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价格严重扭曲，调节机制失灵。

　　直观看这些补贴，都是平台想利用“砸钱”来引流，比如：4月10日某平台的外卖“百亿补贴”计划，5月6日某平台给消费者的免费1亿杯奶茶，7月2日某平台启动的500亿元补贴计划，7月8日某平台的“双百计划”宣布投入超百亿元作补贴。除此之外，还有外卖平台日常持续挂出的大额满减券等等。平台引流的初衷，当然是要参与这个细分市场的竞争，但是这种方式首先带来了价格严重扭曲，大量非理性低价产品在平台上比比皆是，而这种价格水平放在正常竞争环境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食材成本、房租成本、人工成本、供应链成本等主要成本的综合负担，显然不足以支撑单价动辄“1元、2元、3元”级别商品的可持续供给。余下的悬念似乎就是：谁都在指望着竞争对手撑不住而自己可以扛过来。可以说，不管相关平台出发点上始于怎样的考量，都已经造成了价格的严重扭曲以及表现为市场正常调节机制的失灵。

　　第二，对相关从业人员产生了较明显的干扰。

　　从网络统计数据看，补贴大战过程中，各大平台每一天的订单量已达到亿级水平，已高于往年整个细分市场的日均单量，将“薄利多销而至亏损营销”的运转压力传导给了这个生态当中的最终端，也就是外卖员、饮品店店员等体力劳动者，造成透支身体健康、劳动潜力被过度压榨、从业风险不断攀升，再加上高温酷暑、骑手算法禁止超时等因素，综合看来，很难简单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收入者就能讲通其合理性，其背后的压力，更多是一种较普遍被迫加入的内卷，是对低端体力劳动者行为选择的明显扭曲。

　　第三，消费而不浪费这句话，在这种内卷式竞争情境下已成为空谈。

　　因为补贴到价格极低、就差不要钱的水平，众多消费者特别是有情绪化特征的年轻人动辄购买一冰箱的奶茶咖啡等，很明显是要造成浪费的。有人可能会说，毕竟这些东西是自己挣钱自己买，原则上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但制造这些商品所使用的原材料和相关资源、扔掉这些商品所产生的垃圾、回收这些塑料制品所发生的公共治理成本，其实都是消费浪费所带来的社会综合成本，而不仅仅是花掉的那几块钱。

　　第四，长时间、大规模、高力度的补贴，对市场秩序势必产生扭曲畸形和对市场主体的伤害。

　　尤其是市场上的供给者，也就是商户，会身不由己地落入当下或中长期的困窘境地。首先，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看，连锁餐饮品牌门店商数在全国餐饮门店总量中占比不足三成，平台补贴的主要对象也基本是针对连锁餐饮品牌的，其他2/3以上比重的大量小、散、单店事实上并未或极少获得平台补贴。这其实使多数相关商户迅速落入市场份额收缩困难处境的负面影响。其次，这种变化对市场交易原本所依托的相关行业生态又将产生一个像中长期外延传导的负面影响：因为从消费者行为考察，消费者对价格高低的感受是具有较长延续性的，一旦习惯餐饮业的价格下降，那么消费者就会在进入或迟或早到来的补贴减少阶段后，通过减少消费的动作来调整，原来看似扩大市场份额的不足三成的品牌店，这时也将会面临一个份额跌落的“回头潮”。第三，同样的原因，外卖形态的消费恶性竞争会对堂食的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短期的大量外卖增长，会挤压堂食的市场份额，而或迟或早风潮过后堂食的恢复，对不少在临界点上苦苦支撑的商户来说，可就是一种“滑坡容易上坡难”的挑战了。第四，强力度补贴带来的短期大量交易，非常容易伴随供给品的品质下滑，引发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社会安全的隐患，然而毕竟餐饮业仍应以品质至上食品安全为天。所以总体看，补贴大战没有赢家，餐饮行业很可能要因此面临进入“量价俱损”周期的威胁，这是需要全行业引起重视并理性地加以防范的。

　　这方面问题的解决之道，显然需要“标本兼治”，而在努力优化相关政策与监管的同时，需以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体现“治本为上”。

　　从基本命题上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央给出的宏观政策准确的表述，怎么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掌握好相关要领，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应沟通不同意见，凝聚共识，努力优化。背景上，显然我们需要在当下应对中央所说的复杂严峻的局面，贯彻全面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结合的方针，那么已经在中央指导之下形成的超常规的宏观“双松”政策搭配下，表述多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扩张性要更加明显；而货币政策已经不再提稳健这样的概念，直接表述为“适当宽松”。这样双松的宏观扩张政策总体要求上，又要落在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全面地来扩大内需。那么应知，这反映着中央近年来反复强调的系统集成这样的系统思维框架：早就有中央文件的表述，指明消费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在基本学理上来说，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供需互动中，基本的逻辑关系，就是我们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而使他们的消费尽可能地合乎向好意愿，这个是基础性的原生动力，但是回应这种原生动力的创新动力，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供给侧的生产经营环节，即生产经营主体，是社会上于竞争中处理其产出的产品与服务怎样形成针对性呼应关系的主体，他们出自趋利动机要千方百计提供有效的有竞争力的供给来回应需求。这个循环，在实际生活中如果讲社会再生产初始环节，一定是需要先有投资--这个投资的有效性是最关键的，以其有效，带出来合乎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也带出来人们所需要的“安居乐业”的就业机会。在就业能够稳定地使人民群众有自己可预期的收入、形成消费能力之后，当然还要配上其它的社会政策，比如说对于弱势群体的低保和扶助，以及我们必须提及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百姓、消费大众消除各种“后顾之忧”，然后形成以这样一种有效的投资带出就业、带出消费能力有源头活水，来持续地支持着社会成员、消费大众可以用自己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做自己所意愿的消费。

