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机构开始发布一季度的主要经济运行数字，总的看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仍在继续攀升，由于一季度的GDP增长高达9.7%，而去年二季度受“非典”影响，GDP增长只有6.7%，是个低谷，如果目前的速度维持不变，则二季度有可能出现超过11%的两位数高增长，据此，有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但对当期经济形势的分歧意见与争论仍仍然没有结束。

　　我在去年末和今年3月份连续写了两篇文章《2004：中国宏观调控的困局》和《通胀不可虑、通缩最堪忧》，都是说中国不可能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与通胀，最近有些朋友问我，面对3月份的数字是否还坚持以前的看法，我的回答是看法没变，道理就是两条：

　　1、目前的高增长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2002年消费实际增长率是9.4%，2003年是9.2%，今年一季度仍是9.2，十分稳定且低于GDP增长率。出口去年还有255亿美元的顺差，今年一季度已经出现89亿美元的逆差，贸易对需求的贡献已经是负值。只有投资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度攀升，一季度高达43%，所以只有投资这一个需求因素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许多人喜欢把目前的情况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几次过热相比，但是必须看到，以前的过热往往是投资与消费都过热，有时甚至是消费比投资还“热”，但目前的情况是只有投资出现高增长，这是与以往情况很不相同的一点，应当引起注意。

　　改革开放前由于投资规模过大也引发过多次过热和强力调整，但与目前的根本区别是那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价格因素。目前则不同，投资增长快，投资物品的价格增长也快，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也能使投资物品的供求“自动”达到均衡，既是说价格尚涨就会抑制投资的增长，价格涨到一定程度，投资再增长就很难，一季度钢材价格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回落，就反映了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

　　投资与消费不同，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到下个周期就是供给，目前价格上涨最强烈的领域，也是投资上的最猛烈的领域，所以生产能力的跟进也能很快平抑对投资物品的需求，例如一季度钢材产量的增长已经接近30%这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在90年代中期以前，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能源、原材料严重短缺，但是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却上不来，究其原因是在体制转轨条件下，国有企业把收入都转化成了消费，在企业内部缺乏积累机制，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不同点。

　　因此结论就是，目前投资的高增长不会引发类似于过去那样的持久乃至失控性质的“过热”，如果采取过度抑制投资政策，就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出现“大落”的局面。

　　2、物价上涨的原因不是总需求过大。通货膨胀有三个基本类型，一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总量型，二是输入型，就是由进口物品价格上涨推动国内价格上涨，三是结构型，是由于供给方面的某些产品供应短缺导致价格上涨，并向其他领域传递。去年以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比较大，对国内物价已经形成了一定影响，但从物价上涨的结构看，主要还是钢材、铝、水泥等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最大，带有典型的结构性通胀特征。

　　供给和需求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变量。需求是货币购买力，只要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马上就可以形成对某一类产品的购买力，所以是“快变量”。供给则不同，要形成某种产出水平的供给需要有一个投资周期，所以是“慢变量”。中国去年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在沿海许多发达地区已经超过3000美元，所以从2000年以来，出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就是开始进入到消费汽车与住房的时代。消费结构的突然性变化令供给结构一时无法适应，必然会引起结构性短缺，目前高投资与高产出的领域都集中在与汽车和住宅消费高度关联的产业部门，就是这个原因。结构型通胀会持续多长时间也因此与发生结构型通胀领域的投资周期有关，能源、原材料等都是重工业部门，投资周期从历史经验看一般要5年，改革造成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结构，民营企业在当期的投资热潮中已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重点短缺领域由于民营企业的加入也会缩短投资周期，所以产出高峰可能在3年后就出现，届时结构型通胀就会走到尽头。

　　在去年以来的物价上涨中粮食短缺也是重要因素。粮食短缺的原因是粮价过低与耕地面积减少，但是粮价上涨正在拉动农业生产，国家也连续出台了许多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措施，据有关部门预测，由于今年播种面积增加，粮食总产可能明显的恢复性增长。此外，据国际粮农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谷物产量将可能比上年增加2亿多吨，贸易量可能增加近3000万吨，国内外粮食供给增加将成为平抑国内粮食价格的有利因素，所以到夏粮上市，由粮价推动的消费物价上涨就会受到明显抑制，到秋粮上市将可能出现显著回落。

　　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是总需求膨胀所造成的总量型通胀。西方经济学对西方市场经济长达200年的研究早就证明，决定总量平衡的机制是分配，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则总供给过剩的情况越严重，这是因为收入差距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但少数人的消费终究有限，大部分收入都会转化为投资，投资又形成新的产出，所以在存在显著收入分配差距背景的条件下，总是会形成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中国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的过程，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目前中国的“吉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甚至比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高，所以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再也见不到消费膨胀的局面。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亿人，城市还有2000多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率还在上升，从就业情况看没有过热。从资金情况看，银行存差在去年扩大到5万亿元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又增加了4000亿元，一季度居民储蓄同比多增664亿元，而贷款同比多增只有247亿元，只是储蓄新增额的37%，同期国家外汇储备也是同比多增了69亿美元，所以从资金情况看，仍是过剩的局面。在这种格局下，“局部过热”也好，物价上涨也罢，都难以持久。

　　目前央行以全面过热为依据，正在实施越来越强的货币紧缩，可如果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结构矛盾，全面宏观紧缩是没有用的。央行的另一个依据是担心货币增长率过高会导致资产泡沫，并经常引用日本的例子，但日本在80年代下半期出现泡沫经济问题时的条件与中国目前很不相同，当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元大幅度升值，高度依赖出口的日本产业资本的利润被大幅度压缩，因此被从生产领域挤压到资本市场去造泡沫。中国目前人民币既没有升值，投资又主要集中在供应最短缺的物质生产领域，而这些领域里的利润又是最高的，例如在今年头两个月的全部企业利润中，仅钢铁行业就占了新增利润的22%以上，吸纳资金的主体仍然是物质产业。另一个担心是会出现房地产泡沫，根据有关资料推算，中国目前城市房地产总值约为18万亿人民币，是GDP的1.5倍，但日本80年代后期的房地产总值是GDP的30倍以上，这才是“泡沫”。至于中国的股市，经过2001年以来的深跌，目前也很难说有多少泡沫。央行一方面担心资金供给过度压向银行，一方面又在收紧银根，当然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增长从而为银行系统化解风险。

　　中国目前真正的难题不在内部而在外部，是国内资源无法长期支撑较高的增长速度，而高度依赖国际资源有会早晚形成国际冲突，世界已经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压力，如果说要抓“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充分利用在还没有形成大的国际经济乃至政治矛盾的时候，尽快吸纳世界资源以成长中国的骨骼和肌肉，中国在没有大的国际制约条件发展经济的时间我看顶多到2010年，也就是顶多还有5年时间，应抓紧时间加快发展，否则悔之晚矣。

　　对国内来说，由于电力和运输短线制约的强度在上升，还有就是对钢铁、铝、水泥等产业的投资规模确实已经超过未来几年国内可能的需求水平，采取某些经济和行政手段限制一下是有必要的，但这是“松油门”，而不应“踩刹车”。从货币政策看紧缩力度已经不小了，从财政看，今年国债规模已经减少，又压低了出口补贴水平，一季度财政收入又大涨25%，也是在收紧，在财政、货币“双收紧”之外，还对某些投资领域采取了行政限制措施。宏观调控的目的只是要防止经济增长超过可能的支撑条件，应当说目前已经做够了，继续增加压力就很可能造成了经济的“大落”了。（2004-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