏，主要是物质生产部门在增长，所以虽然国际油价的上涨幅度相同，但对美欧经济的影响程度却很不一样。进入2000年以来，高启的油价使欧元区的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加，1月份的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已上升到5%，这使欧洲经济刚开始出现复苏势头就要被迫进行紧缩。

　　同期，日本在结束了金融泡沫破灭后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后，出现了0·6%的微幅增长，东南亚国家也开始走出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经济增长加速。然而，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包括中国在内，都有物质生产部门主导的特征，因此油价上涨对亚洲国家景气的恢复都形成新的打击。

　　我们从这个过程中认识到，如果欧亚经济的复苏确实由于国际油价上涨而受阻，1997年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的局面就不会改变，也就不会引起国际资本格局的相应改变，从而，就能够有效防止国际资本从美国资本市场向欧亚分流。

　　油价波动的作用发生以后，我们一直关注美国的动向，也估计到美国这次的战略目标将转向亚太地区，尤其是转向亚洲经济增长态势最好的中国。因此，即使不出现军机事件，也会有其他机会让美国在亚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就连美国在机组人员回国以后所要采取的那些措施，也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的。

　　放眼全球——我们只能“扩大内需促发展”

　　石小敏：中国加入WTO在即，就特别需要考虑自己的国际经济战略问题。而且，这种战略考虑要越来越站在全球，甚至国内和全球一个双向的高度上。这对我们的经济领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其他的领域中也同样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学会看到全球的情况，然后寻找我们的机会。冷战后，美国取得了主导地位，并总是希望站在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的位置上，不希望世界失控于自己。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冷战结束后，北约的地位并未削弱，欧洲在一体化加快的同时组建欧洲军团，追求独立处置欧洲和周边事物能力提高，美欧之间存在着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

　　从全球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全球化过程出现了区域化、地方化。拉美逐渐形成了美圆区；亚洲也形成了区域化、地方化倾向。欧元的崛起也是一个很大的事。

　　去年底，在美国股市下滑的时候，正置共和党与民主党换届之时。这个时期，恰恰是所谓战火最强的美国对全球的领导、参与能力最弱的时期。这时，在世界格局中就发生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比如，意大利就先站出来，指责美国人打科索沃扔了贫铀弹是不讲人权的；欧盟也跑到亚洲来，商讨召开亚欧财长会议的事宜。此时，恰逢欧元有些升值，于是欧洲人开始向亚洲国家表示进行货币合作的意向；而亚洲自己也搞起了区域化动作，开了10+3会议，到年底时，甚至还再次讨论了一些上世纪末就提出的大胆设想——亚元问题。而这一切都未必与美国利益一致。

　　就我观察，如果没有外部军事力量介入，亚太地区政治关系和经济环境又都比较顺利发展，那么10年之内，港币、台币、人民币会变成中国元。大陆与台湾的政治争议可能弱化，经济合作必然加强。由于目前日圆被高估，人民币被低估，因此，再过10年，随着东亚和华南经济圈经济力量的上升，日本的经济力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可能使日本更加依靠美国，为美国的亚洲战略和干预政策服务。因此就远期而言，美国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对其资本流出的影响，必然把中国看作“威胁”，所以试图把台湾与日本绑在一起，从而抑制亚洲板块的崛起。

　　目前，美国在经济上所能用的杀手锏都不太好使了，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已被用到了极致；像炒作石油价格这个武器的作用也是短期的、有限的。一旦国际油价长期居于高位，就会影响欧盟的经济发展，从而促使欧盟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起来。这样看来，美国政府能用的办法只有军事了。

　　可见，我们现在分析国际经济战略就好比下棋，就得从全球一盘棋的高度出发，而不再是全国一盘棋了。当前，中国希望维持“和平、增长”的发展战略，最不愿意亚太地区出事，那就要在这盘棋上做两个“眼”：一是与周边的欧亚强国搞好关系，特别是要争取同日本、俄罗斯形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二是要加强台海两岸经济互动，与台湾打好经济牌，双方形成优势互补之势。

