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由于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在全球一片贺彩声中结束了，当天全球股市的暴涨也反映了人们对峰会成果的乐观态度。英国首相布郎在会议结束时说：“一个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人们似乎已经可以憧憬一个世界经济危机消退、重归繁荣发展的前景。然而，这个前景是真实的还是海市蜃楼？世界金融市场与货币体系是从目前的混乱与无序，走向一个新秩序的建立过程，还是会由于大国利益的继续对立，走向一场新的世界性战争呢？

一、       已经退不回去的世界

 关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其实没有什么新意。目前的主张大体有三类，一是倒退回金本位制，二是倒退回以前的有监管金融体制和限制衍生金融的发展，三是通过建立超主权货币，恢复信用货币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关系。

 先看倒退回金本位的可能。我们都知道，货币的基本职能有两个，即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金属之所以能充当货币职能，首先是因为金属是自然物，而生产这些金属的过程中也包含着社会的一般劳动，只是由于金属易分割、好携带的特点，使它成为了社会商品交换中用以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但是金属货币的自然属性使它一出现就在其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这两个基本功能中蕴含了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规模是不断扩大的，特别是在进入工业化大生产以后，商品交换规模更是出现了空前增长，但是作为自然物的金属货币，其蕴藏量和产量增长都是有限的。自1900年至今，世界黄金产量只增长了12倍，同期内世界GDP却增长了30倍，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黄金的年产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增长，但全球GDP却从30万亿美元增长到50万亿美元。所以，如果在商品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继续使用金属货币，就是硬要给一个不断长大孩子穿一件小衣服，必然会导致长期通缩，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例如，按每盎司1000美元计算，每年的黄金产量价值只有800亿美元，而目前全球每年的GDP增加额却超过2万亿美元。

 信用货币即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因为它在保持货币增长充分满足社会商品生产发展要求的前提下，节省出了社会必须为生产出与其他商品等价的货币所必须花费的社会劳动。比如，印制100美元现钞所花费的成本只有4美分，而如果是制造美元金币则必须花费等值于100美元的社会劳动。由于信用货币可以大幅度节约社会劳动，因此提高了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所以是不可能倒退回去的。

 再来看建立有监管的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可能，这还是要从货币说起。信用货币是由各国政府用信用来担保的货币，其前提是政府要保证货币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这样就有稳定的币值，就不会出现通胀。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空心化”过程，导致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自给能力大幅度降低，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表现为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到了这个时代，如果发达国家的信用货币供给继续保持与生产同步增长，由于国内生产的急剧萎缩，必然会发生严重的通缩，居民消费水平也要大幅度降低，因为在以前时代，一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能持久的，在消耗光了黄金与外汇储备后，必须得回到贸易平衡。但发达国家在物质产业转移后，开始转入到大规模金融商品生产，尤其是利用衍生金融工具使金融商品的生产规模变得无限巨大，世界资本的主体也由此从物质产品的生产，位移到虚拟经济领域。到目前，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700～800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2000万亿美元，世界GDP却只有50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2·5％。各种股票、债券和CDO、CDS等衍生金融商品的本质也是货币，因为它可以在市场上随时变现，也被统计到广义货币的口径中，可能是M5、M6···Mn，中国等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用出口所获得的货币购买了这些金融商品后，发达国家就可以用所得到的货币来支付进口，从而形成了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新生态，而长期以来与生产和服务保持平衡增长的货币供给关系就被打破了，开始进入到一个货币脱离物质产品而增长的新时代。虽然直到2008年7月前，美国的广义货币M2还基本稳定在8·3万亿美元左右，但是由这些金融商品所构成的准货币却已经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与推动下获得了空前增长。传统的货币形态如M3、M2等没有高增长，只是因为发达国家不是用增发货币的手段来购买贸易顺差国家的产品，而是用金融商品来交换，可是金融危机一爆发，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去杠杆化”，大批金融商品随之灰飞烟灭，美、英政府就不得不走到增发通货的道路上来了，这就是美国的广义货币M2在去年7月以后短短半年内就增加到8·9万亿美元的原因。

