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十二五”还有一年半时间，按照惯例，国家发改委已应着手“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我认为，应当把调整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

　　调整的对象不是宏观总量而是经济结构，这是常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多次调整，但这次调整具有与以往调整极为不同的意义。

　　收入分配调整

　　首先，以往的调整无一例外都是以短缺为背景进行的，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短缺背景就在不断淡出，直至转化成本轮经济增长中的过剩背景。目前阻挡中国经济成长前进脚步的已经不是严重的短线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是严重的产品与产能过剩，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国的长期发展就会越来越因缺乏需求动力而陷入低速增长，甚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从供给短缺转变到生产过剩，背后的主线是两条，一条是在居民中收入分配不平均的倾向日益严重，导致微观层面的储蓄与消费失衡;另一条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同步，导致中国的产出能力已经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但是人口的主体——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只有700美元，这也是引起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

　　有人总以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存在需求屏障，因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仍有很强的需求创造能力，所以中国政府面对的首要调控难题始终是防过热，这种观点以前对，以后肯定不对。

　　世界资本主义过剩危机首次爆发的时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GDP只有300美元，所谓“发展中国家”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不经历一个较大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不掀起一个城市化高潮来纠正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以这次衰退为标志，中国就可能再难见到9%以上的整体经济增长率。

　　推动城市化内需

　　第二，伴随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从短缺向过剩转变的国际环境，是新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掩盖了我国国内的过剩倾向，也就是由于外部失衡抵消了内部失衡矛盾。

　　但是，发达国家走出这场危机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尽管新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若想再现外需高速增长而无须考虑国内结构矛盾的前景，在“十二五”期间就几乎不存在。这就必须从调整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出发，释放出国内被长期压抑的需求，也就是通过调整国内个人分配结构，以提供国内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大力推动城市化，释放出被城市化缓慢而压抑的巨大需求，从而解脱外需萎缩而内需也打不开的困境。

　　央地财政关系调整

　　第三，自1979年以来，无论在改革、开放，还是在发展方面，各级地方政府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3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而这种动力机制形成的重要基础，是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这种利益分配机制，使各级地方具有突破传统体制、通过兴办各类企业，更快增加本地财政收入的冲动。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市场边界越来越超出地区的行政边界，而未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会越来越不是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来组织，而是通过大型企业来组织。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都市圈、城市群的发育，其多数也会超出一个地级市，乃至一个省的边界，如此，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要求就会与现行的“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依靠自己创造，使地方政府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更像是一个企业，由此导致中央政府的统一宏观调控与长期规划，经常因为与地方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而被阻滞。

　　所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先集中、后返还”的财政体制过渡，就是一个重要的调整内容。进行这种调整的难度在于沿海省市，因为沿海地区是中国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而内地许多省市早已是靠着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但“十二五”期间由于外需不振，沿海地区的一般财政收入和“土地财政”收入都会减少，甚至发生困难，目前已经有许多省市需要通过中央政府代发地方债来度过困难时期，因此在这个时候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最好的时机。

　　市场化机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第四，虽然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经济规模，但是企业规模与国际标准比较还是很小，这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关，也与上面所说的条块分割的财政体制相关。

　　在目前政府实施的产业振兴方案中，已经有许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通过这些方案刺激总量增长的成分更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企业所有制成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各类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如果说以前的调整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背景而进行，以行政命令的“关停并转”为主要方式，在“十二五”调整期内，则应更多考虑采用市场化的动力机制进行。

　　所谓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就是把市场萧条作为主要的淘汰机制。正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就应当把现有生产能力中先进生产力保留下来，而推动落后生产力的倒闭与重组。如果为了保增长，就采取许多保护落后的措施，中国的企业规模就很难上升到世界标准水平，也很难与世界的先进生产力竞争。

　　市场化的动力机制，还包括使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手段，鼓励先进企业兼并落后企业，从而使先进企业做大做强。还应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为先进企业的兼并活动开通更宽的资本市场通道。

　　环境整治调整

　　第五，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基础上的。

　　到了目前阶段，大部分地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这样下去，即便有了现代化也没有用，因为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而且资源也已难以支撑了。所以，进行大规模的城乡环境整治，才能为中国经济未来30年继续高速发展打下基础。

　　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我认为“十二五”要以调整为主题的道理。当然这些考虑还很不全面，还可以补充许多内容，但调整是必需的，否则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就会越迈越小，会因为各种重要的结构关系理不顺而不得不慢下来、停下来。正像人一样，长期高速奔跑难免会带上病，需要一个时期治病、调理，健康了，就又可以跑起来。

　　调整就不会有高速度，所以“十二五”应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中速增长期，平均速度在7%~8%之间就应该满意，要把调整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而把增长速度放在次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