　　今天我想向各位特别汇报的，就是这个循环中关键的“有效投资”。需要区分不同的有效主体，不同主体所适应的不同的有效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市场主体、千千万万的企业，是在厂商竞争中间要实现自己创业创新目标的竞争性的主体，他们适合的投资，显然主要是在一般市场竞争中的商业性领域里面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方面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需要有一种权责利结合的激励-约束绩效机制，使投资的主体能够在得到产权保护、有公平竞争预期情况下，敢于勇于去加入竞争行列，去做这种商业性的创新创业活动。人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息革命时代最前沿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化头部平台公司带出的产业经济数字化、数字经济产业化“数实融合”大潮中，总体上我们必须承认，求得投资成功真正的生命力，首先就在于企业方面，是在商业性金融支持时应特别发挥主要功能作用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在这种直接融资唱主角的支持之下，以数字经济创新龙头，形成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过程。

　　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是我今天要特别展开说的政府投资。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在有效、有序的市场后面跟上其有为、有限地“更好发挥作用”的这种功能，“市场决定论”与“政府作用论”的组合，已经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地做了表述。政府在有效投资这方面的有所作为，在当下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必须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公债机制，包括国债、地方债，规范化、阳光化地支持政府做他应该做的有效投资。而政府的有效投资，主要是在什么样的领域里有他的适用性呢？中央现在有非常明确的表述：政府投资是“两重”为主：国家安全和重大战略实施相关领域条件能力建设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截了当地说，这对应的，都是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类公共工程的项目，这种项目会碰到所谓市场缺陷等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两重”公共工程领域里，对企业当然应该引导他们也积极参与，但是最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不能落在企业方面。这些项目建成后所提供的，是在理论上所说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个范围内，要在厂商不能够靠纯粹的市场机制解决投资回报问题的情况之下，由政府牵头以纳税人提供的税收，以及以规范的公债筹集的资金，来支持着完成项目建造，形成“正的外部性”，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投资领域里的“两重”，现在其实是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要借助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发挥政府有效投资功能作用的重点对象。

　　那么，我愿意进一步说，这方面实际上碰到的一个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产生疑惑与争议的认识误区，是我接触到的不少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研究界人士，也包括企业界人士，往往有这样一种看法，是认为这些年走下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投资规模已经非常大，中国的这种大基建、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已经饱和，伴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快碰到天花板了，有很多地方抱怨地方专项债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等等。我自己愿意在此非常直率地说，这是现在我们必须澄清的一个关系到怎样更好地来应对困难、打开新局面需要解决的认识误区。

　　我的基本看法抓紧时间汇报一下。我认为政府可做的事情，在有效投资概念下，可选择项目很多，重点的和配套的合在一起，可谓俯拾皆是。首先，就是要于现在不失时机地在经济低迷阶段更好发力，把中央所强调的“两重”作为重点进一步打开新局面。可做之事的具体化，我在此就直奔主题说一说。所谓已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对应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整个国土上，这些年来，人们反复感受到跟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相关的是什么？是我们不断地听到在雨季形成的涝灾危害。有一些震动整个社会的不良案例，比如说当年郑州大雨之后，一条隧道里淹了多少辆车、死了多少人，大家可能对此还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也看到网上有的视频，是后来李克强总理到了那个隧道口，他站在那里说，这个隧道里面到底淹了多少辆车死了多少人，要查清、要追责。当然后来没有听到更清晰的报道，但知道原来政府报的数字低于实际发生规模。在灾害后面，人们必须反思的是什么？就是据披露，郑州早就投入巨量资金做政府主导的海绵城市建设，那为什么这些资金所做的海绵城市建设，却不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一个负责任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对这种事情必须举一反三，来考虑整个我们两重建设的必要性。在郑州以后，我们又不断听到，有从南方到中部，再到北方，出了大雨以后又发大水造成的这种灾难性的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冲击，比如后来北方的大雨造成了北京的门头沟、河北的涿州，又出现严重灾情。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追求中国特色现代化应具有的高水平的话，一定要找到一种资源投入，去完成所需的建设项目，来对冲这种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间不安全的威胁，减灾防灾。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有效投资眼界下，没有别的选择一定要做的事情。比如郑州，就得专门地做全套反思和考察分析，为什么原来投入的那些资金不解决问题？具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综合性的原因，可能碰上工程做到一半没有赶上它发挥效应，可能是管理上和设计上有不对头的地方，甚至可能还有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延误了很多应该抓住的时点，没有把这种事情做好，等等。但无论如何往前看，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两重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防灾减灾。