资本的基本属性就是不劳而获与贪婪，在传统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一般都在10％以下，例如长期以来美国汽车产业的利润率只有5％。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率超过了3倍，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马克思还说过，资本家只是为了赚钱才不得不从事物质生产这样“倒霉的事情”。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可以从国际产业转移中与衍生金融商品发展中赚到高达几十倍的利润，他们会愿意走回传统的发展物质产品生产的老路上去吗？所以，让发达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限制金融商品的制造能力，无异于让他们自杀。不仅美国人嘴里的加强监管言辞是口不对心，要求加强监管调门最高的欧洲人同样是口不对心。200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2600亿美元，可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也有2200亿美元。从人均贸易逆差看，2008年法国是1500美元，英国是2150美元，而美国是2260美元，如果没有了虚拟经济利益，目前除了德国与日本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中的贸易顺差国，多数发达国家都将活不下去。

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就是想退回原有的物质资本主义形态也退不回去。奥巴马上台后曾经提出要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不惜用贸易保护主义来保住美国工人的饭碗，欧盟国家也曾提出所谓里斯本纲领，要在十年内恢复欧盟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但是，新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早已成为世界市场与分工体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只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竞争力就不可能恢复，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扩大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扩大的新全球化格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就是想倒退也退不回去，只有朝着更加经济虚拟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所谓“去全球化”过程只能是在危机严重爆发期间特有的现象。由于加强金融监管不符合占居资本主导地位的虚拟资本的利益，就注定了所有有关加强监管的言论与条约，最终都会沦为空谈。当然这也不排除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会作出些姿态，但其目的决不是为了限制虚拟资本的贪婪与赚钱，而是为了让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家恢复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信心，继续大规模购买他们的金融商品。所以，我看在未来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方面做得最多的，不会是什么加强监管的事情，而是会在金融商品创新方面作新文章，利用一些新经济或技术概念来开始新一轮圈钱活动。

 建立世界新秩序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本次峰会前后，那些拥有贸易顺差的发展中国家，在表示自己对建立世界新秩序要求的同时，又在不断呼吁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也被写进了G20公报。但是甘蔗哪有两头甜，顺差国家既希望用出口拉动自己的经济增长，在美国为缩小逆差规模而提出要限制进口的时候又感到恐慌，那么你让美国拿什么来和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作交换？发展中国家在本次金融风暴中是会遭受金融资产损失，但是从新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好处，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得到的是筋骨和肌肉，丧失的是一些脂肪，总的看是利大于弊。如果真的有什么新秩序出现，那就是全球化的终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没有了。

因此，新全球化之所以能如此在以前十多年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展开，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同时满足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是象以往两次全球化那样，仅仅对发达国家有利。是因为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及其所创造出的金融繁荣，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产品剩余，从而给过剩形态的传统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消除过剩的新出口，建立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新平衡机制，更加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就是虚拟资本主义的积极历史意义，而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诞生如果没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也不可能萌芽和发展。

 最后说说创建超主权货币的设想。如果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哪一方都不能得利，建立超主权货币就更是空想。因为如果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货币，其机制必然是要求货币的增长与世界的生产增长同步，可是若没有发达国家用脱离物质生产增长的货币所构造的金融市场繁荣，就不会出现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相对于传统产业资本的强大盈利能力，又怎么会出现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怎么可能出现发达国家用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实物产品相交换的机制？所以，由于现存货币制度是虚拟资本主义以及新全球化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虚拟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仍显著大于其消极作用，改良是必要的，但是若彻底革命，打碎了建个新的，就远没有到时候。