　　温铁军：早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前的1994年我们就讨论过，当时认为，日本经济的战略失败是在1985年“时代广场协议”被迫提高日元币值后，10多年来，日本已经在加速资本输出、实物经济下降的同时，由于日元没有美国那种能够保证美元强势地位的军事实力，因此在国内经济的泡沫化程度超过200%、而日元却不能像当年实行产业战略大转移时那样为实物经济增长强劲的国家接受，于是走入了几近崩溃的垂死经济，客观上已不再有条件同美国竞争。而欧洲自从巴尔干战争在美国重新介入下演变成为长期冲突后，至今难以恢复欧元地位。因此，我们在新世纪宏观形势研讨会上形成共识的是，中国可能在最近3－5年内由于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进一步增长。说白了，就是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搞得规范些，就能够成为美国资本市场资金流出的“下家”。

　　王建：就世界经济来说，当年理想的投资场所就是美、日、欧三块。而现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了，欧洲的投资风险也加大了。与此同时，美国股市从去年9月开始，也进入了危机状态。我当时就讲过美国股市要破，当时我估计纳斯达克指数要跌破2500点，但实际下跌更厉害，前一段都到了1500点。而且最可怕的是道琼斯指数和纳指双跌。道指最低时一度达到了9400多点。当两大资本市场都撑不住的时候，资金外逃就不可避免了。于是，实物经济份额最大、已出现某种启动征兆的中国便尤为引人注目。

　　这几年，中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规模已与意大利并驾齐驱，排名世界第6位，贸易规模也有望从1999年的第7位升为2000年的第6位。加之，我们拥有一个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世界第二的外汇储备，巨大的贸易顺差，这些都必然对外国资本产生极强的吸引力。据估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也就两个百分点，欧洲经济会比美国稍微好一点，约为三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则可能保持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态势。只有中国，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持续着良好势头。工业产值以两位数增长，内需不断扩大。中国产品的世界竞争力提高了。总地来说，这些年中国经济的水平上来了，产品质量是非常好的。从出口结构来看，过去主要是初级产品，现在90%以上都是加工产品。机电产品已连续7年稳坐出口第一把交椅，而由中国生产、制造的电视、空调、服装等也越来越适合发达国家的胃口。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外资还由负增长变成了正增长。而且今年头两个月，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认为，国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势头越明显，而中国一定要把握时机，加快引资的步伐。当前，我们对国内开放B股市场，实际上，也是为B股市场的对外开放做准备。

　　在这种形势下应该认识到，美国干预亚太地区和中国事物的经济利益动机是非常明显的。外国资本越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美国人在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的动作就越多。因此，军机事件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温铁军：即使没有军机事件，即使对军机事件的经济背景分析没有意义，人们也有必要注意这样的规律：只要美国资本市场下落，只要资金可能流向亚洲，亚太地区就会有使国际资本“认为”不安全的问题，就会有美国“认为”要干预的事情。至于发生在朝鲜半岛，还是发生在南中国海，抑或其他热点地区，那实在只是个选择问题。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末世界上已经形成三个区域化明显的地区，最成熟的是以欧元发行为标志的欧盟一体化、和基本构成内部垂直分工体系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尚不成形的是所谓“东亚经济板块”。

　　东亚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同构”、“出口同构”所导致的区域内部恶性竞争问题严重，既无形成垂直分工体系的协调能力，又难以建立有利于区内贸易的统一货币。这种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形势尽管已经被亚洲各国意识到。但由于都同样属于追求对美国出口，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美元区”，于是，一方面这样的经济关系让亚洲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事实上在为美元“托市”，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都高度重视对美关系。去年以来，我有多次与美国学者交流的机会，通过讨论我认识到，美国稳定美元的政策，客观上也与亚洲各国外向型经济增长和币值稳定高度相关，这种经济上共存性质的高度相关，又使亚洲各国实际上大都希望美国维持资本市场的“兴旺发达”。从这一点出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大都存在着维护“和平、增长”的强烈要求。

　　但历史地看，这仅仅是在国际经济新秩序形成之前诸多无序问题的一个方面。本来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加强对话与合作，稳定并且逐步完善共存性质的国际经济关系。如果美国在维护本国资本市场繁荣的战略选择和动作方向上，不顾道义和国际准则，则必然“多行不义必自毙”，以牺牲国家信誉为代价，最终只能导致经济上的“零和”结局。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军机事件发生后有媒体披露，美国有些人提出对中国经济制裁、阻挠中国加入WTO和在PNTR上设置障碍等。无论这些不负责任的提法是否真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我们都有必要认真考虑对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作调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大陆型国家，不可能像其他国家、更何况那些岛屿型国家那样，拼资源、压工价，维持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因此，强调以深化内部改革来启动内需，进一步带动实物经济增长，应该是长期的基本国策。（20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