　　关于海绵城市建设在北京，我知道也有前些年的试点，比如说海淀区的海淀公园，就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试点区域。这种事情必须首先在中心区域争取全面铺开，天文数字的资源就得砸到地底下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别无选择的。那么，这个海绵城市建设实际上连带着一定要考虑，必然关系整个水系的整治，那么我们多年所注重的江河湖泊与水库治理、基本农田灌溉体系建设，当然要跟上，而整个国家现在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又跟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在我国主要的中心区域，海绵城市建设一定还要有对接到需要通盘设计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我国地下综合管廊多少年前只有天安门广场做到了--地面上看不到电线杆子，是吧？后来大家发现，所有的管线，都应该放到地底下去，这才符合高水平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这些年在反复地讨论推动这个事情，它的基本模式已经清楚了。建设综合管廊虽然有大量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但一旦建成，就可以管一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段内不扰民，高质量形成社会公共服务环境，综合地算总账，是非常合意的。综合管廊的管理部门，要对入网的所有管线收取年费，这是它对应的弱的现金流，源头上是各种相关管线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付费。这个弱的现金流，再对应到我们现在的地方专项债顶格30年、特别国债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50年，是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资金闭环的，不必体现在财政赤字上。这30年、50年的资金闭环，可解决平时我们难以想象能够下决心大规模去做的这种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它又一定结合着海绵城市建设--需要通盘设计。那跟着来的又是什么呢？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和其他一系列成规模的中心城市，必须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如纽约、东京、莫斯科、德累斯顿等等，无一例外必须建成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中心区域就是建在地面之下的地铁。可想而知，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网的地铁系统，必须打通规划作高水平设计，通盘建设。当然，地铁到了比较靠外的郊区，为了节省成本，它可以走到地面上成为轻轨。纽约是非常典型的，中心区域都是在地下，到了旁边靠近人们所说的郊区，开始走到地上了。在东京中心区，最典型的这种轨道交通是立体化的，加上地面交通和行人通道可以三层到四层。他们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些现代化城市中心区域的基础设施所具有的支撑力，可以避免和弱化像北京、上海等等城市这样的路面堵车，以及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想买机动车却要受限，必须摇号，必须出钱（北京市是摇号，而上海是摇号跟出钱结合买那个“最贵的铁皮”--机动车牌）。用车的时候，北京还有限号，你那怕买到了一辆机动车，五个工作日里有一天你不能开，逼着很多家长再买第二辆车，因为那一天他必须还要接送他的孩子上下学。这都造成了多少社会矛盾和综合成本？我们早就做过研究，东京、纽约的机动车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人家为什么没有必要采取这些限购、限号、限行的措施？就是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网布局及其发达程度与密度，足够使所有的买车者是想买就买，买了以后主要在节假日他们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和在平时作为特殊情况的应急之用。一般的通勤，比如住在远郊区的，开车走到政府规划好的各个停车场、停车位，停下车来便进入轨道交通系统，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地到达目的地--这才是现代化的水平。不要看北京现在也是高楼大厦林立，跟曼哈顿看起来差不多，真实的水平差距就在这儿。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说“两重”建设，这不正是一些中心区域必须做的、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吗？北京地铁建设这些年在跟时间赛跑，现在已有积极的迹象，也引进了PPP机制（引进了港资，他们是全球首先做到有地铁系统不亏损这样先进经验的主体）。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都是运用PPP来做的，应可以更积极地把其他一些主要地铁线路也引入PPP机制来做。政府出一部分钱，就可以带动可观规模的非政府的钱，来做这样的事。

　　除此之外还要做什么？我接着说啊，这还只是举了一些简单例子，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呢？早就有交通部门说，中国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现在又说不止5000万了。我注意到在北京是非常典型的情况，你要把一辆车停下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政府有些管理部门在反其道而行之（在周边原来有相对宽松的停车位的地方，比如说玉泉山周围一大片那个三山十三园的郊野公园区域，路旁边现在全都画满橘黄色的禁停标志，老百姓去那儿大多数都是驾车，不得已得停下车来，那做什么呢？交罚款。何苦来呢？跟老百姓过不去。这是现在一种实际生活中矛盾的体现）。这方面应该提供的基础设施的要求是什么？政府高水平规划，必须把覆盖整个辖区各个节点上合理的停车场、停车位赶快建出来。北京的平安大道是多少年前的一项首都重点工程，终于建成了和长安街平行的一条东西向直接贯通的干道。当时所有的配置都是最高水平，旁边的店铺是雕梁画栋式颐和园的风格，第一批的路灯是宫灯（当然后来发现不实用又改掉了），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平安大道两边怎么设置停车场和停车位。这么多年，两边的店铺嗷嗷叫也没有办法，人气就是上不来。现在怎么办？必须要有通盘规划，以立体停车位的方式在这个平安大道两边解决问题。这个事情要做起来，政府当然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牵头做好，后边完全可以跟着PPP的方式，接着由企业进场建设和运营。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力量进来，对应着停车的使用者付费机制，能够把这些事情解决得快而好。

　　诸如此类，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展开说很多的例子，但还可点到为止：老旧小区改造要不要做？从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到一些三、四线城市，都有类似的、非常必要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是造福于老百姓的建设任务，也是我说的政府应对应的有效投资的应选项目。至于说乡村振兴方面增长点区域的建设，那更是可以举出各种各样、各地不同的对象，找到对象里面的适应性。

　　还要简单强调一下：我前面列举这些例子的政府该做的投资，只要掌握好使它的规划有高水平，它的工程监理以及资金使用（运用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这方面体现应有的专业化、规范化、阳光化，接受监督等等，就一定能够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发挥现在说的扩大内需，后来跟着的优化结构、改善民生、提升增长后劲等一系列的正面效应。做这些有效投资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我们一样也不缺：中国现在所谓的产能过剩它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有办法提供钢材、水泥（把产能的过剩转为不过剩），还有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我们能有可靠的把握把这些两重建设为主的政府有效投资，以更加有声有色、更加有水平的方式做出来。这样一来，我前面说到的项目对象有、生产要素有，把匹配的公债机制掌握好，便没有妨碍的问题！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反复说，中国公共部门负债与主要经济体相比，我们现在水平是低的，我们政策工具箱里有它充足的冗余度，可以把这个事做好。