二、       战争是阻止美国经济落向深渊的最后刹车器

 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以来，每当美国与世界经济在危机中出现一些暖意，有关“触底”的说法就不绝于耳，这当然反映了人们对走出危机的渴望，然而若作为客观认识就很糟糕，因为直到目前，导致爆发这场危机的根源仍然没有消除的迹象，而且不仅是没有消除，反而是在加重，这就反映出未来的危机会更严重。这个根源就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至今仍没有找到解决有毒资产的有效办法，所以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就始终摆脱不了紧缩过程。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这是美国金融机构维持短期流动性的最重要场所，在2007年高峰时交易规模曾达2·2万亿美元，危机爆发后猛跌到1·5万亿美元，去年10月美联储在这一市场购买了3660亿美元的票据后，曾一度上升到1·8万亿美元，到今年3月末又下滑到只剩1·4万亿美元。这种情况说明，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并没有制止住美国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金融机构的交易欲望和能力仍没有恢复，如果是如此，美国的经济紧缩就不会结束，而是会随着这一过程的继续不断加重。

 关于危机根源无法消除的原因，我有一个猜测，就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很可能象上次日本金融危机中那样，是用资本金购买了大量有毒资产。按照巴赛尔银行协定，金融机构资本金占全部资产的比率应为8％，资本金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就可以扩大，反之则必须缩减。这8％的资本金可分为两部分，一半是现金不能动，另一半则可以购买金融资产。在金融市场繁荣时，购买金融资产的那一半随金融市场的繁荣而膨胀，金融机构的放款与购买能力也随之膨胀，但是当金融市场发生崩溃的时候，为了保持8％的资本金比率，就必须去杠杆化，而由于金融市场在危机爆发后已经接近停摆，用资本金购买的有毒资产就无法进行处理，因此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这些金融机构的盖子都揭开，恐怕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会因为核心资产严重亏损而必须破产清算，这就是美国金融体系陷入了目前这种既不能破产，也不能交易状况的原因，也是美国政府最近修改了会计准则，允许金融机构不按市值，而按原始价值记帐的原因。

 但是金融商品总有要到期兑现的时候，帐可以胡记，可合约到期总得兑现，所以金融机构的亏损终究要曝光。最终美国金融机构会亏多少钱其实也可以大体算出来，就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累积的大约6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这些钱是被美国以负债消费的方式给花掉了，到了还款期而还不了，就爆发了次债危机，引起了构建在这些底层信贷基础上的庞大衍生金融商品市场的崩溃。本来5、6万亿美元的亏损数字并不是让美国人扛不动的数字，问题就在于美国金融市场的这个盖子由于上面的原因无法揭开，只能让美国金融机构在合约清算的时候，以破产的方式进行“死亡曝光”，最后就看谁持有的合约期限长，有毒资产少和手中现金多，谁就能最后活下来，但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已经崩溃了。

 要想避免这个前景，一个办法是向世界各国借钱来填美国金融机构的窟窿，但是看来是办不到，因为自去年以来除了中国，欧洲与日本都在减持美国国债，而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自今年初以来也在减少。所以美国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由联储发货币，把美国政府的国债和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都买下来，因为从理论上讲，央行有创造货币的无限能力。但滥发美元的后果必然是美元地位不保，会造成严重的美元贬值，最终仍会导致美元与美元资产价格的崩溃。美国政府在今年3月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已经引起了世界性恐慌。

要想避免因滥发货币而引起美元崩溃这个前景，从经济角度看，唯一的出路就是美国能成功说服乃至迫使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增发货币，特别是要求在经济与货币实力方面最接近美国的欧元区国家也增发货币，唯此才能保住美元的币值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相对稳定，这就是美国在G20会议前要求把加大刺激规模作为会议主题的原因，美国人口中的“刺激”，实质就是要求其他国家多发货币。

 但是从结果看，美国借G20会议逼欧洲放松银根的打算也落空了，因为峰会所达成的协议，主题不是加大刺激力度，而是加强金融监管和改变IMF的结构。所以，G20峰会的胜利，不是美国的胜利，而是欧洲人胜利，是欧洲在战后60年中在世界政治事务中第一次压倒美国而获得了主导权。所以，德国总理墨克尔在峰会闭幕时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妥协”。显然，她所指的“妥协”，不是与会各国彼此之间的妥协，而是美国对欧洲前所未有的妥协和让步。

 前面已经说过，老欧洲逼美国妥协，并不是欧洲人真想要建立什么世界新秩序，因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朝着经济不断虚拟化的道路上走，只是前进的速度有所不同。在上次G20峰会和本次峰会，跳得最高的欧盟首脑是法国总统萨科其，他多次扬言如果不满足法德所提出的打击避税天堂、加强金融监管和追踪有毒资产等条件，就坚决不在任何协议上签字，甚至要退出峰会等。但恰恰是法国，在几年前还有几十亿欧元的贸易顺差，而今却已经成了有近700亿欧元年贸易逆差的欧盟国家，从总体看，2007年仅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就超过了2000亿美元。因此欧洲国家如果不能象美国那样拥有货币霸权，就不能走上象美国那样，用大量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生存道路，在法国和欧洲由于产业外移所引起的居民消费水平下降，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也无法止歇。所以，欧洲人的真实打算，是要借美国危机深陷而从美国人手中夺取货币霸权。

 由于欧洲经济在虚拟化的道路上走得比美国靠后，所以在本次由金融泡沫崩溃所引发的危机中，欧洲所受的打击就比美国轻得多。从金融市场规模看，欧洲与美国不相上下，是除美国以外世界另一个巨大资产池，因此一直以来，国际资本主要是在美欧金融市场之间流动，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崩溃，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也只能是欧洲，这就为美元霸权地位因金融危机而严重削弱的时候被欧元取而代之，准备了条件。

 前一阶段国际上有个很流行的说法，认为东欧会成为引爆下一阶段欧洲危机的因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与流入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不同，从西欧流入东欧的国际资本主要是被投放到了物质产业领域，用以将东欧的工业技术基础迅速提升到西欧的水平，而不是被投放到金融投机领域。这个差别主要反映在近年来流入东欧的国际直接投资不断放大，自冷战结束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一直是以东亚地区最多，但是到2007年，流入东欧地区的FDI第一次超过了东亚地区，这些国际直接投资就是主要来自西欧。东欧各国在金融危机中虽然存在由于出口下滑所带来的还债困难问题，但是西欧投资的生产能力还在，不会象纸面财富那样灰飞烟灭，只要欧盟的经济刺激力度足够，这部分生产能力就可以发挥出来，还债也就有了基础。所以，东欧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不仅不会使其成为引发欧洲下一步危机的因素，反而会促使“新欧洲”更快地倒向“老欧洲”，使欧盟国家更加团结，这也可以从G20峰会前后欧盟国家的表现中看出来。

 但是，美国就会甘愿让货币霸权易手吗？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的40％，航母数量比除美国以外世界排在前20位的军事强国总数还要多，而世界霸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

 所以，战争手段就成为美国阻止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滑向深渊的唯一刹车机制，因为美国一旦用战争手段改变了欧洲的安全局势，这个在美国以外最大资产池中蓄积的国际资本就会向美国流动，美元就会得到强劲支持。这也不是第一次，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都是在欧元与欧洲经济开始展现出强势的时候爆发的，而一旦战争爆发，欧元的强势就结束了。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在去年7月由于美国银行和AIG危机引起欧元暴涨到对美元1·6的水平，就爆发了格俄冲突及俄罗斯舰队与北约舰队在黑海的对峙，欧元由此又下跌到1·3。