　　那么这样一来，我愿意跟着强调：做事的机制创新非常重要。过去的政府投资由于种种原因，容易落到所谓低效的状态，必须注重机制上的和管理上的提效。当然，对这个低效状态还要有具体分析，你如果简单以微观眼界的成本效益分析看，青藏铁路的建设是不合算的，但我国必须抓住时机于前面一轮政策扩张期，把它建出来。什么道理？这里追求的是国民经济综合绩效，它有超越一般的经济成本效益核算的眼界。要考虑到增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考虑到怎么样支持西藏区域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力量进一步巩固整个国家安全大局。什么时候可以启动？如果太早了，则没能力；太晚了，则贻误时机。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以上一轮四万亿投资计划刺激、支持，我们就把这样的事情做出来了。新的一轮，现在可能于青藏铁路之后还要考虑川藏铁路，是同样的道理。在高铁建设方面，也一定要打提前量，现在高铁账面盈利主要是京沪线，以后会越来越多有那么几条。再以后呢，这个盈利面可能会扩大，但也很难设想什么时候全国所有的高铁线都盈利。然而，这方面的大前提是必须成网，必须有一个准公共产品性质的网状体系支撑。欠发达地区跟上整个发展，是“要想富先修路”，进而支撑我们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结语说，如果从我们讨论的以人工智能+、数实融合带出整个产业创新大潮这方面，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的同时，政府怎么做好冲抵现在经济低迷的压力、冲抵美国特朗普2.0版给我们施加的压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把握好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要领，那么我们这样以政府更加积极财政政策所做安排的有效投资，也一定是要匹配上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PPP机制、产业引导基金等，在超常规宏观政策的支持配合下大干一场。在当下失业压力普遍造成民众不安、不愉快的时候，这些政府两重项目和配套项目，正是搞了“以工代赈”，是直接对应到当下社会现状的：只要工地上有了工程开工，马上就有就业机会，马上就有工资发放，马上就产生设备、原材料等订单投放市场的景气，马上就有老百姓提升消费能力方面的实惠。而从当下联结长期来看，一做这个事情，就是扩大内需，提供改善民生的就业机会，跟着提升景气，还跟着优化结构，增加我们发展的长远后劲。惠民生，而且会引致民资来一起做。以后在中国要做越来越高水平的社会基础设施，那么带出来的，当然就是我们在“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能更有底气、更有可能在正视困难的同时，冲抵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情况下去实现行稳致远。所以，我从财政政策支持政府有效投资优化这个视角上，所谈的这些看法，是愿意引起大家更多的探讨，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在我们企业未来冲入人工智能+这个创新大潮的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有效投资，是要把企业的有效投资加上政府的有效投资，形成更加可依赖的合力，来支持我们开创意愿中的现代化新局面。

　　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2月17日中央举行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这是领导人依照党的“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对于民营经济作用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指导思想的再度重申，也是基于民营经济对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实践经验科学总结。上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以“半导体”概念发轫而推展至“互联网+”的新技术革命进程中，我国的民营经济市场主体，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迅速成长，并积极地投身于追赶硅谷数字化创新的市场竞争中。千年之交后，终于产生了一批脱颖而出的数字经济平台头部企业，体现着其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促进“全局皆活”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领军作用。实践表明，由于民营经济主体的决策与运行机制的特点，它们在成功率低、即失败率和风险度高的数字化前沿创新项目的突破上，具有相对优势，即有相对高的适应性，可以更具决断力、耐受力和“敢赌服输”式试错魄力地去面对必须“痛苦扛过”争取成功必有的“烧钱”瓶颈期的考验，所以为数不多、终于“一飞冲天”而影响力与辐射力巨大的数字平台头部企业，在我国迄今清一色是民营经济主体--它们成为这一赛道上成千上万参与者中比例极低的“成功者”，而一旦成功后，体现出的经济价值和对于全局的社会价值，都极为可观。今后的继续发展中，固然有主打“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改革路径上国企、民企更多以股份制为规范化框架的利益共同体式创新发展，但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国企民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基本原则，其内涵又包含着对于民营经济在数字化前沿创新等领域内其相对优势因素的认知，以及对于继续发挥此种优势的鼓励。我国民营经济在已不止“五六七八九”份量底盘上，以数字化支持高质量升级发展，其生力军的冲锋陷阵功能与贡献，有望承前启后地在未来继续大放异彩。

　　无庸讳言，在贯彻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让民营企业在“创新为第一动力”的高质量发展中大显身手指导精神的同时，必须正视由种种原因造成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与必须应对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17日座谈会上明确地指出，这些困难和挑战出现于改革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是局部的、暂时的，而不是整体的、长期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工作重点，并清楚地强调了相关的一系列工作要领。民营企业人士，应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所宣示的中央指导方针，振作精神，乘此次中央座谈会的长风，于市场竞争的沧海横流中破万里浪，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坚决、坚定、坚毅地搏击进取，勇敢地迎接挑战，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考验中争取大展宏图。毛泽东哲学著作中非常清晰地指出，事物发展变化中，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需要把握好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要领。在中央方针政策暖风频吹的外部大环境中，广大的民营经济市场主体，须把自身苦炼内功、勇抓机遇、锐意进取的“内因”，与以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取向积极打造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统一大市场的“外因”，更好形成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自身生力军作用的强大合力。社会各方各界，要贯彻中央要求，坚定高质量发展信心和强化全局意识、系统观念、法治精神，秉持让民营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大显身手、积极作为的共识，在“新的两步走”现代化征程上，努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我虽已从事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工作几十年，也十分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股市状况，但实话实说，决不具备对股市行情做短期预测的能力。我也不认为大多数“股评家”具备这种能力。试想，如果谁真的可以有充分把握做出股市的短期准确预测，那他还有什么必要性和持久动力出头露面、花费精力做那种“股评家”？恐怕早就“没事偷着乐”在股市中去“闷声发大财”了。我本人之所以愿意应约写此短文，主要是基于研究者的习惯和责任，要对公众关心的事情，试作一些与股市相关基于独立思考的“定性”式讨论，希望对于关心股市的读者，多少有些参考作用。我的基本看法如下：

　　一、股市存在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其客观要求。虽然这些年股市表现确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绝对不可能如个别发言者所说，“干脆关掉”或者“推倒重来”。我们需要“跳出股市看股市”，来理解和认识其所具有的对优化资源配置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性质。股权投资式“直接金融”比重的提升，必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趋势。

　　二、如何看待中国股市的“晴雨表”作用和“牛短熊长”。需要正视：股市在发挥资源配置中的能动作用和人们所期待的相关多维度有益功能时，其对于总体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作用，是仅就长期表现而言的。短期股民“用脚投票”表现的市场波动乃至剧烈震荡，都无任何直观的“晴雨表”意义——特别是在中国股市的规范程度、成熟程度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进而应知，股市长期表现的决定性因素，是在于经济基本面的可持续发展支撑力如何——就此而言，前些年中国股市长期在3000点左右徘徊，屡屡让人失望，至少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基本面支撑力的不足，及其引出或伴随的“信心”“预期”的支撑力不足——这就有了长期视野中“晴雨表”式的提示意义。在这个认识框架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股市特征具有较鲜明的“政策市”“消息市”“板块轮动投机市”特征，总是“牛短熊长”，一旦“牛”出现，主要还是表现为“政策牛”“资金牛”“刺激牛”的短过程。