 美国在本次金融峰会中作出让步，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奥巴马本人的执政风格，他在竞选过程中所主张的外交方针，就表现出了内敛的特色。但也正如前面所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产业资本的主体地位已经让位于虚拟资本，而拥有货币霸权是实现虚拟资本利益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是奥巴马愿意拱手向欧洲人让出货币霸权，美国的金融资本家也不会同意，其结果，或者是用极端手段把奥巴马搞下去，或者是奥巴马向金融资本家低头，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低头的迹象，比如，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不久前就说“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前两任总统和财长始终挂在嘴边上的说法，也是美国金融资本利益诉求的典型表达方式，但是却有悖于奥巴马上台时要振兴美国物质产业的主张。

 所以，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与欧洲公开对决。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在一场世界性战争前都有一个结盟的过程，现在欧洲已经有了联盟，就是欧盟，欧盟还在扩大，已经从开始的12国变成了27国，俄罗斯总理普京多次说过，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因为其70％的人口和90％的经济集中在国土的欧洲部分，所以俄罗斯也是欧洲的潜在盟友。如果欧盟继续扩张，还可能融入环地中海北非地区讲欧洲语言的国家，最终可能是一个人口8亿，经济规模显著大于美国的联盟。而美国目前只有一个包括美、加、墨在内的经济联盟，以此与欧洲对抗就已经不是对手了。所以美国的联盟范围也必须扩大，就是把美元圈内的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拉进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联盟对象，就是我们中国，这就不难理解美国政客们目前所提出的“G2”、“中美国”等战略主张的含义。还有自2005年以来美国军方所提出的要与盟国实施的所谓“百星千舰”计划等。美国不仅要结盟，还要最大限度地团结盟友和瓦解敌人。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正在重新塑造与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包括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希拉里到俄罗斯去，拿的礼物是一个“复位键”，也是想把俄罗斯从欧洲拉出来。所以美国的战争准备，不仅包括着军事内容，也包括着与欧盟的外交角力。

 由于美国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金融经济已成为主导，实体经济则被逐渐掏空，美国要想在与欧盟的对抗中占上风，就必须拉住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物质生产能力为其所用，因此我以前提出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全球新战略是“扰乱欧洲、稳定亚洲”，今后必定会转变为“拉住亚洲、打击欧洲”，使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国。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没有基本上完成，美国与欧盟进行全面对抗的准备就不会完成。

 如果美国没有准备好，欧盟的军事准备比美国就更不充分。欧盟到目前只是一个经济联盟，缺乏军事这个“硬实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老欧洲曾拉俄罗斯作为军事支撑，俄罗斯也把加入欧盟作为其最终归宿，可由于俄罗斯的体量太大，又有庞大的军事实力，进入欧盟后会影响德法在欧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所以直到目前俄罗斯入欧盟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由于欧美军事实力悬殊太大，在现阶段，比如5年以内，欧美军事冲突的力度就会很有限，例如，美国仍然是打击欧洲的周边地区，以此来制造欧洲的不安全态势。但欧洲如果是要坚决与美国争夺货币霸权，欧洲的军事准备力度就会加大，我们目前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一是法国重返北约，北约本来是冷战产物，但除了美国和加拿大，其成员都是欧洲国家，而俄罗斯这个昔日的敌人，现在则是欧盟的潜在盟友，也不排除未来进入欧盟的前景。欧洲人既然可以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不听美国的话，在北约中也可以不再听命于美国，因此在今后美欧冲突加剧时，我们将会看到北约的分裂，或者是北约变质为欧洲人的战争机器。其二是欧洲人摆脱北约框架另搞一套，而且欧洲人也正在这么做，例如欧洲军团与德法军团的建立。去年德法军团首次在法国本土进行军演，地点就在阿尔撒斯－洛林地区，这个地方在普法战争中曾割让给德国，一战后被归还，二战中再度被德国占领，德军在二战后第一次进入法国，又是到这样一个敏感地区，其意义相当于中国让日军在二战后重新进入东北，连这样的事法国人都敢作，说明了欧洲的政治、军事统一正在迈出新步伐。

 因此，随着美欧的军事准备过程不断推进，以美欧为两大对抗方的世界性战争就在酝酿过程中。前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而战，而下一次世界性战争则是为了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而战，目的就是争夺世界货币霸权。由于本次世界性危机有可能长期化，随着美国的经济危机日益深重，解决矛盾的手段最终就会被归结到军事上，而世界霸权的更迭，从来都不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

 这不是说马上就会爆发世界大战，没有天生的战争狂人，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人类最理智的行为。如果不是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无法调和，谁也不愿走到发动战争那一步。在未来若干年内，我想美国还是会首先采用类似前两次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方式，通过打击欧洲周边地区来制造欧洲的区域不安全态势，驱赶资本回流美国，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危机越深重，国际资本就越不愿回流美国，一方面总是打击周边地区而欧洲本土不被震动，国际资本也会感到麻木，所以，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深化，最终就会迫使美国直接打击欧盟本土。

 我在几年前写的《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与新帝国主义战争》一文中曾说，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由于货币霸权成为争夺对象，战争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就是“错位打击”的概念，即军事打击的对象不是利益冲突方，而是其周边地区，以便由于利益冲突方的安全态势改变，使其资产池内的资本向己方流动。现在看，这个理论也对也不对，因为货币霸权最终的落脚点是用金融商品换实物，除非与自己争夺货币霸权的国家也是自己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否则打掉了与自己争夺货币霸权的国家或联盟，只对自己有利。从美国目前的贸易逆差来源格局看，虽然来自欧盟的贸易逆差还有上千亿美元，但是在其全部逆差中只占15％，其主要逆差来源是环太平洋地区，其中东亚地区占近一半，而且来自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是在不断扩大，而来自欧盟的逆差则在不断缩小。因此，美国即便是通过军事打击毁掉了欧洲的金融资本，也对实现自身的虚拟经济利益妨碍不大，所以美欧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是很大的。

三、       怎样认识世界大格局变动中的中国利益

 如果套用二战前的世界格局看今天，当年的德英关系就类似于当今的美欧关系，而当今的中美关系，则类似于当年的英美关系，即当年挑战英国世界霸权的是德国，今天则是欧盟在挑战美国，当年若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支撑，英国也战胜不了法西斯德国，今天的美国则必须依靠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实力。

 美国在前两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开始后很长时间内都是“骑墙派”，只是到大战后期才加入战争，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美国是一个国土广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不依靠国际资源和市场就实现长期发展，这就是“海权论”虽然出自美国，却长期被束之高阁的原因。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国际资源与市场，而从资源角度看，美国可以依靠南北美洲的资源，欧洲则由于资源短缺，其国际资源指向的大部分都与中国重合。

 美国在经济虚拟化的过程中，与中国形成了新的共生关系，产业转移指向是东亚地区和中国，贸易逆差指向也是朝向东亚，但西欧有东欧，由于东欧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西欧的20～40％，地理上又是在一起，所以产业转移与贸易逆差的指向就主要会是东欧地区，因此东西欧关系就类似于中美关系，西欧经济的虚拟化就将主要有利于东欧，这从近年来西欧向东欧地区的大规模直接投资中已经可以看出来。

 所以，如果用所谓的世界“新秩序”来代表欧元的强势，用“旧秩序”来代表美元的强势，就不难看出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归属于新秩序还是旧秩序更有利。换句话说，中国打倒了美元，真的搞出了“超主权货币”，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吗？美元虽然是泡沫，中国手中拿了很多，但是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有着巨大贸易逆差，也用这些“泡沫化美元”换取了大量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去年仅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就有1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所以只要美元不倒，就对中国有利。