　　三、本轮行情的正面效应及其直接的促成原因。此次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政策大招”，带出股市的“牛”相，还是首先要知道，其“政策牛”“资金牛”的动力成分较大。但对这次政策发力的必要性，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它有利于我们以短期的有作为来衔接中长期目标，在应做出的努力之中承前启后地形成促使总体经济运行提升景气、提振人气的正面效应。这不仅与早已强调的扩大内需政策取向形成呼应，也与美联储降息的时机因素、国内于前面已推出的一系列优化结构、支持投资与消费的政策措施的铺垫因素，产生值得注重的合力。

　　四、前景展望：有待以短期的增量政策和中长期的改革攻坚去对接“慢牛”。本轮新的“牛市特征”出现后，一定会有“多头”方面的跟进加仓，也一定会有“空头”方面的“解套离场”与“获利回吐”，那么这两方对冲博弈的结果将由什么决定？短期看，有无进一步的增量政策措施跟着“货币大招”出台？10月8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体现了这一方向；中长期，则将在市场波动乃至震荡、洗牌中，看如何落实好二十届三中全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形成以经济基本面和普遍预期向好支持股市出现理想中的“慢牛行情”，需要有“新质生产力”支撑新局面。原则上讲，我们当然都希望中国股市是个相对健康、较为沉稳的“慢牛”，都不愿意这轮行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这样一个“慢牛”前景的出现，可是要紧密联系着后续的政策性“增量”操作的，更是紧密地联系、并最终决定于中国资本市场和总体的制度创新，要力争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

　　对新质生产力，大家都高度关注，在领导人提出这个概念后有广泛的讨论，也有很多的文章。如果最概括地说，生产力是决定着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上层建筑演变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而“新质生产力”，我认为这一概念显然在理论上特别刻画了生产力发展中有和哲学语言“量变为质”有相对应特征的新的水平、新的境界、新的质态。“质态”这个术语，也就直接对应到“新质”所指的那种和原来生产力状态有明显不同的跃迁式的上升。

　　我觉得需要有两大视角来掌握这个概念的内涵。一个是人类供给侧创新中间形成的阶跃式发展，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的水平、境界和质态。人类历史现在认为至少有两三百万年，前面有漫长的“史前阶段”，在非常低下的生产力阶段上，人类主要是解决怎么生存下来的问题，但那时候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就都有了：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男女劳动力根据自然分工，男性主要从事狩猎，女性主要从事采集和带孩子养育后代；劳动工具有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提升，劳动对象就是自然界的这些资源。到了一万年左右之前，发生农业革命，这时的生产力有一个上台阶式的跃升，要用直角坐标系表示，它不是一个从左到右逐渐的上升曲线，是一下子上一个大台阶。再到300年左右之前，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更有一个大台阶上来了，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个资产阶级主导的工业革命时代提供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历史上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这个台阶上得是非常之大的。从上个世纪的后半段，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之后，人类又进入了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信息革命产生的生产力比之于原来工业革命的生产力，又是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是在加速度地变化。

　　如果细分来看，也有可以说很明显的一个一个台阶。比如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知道有了互联网，一开始是有线互联，后面又发展到无线互联，无线移动互联所支撑的生产力，显然比之于原来有线互联的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现在人类社会普遍的状态是运用电子计算机的时代，据有些专家预计，以后要被量子计算机所取代，已经有人专门写出了《量子霸权》这样的书来做向前的展望。一旦这个局面形成，那么量子计算机时代所支撑的生产力，比之于电子计算机形成的生产力，又是新质生产力。这个视角下，是对应到邓小平一开始就非常简洁表述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科技第一生产力，不是在原来的三要素上做加法来个第四，而是做乘法，所以它是产生乘数效应，是放大，它应该是第一。这样视角上的第一生产力“做乘法”的认识，同时又带来一个扩展的视角，就是供给侧要素除了科技成果应用之外，还有另外一些要素也可以产生这样的乘数放大效应。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认为，必须做这样广义的扩展——西方学者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主要讲是的科技的贡献，其实中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供给侧的制度创新带来的乘数放大效应，是完全可以和科技成果应用的乘数放大效应相提并论的，而且领导人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认同了学者所说的“制度高于技术”，所以中央讲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而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改革，是推进现代化的第一动力里面我们的“关键一招”，改革这个制度创新作为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之所在——这也是强调它的乘数和放大效应。

　　所以，按上述两个视角综合来说，首先是科技的特定视角，它的创新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很直观地对应于最前沿的高科技这个产业，特别是在其原始创新推动之下带来的生产力的跃升。其次，更广义地看，除了高科技行业、企业之外，其他所有的行业、企业，都要面临怎样发展生产力这个问题，广义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制度创新，以及现在说的信息革命时代的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乘数放大效应，纳入我们考虑的认识框架，追求他们特定的以乘数放大效应支撑跃升式发展的生产力功能。这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可以全覆盖地对应于一切的行业和企业。所以，按照这样的新质生产力内涵，我们必须面对时代要求，和整个全球发展中仍然是硅谷引领创新的挑战，以新质生产力来支持中国在追赶-赶超式发展过程中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领导人在讲话里的几句话，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定义式理解，就是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样的概念，如果覆盖我们所有的行业和企业，在现实生活中间有两个直接对应的任务：一个是必须在人工智能+的前沿追赶创新大潮寻求突破，从追赶一直走争取走到最前列；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总体上所有产业和企业，都必须努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之下来实现升级的发展，实现跃迁。