 我以前也曾设想过中国应推行亚元，以避免美元不稳定所造成的风险，但是在过去近十年的新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显著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产业整合平台，即中国大量从东亚地区进口资源与零部件，做成成品后再向美国和欧洲出口，因此以外东亚地区面向美欧的巨额贸易顺差，都在转变成面向中国的贸易顺差，再由中国向美欧出口，形成中国面向美欧的、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这个产业整合过程仍在继续，表现为中国面向美欧的贸易顺差与面向东亚的贸易逆差都在不断扩大，如果推出亚元，亚元必然会成为一个强势货币，则这个强势货币不利于对美欧的出口压力将主要由中国来承担，汇率风险也将主要压在中国身上，这对中国并不有利。

 以上分析并不是说中国应该主动投身到美国的军事阵营。美国要争取中国，欧洲也要争取中国，中国由于自身拥有的经济实力已经很大，所以更象一个能平衡美欧实力天平的砝码，所以我才说中国在目前的国际地位，很象二战前的美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就可以在这场世界大变局中获得更多的机会。

这个机会不是要当世界的头，也不是带领发展中国家去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而是要等待美欧在一场对决中彼此消耗，从而突显出中国的国家实力，等待21世纪前50年再次走向世界顶峰的机会。

 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先走向亚洲，所以中国可以不争当世界的头，但是要争当亚洲的头，是要在美欧冲突而无暇东顾亚洲的时候，先争取成为亚洲的头。在美欧对决中中国两不相帮可以，但是谁也不要碰中国在亚洲的利益。就是要推出中国的亚洲门罗主义。

中国在亚洲的利益，就是以中国为亚洲产业的整合平台，把中国的制造产业链向亚洲延伸，同时通过泛亚铁路、公路和航道的建设，把亚洲经济整合到一起。还应当考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金融整合，从这个角度看，我不同意把上海建设成中国金融中心的设想，因为从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看，珠三角地区才是亚洲的地理位置中心，并且有香港这个现成的发达国际金融港可以利用。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心脏，在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日益深重且前景极为不明朗的时候，把上海推出去，等于是自己拆了防火墙，就不如借助香港和港币的实力，让珠三角地区率先走出金融开发的路子更稳妥，也为中国的亚洲战略铺了路。

由于直到目前东亚各国仍对美欧拥有巨大贸易顺差，在本次危机爆发后又都面临着因出口显著下跌所导致的经济萎缩困境，所以中国提出的以中国为平台整合亚洲经济的主张，也符合亚洲国家的利益。因为中国要进行这场整合，必然要对亚洲各国进行大量投资和产业转移，就会拉动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增加亚洲地区的就业。

从中国走向亚洲的需求看，我不同意目前有关中国应造航母的主张，因为这会造成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恐慌和戒备，从而不利于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经济融合。当年日本想以武力统一亚洲，最终遭到惨败，中国主张造航母的人虽然是出于和平与自保的目的，但是难免别人“怀璧其罪”。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欧矛盾，东亚地区是相对安全地区，以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没有人敢轻易冒犯，为何要增加军事力量呢？经济是国防的基础，美国在二战前战机不过千架，坦克不过数百，但是在参战后的短短数年中却生产出了数万架的飞机与坦克，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与陆军，以中国目前的制造业能力，已经能生产世界上功率最大的船用柴油机，能造出世界最大的货轮，造航母早就不是什么技术和生产难题，只是应在什么时候造。如果中国能在整合亚洲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到那时联合东亚国家共同制造航母和设立联合舰队，恐怕才是更好时机。

最后一点，虽然国际与东亚地区的格局正在变得对中国更有利，但启动中国内需来保持住中国的经济增长，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因为对世界来说，中国只有保持住了经济增长的步伐，才能不断改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实力对比，对东亚来说，只有中国的内需扩大，才能吸纳他们的出口，拉动东亚的增长。我刚刚写完的一篇文章中说，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严重不同步，这种结构扭曲形成了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块巨大需求被压抑，就是城市化所能产生的需求，其规模大到二、三百万亿元，因此足可以拉动中国经济在长期内的较高速增长，也可以成为吸纳东亚地区出口的巨大海绵，所以国际国内战略必须并举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