　　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再往下要结合实际生活中我们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我觉得，首先得承认，在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表述的“人工智能+”这个前沿，美国仍然是引领潮流的，而且新近在他们推出大模型人工智能最新成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和它的差距不是缩小，有些专家专门说到是有了相当可观的差距。而且在上市公司的市值表现和独角兽增加幅度等方面，我们这几年不是表现为追赶，而是表现为被人家甩在后面。对这样的挑战怎么样应对？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总结所有相关的国际国内可总结经验，来争取在新质生产力支撑的发展过程中实现我们应有的升级，要在追赶中去继续推进中国已经有的“新的两步走”这样总体设计的现代化进程。在此背景之下，改革在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里，是龙头因素，制度创新要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要在中国坚定不移继续完成整个经济社会的转轨——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新的一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

　　在贯彻中央精神过程中，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里十大重点的第一条，就是产业升级，这是很务实的。产业升级里最强调的概念是什么呢？是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这就要说到我前面所讲，我们中国现在如果在投融资的领域里考虑怎样大踏步赶上时代，需要认识从原来的间接金融为主，怎样积极转为直接金融为主。这个转变我认为势在必行。

　　我们已经观察到，美国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引领整个潮流，中国追赶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头部企业。有很简单的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是怎么样冲破痛苦的“烧钱”阶段而一飞冲天的呢？不是靠银行贷款，不是靠我们传统的以银行贷款为主来帮助他们形成一定的投入规模来寻求突破，他们都是主要以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为支持的，最前沿的概念，人们称为天使投资。具体的案例我印象很深刻：最开始人们说到“一飞冲天”的阿里巴巴，中国出现了阿里公司“风口上的猪”的特异表现，没有翅膀也冲上去了。一飞冲天的同时，大家都感受到这对于全局带来的由一项特别的突破而全局皆活的新局面。现在看到的材料，是它的创新努力中马云曾经有几轮尝试都不成功，后来在互联网+的赛道上，他也是到处碰壁，想找资金支持，人家都把他看作骗子，但是他能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说动软银的掌门人——韩裔日本人孙正义，拿到了孙正义提供的两千万美元天使投资，这是最前沿、冒最高风险的一种投资类型。结果他真的就冲过去了。这样的一飞冲天带来的后来收益在账面上看，有最大收获的还不是马云这些人，是孙正义投入的两千万美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爆炸式形成了接近600亿美元的财富规模，三千倍的膨胀。这种情况和我们过去理解的银行贷款的作用机制机理，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当然，对比之下我们就要多说一些话：银行贷款用的是什么钱呢？是吸储而来的所谓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过去早早就说这个钱的运用，一定首先要讲大前提是安全，那么老百姓的血汗钱怎么安全呢？很快形成了贷款责任终身追索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我也问过银行界人士，怎样去追这个责任？我说在风控环节上要终身承担这个责任的签字者他那点儿工资，如果出了事儿，那点工资他能做什么样的责任担当？回答说，哪里是工资赔偿的问题？那是有牢狱之灾的问题！可想这个约束是多么的严厉。那么谁在这个环节上签字承担这个责任，显然都一定是马云抨击的“当铺思维”，没有抵押物绝对不敢签这个字，如果我在那里做这个事儿，我也一定按照这个模式来保证安全。这样一个贷款责任终身追索，很好保证了老百姓的血汗钱在运行中能够不越过那个风险临界点，保证它基本的安全性，但是已完全不适合像阿里巴巴公司这样在数字革命时代、信息革命时代的项目风险类型。这种创新项目风险类型，现在不断重复的实践经验，就是成功率极低。硅谷它的支持力量最开始，是来自直接金融性质的风险投资。斯坦福大学教授指导的分散的那些小团队们，整天在那儿做各种奇思妙想或者叫胡思乱想，而一些金融精英们在里面寻找支持对象，支持100个，不求成功10个，成功3个5个，前面所有的沉没成本都被冲掉以后，还有可观的超额利润。它就是这么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些风投、创投、天使投，哪里是运用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们是要在现代金融市场上多元化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里，组合动用可以动用的自担风险、敢赌服输的风险资本，形成特殊的投资机制，就是以极低的成功率寻求一旦成功以后有超额利润的回报。这种直接融资最前沿的风投、创投、天使投，适应了信息革命时代我们现在面对的互联网+、人工智能+这种创新项目的风险类型。

　　这样，对于我们中国的考验就来了。我们实际生活中过去已经形成的间接金融唱主角的局面延续至今，中国总体的金融供给里80%是间接金融，而美国反过来了——美国80%是直接金融。我理解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所强调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这8个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导向，它符合于中央前面所说要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而直接金融里最能支持我们实现新质生产力支撑跃升式（跃迁式）发展的这样一种投融资主角的力量，一定要来自直接融资里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

　　在现实生活中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让更多的同志在探讨中间形成共识，我估计还有一个过程。我这个观点在一些地方的论坛上讲了以后，有地方金融办的同志说发表你观点的时候，你所说的金融支持里区分风险类型这些，我们要去掉不谈——就是我这个基本观点没有能报道出来。我能理解，他们对此是不接受的，认为我们政府在中国特色之下应该起作用时怎么样，你却说得好像政府在这方面就是无为而治了。我要说，以中国特色往上附加一些我们能动性的东西，确是应该积极探讨的，因为我了解在欧洲和中国，对借鉴硅谷经验这样一种政府更多强调保护产权、公平竞争、低税、开明、包容性发展模式的同时，有意地由政府来发展所谓孵化器，所谓产业引导基金。在这个方面，中国更前沿一些的还有具体案例，比如说在合肥，人们说合肥政府发挥了“政府投行”的作用，先后几次以极大魄力支持着辖区内地方产业的创新发展和升级发展，都成功了，比如搞新东方的显示板，搞新能源汽车，等等。我觉得这种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硅谷经验已经走在前面，它现在继续引领着大模型人工智能时代最前沿的创新，欧洲和中国去追赶它，我们是可以有意地加上一些另外的力量来争取有后发优势的同时，又有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创造——这个追赶实际上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是意欲有更多可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形成合力。但是我仍认为值得在探讨中提出预警，实际生活中像合肥这种模式应该进一步积极总结它的经验，但是要切记：在中国不能说马上拿来普遍仿效。实际生活中，中国政府的相对强势，是大家都有所了解的，地方政府的竞争又被有者特别强调为是中国出现发展奇迹的谜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这里如果是最看前沿的创新，我始终认为，普遍而言，政府、国有企业，以及传统的商业银行这样以吸储而形成的间接金融供给，确实不适合给数字化时代那种从原创性开始到重大突破所要寻求成功的极高风险类型特征的项目，去做融资支持的主角。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需要进一步澄清的一个基本判断。如果说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要去唱主角的话，那么就反映到现在一些地方开始提出的说法——我们不要再坚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那意味着什么呢？你这是把国有资本跟风投创投一样地放在一个类型上、一个赛道上去比拼，我怀疑普遍这么做，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还是得特别强调，在大面上说，就是这种真正自负盈亏、敢赌服输的机制，是适合于股权投资中不直接使用“老百姓血汗钱”的风险投资、最前沿的天使投资的，也是不适合普遍而言的国有资本决策和运行机制的。

　　按照这样的探讨，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再次给大家提出，供大家进一步批评指正。我们的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当然要进一步总结经验，积极探索让它们更好加力来支持中国追赶过程中的前沿创新。但是应特别注重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制度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央指导之下，在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充分注重：吸引非政府主体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包括国外的天使投资（包括阿里案例里这样来自境外的软银的风险投资）来支持中国现在于前沿创新方面的突破。那么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很多地方辖区各自的情况差别明显，现在中央的要求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就是说并没有一个拿来可以套用的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同时，我觉得这方面有一定共性的应当区分项目风险类型的要领，是值得提出来让大家来一起思考的。

　　我这个方面的想法是借此机会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在此前10月12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蓝佛安部长已预告了这项政策的方向和要旨，现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重大决策出台，既解地方燃眉之急使之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又畅通从地方联通各方的资金链条，将腾出资源、政策、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多样空间，增强我国发展动能，提高金融借贷投放能力，利好实体经济。这堪称以财政政策加力增效、承前启后服务于国家“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实施的“大手笔”。

　　此项重要政策增量措施信息发布同时引出如下两大看点：一是化债思路的“升级版”式转变；二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前景。

　　先说化债思路转变。部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大，利息负担重，“爆雷”风险度高，必须以化债来“排雷”，这早已成为共识，而这次的“大手笔”方案安排，在工作思路上体现了带有根本转变性质的“升级版”特征。正如蓝佛安部长所归纳的，一是从过去的应急处置向现在的主动化解转变，二是从点状式排雷向整体性除险转变，三是从隐性债、法定债“双轨”管理向全部债务规范透明管理转变，四是从侧重于防风险向防风险、促发展并重转变。从政策效应看，能够发挥“一石二鸟”作用。这样“升级版”式的思路转变，带来的将是政策效应的显著提升，以及结合深化改革、优化机制、强化监管而对于未来隐性债成因的“釜底抽薪”，有望就此给我国地方隐性债基本画上句号，对接“地方公债开明渠、堵暗沟”的长治久安诉求。

　　再说财政政策加力前景。此次发布会上，蓝佛安部长以详实数据说明，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政府负债率显著低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同时从偿债用途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有效资产，很多资产正在产生持续性收益，既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形成偿债资金的重要来源。这样归纳起来，蓝佛安部长表明了一个重要而实事求是的基本判断：我国政府还有较大举债空间。这也意味着如有必要，未来我国赤字率也有结合以公债弥补赤字机制而作出提升的空间。这在现实意义上合乎逻辑地对应到明后年我国财政实施更加给力政策安排的前景，而这也正是社会各方、国内国际人士、市场预测主体等都高度关注的前瞻事项。此次新闻发布会传达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给力”信息，无疑对于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引导预期向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面并行稳致远，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意义与信号价值。

　　我虽已从事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工作几十年，也十分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股市状况，但实话实说，决不具备对股市行情做短期预测的能力。我也不认为大多数“股评家”具备这种能力。试想，如果谁真的可以有充分把握做出股市的短期准确预测，那他还有什么必要性和持久动力出头露面、花费精力做那种“股评家”？恐怕早就“没事偷着乐”在股市中去“闷声发大财”了。我本人之所以愿意应约写此短文，主要是基于研究者的习惯和责任，要对公众关心的事情，试作一些与股市相关基于独立思考的“定性”式讨论，希望对于关心股市的读者，多少有些参考作用。我的基本看法如下：

　　一、股市存在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其客观要求。虽然这些年股市表现确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绝对不可能如个别发言者所说，“干脆关掉”或者“推倒重来”。我们需要“跳出股市看股市”，来理解和认识其所具有的对优化资源配置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性质。股权投资式“直接金融”比重的提升，必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趋势。

　　二、如何看待中国股市的“晴雨表”作用和“牛短熊长”。需要正视：股市在发挥资源配置中的能动作用和人们所期待的相关多维度有益功能时，其对于总体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作用，是仅就长期表现而言的。短期股民“用脚投票”表现的市场波动乃至剧烈震荡，都无任何直观的“晴雨表”意义——特别是在中国股市的规范程度、成熟程度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进而应知，股市长期表现的决定性因素，是在于经济基本面的可持续发展支撑力如何——就此而言，前些年中国股市长期在3000点左右徘徊，屡屡让人失望，至少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基本面支撑力的不足，及其引出或伴随的“信心”“预期”的支撑力不足——这就有了长期视野中“晴雨表”式的提示意义。在这个认识框架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股市特征具有较鲜明的“政策市”“消息市”“板块轮动投机市”特征，总是“牛短熊长”，一旦“牛”出现，主要还是表现为“政策牛”“资金牛”“刺激牛”的短过程。

　　三、本轮行情的正面效应及其直接的促成原因。此次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政策大招”，带出股市的“牛”相，还是首先要知道，其“政策牛”“资金牛”的动力成分较大。但对这次政策发力的必要性，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它有利于我们以短期的有作为来衔接中长期目标，在应做出的努力之中承前启后地形成促使总体经济运行提升景气、提振人气的正面效应。这不仅与早已强调的扩大内需政策取向形成呼应，也与美联储降息的时机因素、国内于前面已推出的一系列优化结构、支持投资与消费的政策措施的铺垫因素，产生值得注重的合力。

　　四、前景展望：有待以短期的增量政策和中长期的改革攻坚去对接“慢牛”。本轮新的“牛市特征”出现后，一定会有“多头”方面的跟进加仓，也一定会有“空头”方面的“解套离场”与“获利回吐”，那么这两方对冲博弈的结果将由什么决定？短期看，有无进一步的增量政策措施跟着“货币大招”出台？10月8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体现了这一方向；中长期，则将在市场波动乃至震荡、洗牌中，看如何落实好二十届三中全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形成以经济基本面和普遍预期向好支持股市出现理想中的“慢牛行情”，需要有“新质生产力”支撑新局面。原则上讲，我们当然都希望中国股市是个相对健康、较为沉稳的“慢牛”，都不愿意这轮行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这样一个“慢牛”前景的出现，可是要紧密联系着后续的政策性“增量”操作的，更是紧密地联系、并最终决定于中国资本市场和总体的制度创新，要力争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

　　居高站位服务全局，明晰思路加力提效

　　当前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正处于防疫三年“转段”后，需巩固2023年经济增速同比5%以上的向好局面的关键阶段，要应对2024年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力争实现年初“两会”上提出的年度增速达到5%左右目标。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近感。要抓住重点、主动作为，有效落实有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此次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领导层给出的政策信息，非常清楚而务实地体现了贯彻中央指导方针、以财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战略全局的高站位，勾画了在鲜明的“加力提效”大思路上，将采取的“一揽子”组合措施。蓝佛安部长首先总结了已施行、并正在进一步落实的六大方面的存量政策，即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税费优惠、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强基层“三保”和重点领域保障、更大力度支持基本民生保障和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进而明确宣布：将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重点包括已进入决策程序的四大方面，分别是：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来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以债化债”）；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财政支持银行与企业”）；叠加运用地方专项债、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以财政支持房地产”）；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提升整体消费能力（“以财政支持民生”）。蓝部长还特别强调：还有其他政策工具正在研究中，“比如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这样以存量、增量两方面（特别是增量方面既有“进行时”还有“未来时”）组成的一揽子政策安排，将为逆周期扩大内需而冲抵下行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影响、提振企业信心改善市场预期，形成有力有效、可感可及的推动。这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工作系统，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货币政策于国庆节前“放大招”后，于节后很快跟进发力的重要行动，既以“加力提效”服务于完成今年的经济增长引导性目标，又以“将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为诉求而服务于以短期政策刺激衔接中长期“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部署贯彻落实。

　　总量扩张结合结构优化 政策发力配合改革进取

　　此次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领导给出的信息，首先在扩大内需的总量扩张政策特点方面，给人以深刻印象，同时又在优化结构、提升绩效的差别化政策特点方面，体现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的有机组合，把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融汇于“一揽子”之中。现阶段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调节上的基本取向，是把“积极”落于扩张性的政策安排，代表性的指标是相对高的赤字率，同时在弥补赤字的机制上，合理而安全地注重依靠运用公共部门的举债空间。在今年初预算安排中形成3%的赤字率水平的基础上，还特别点明了行动中和研究中，都在考虑更多的“以债化债”、“以债促稳”、“以债配合其他措施”等积极作为。这样以政策扩张支持扩大内需的总量调节举措，在财政部门工作中，又合乎规律地特别注重了优化结构的努力，统筹视野下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从此次新闻发布会，可得知财政增量政策要领，特别侧重了地方政府纾困与化债、银行抵御风险和提高支持实体经济能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弱势群体补助解困、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基层“三保”、民生改进等方面，相当清楚地体现了财政“点调控”式的区别对待和精准发力。比如房地产方面，有“卖旧买新”换购的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有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专项投入，有对“保交楼”的专项借款财政贴息政策，还有运用地方专项债资金回收闲置土地和新增土地储备的安排，等等。对于消费和投资、地方专项债资金的用途、高校学生的资助体系，等等，都有一系列的“点调控”特征的政策设计。这样力求精准细致的区别对待、统筹安排、合理兼顾，体现着财政分配功能作用在优化结构取向上的不可替代性和财政工作尽职尽责的努力。财政在总量和结构两个视角上结合的加力提效，不仅推进现时的扩大内需、以进促稳、防范风险，提高综合绩效，而且将助益于在高质量取向上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在以短期政策发力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上述政策信息对全社会宣示的同时，蓝佛安部长还特别强调了深化财税改革的思路和要领。贯彻党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将在健全预算制度、健全税制、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完善政府债务管理等方面，落实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出的要求，要抓紧出台实施方案，抓紧推动改革举措落地，并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财政部门的制度创新改革举措，将在政策加力提效的“快变量”短期正面效应之上，叠加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慢变量”长期效应和深层动力源对基本面的支持，即是以财税改革持续发力，于配套改革中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形成迈向现代化远景目标的持久支撑力。当下，人们也都在关心中国资本市场的提振和股市的前景，上述短期效应的产生，固然具有明显的提振人气作用，但惟有以财税改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改革攻坚克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对接市场的长期兴旺和“慢牛”型健康股市的运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力和优化，必须寓于改革的不懈进取之中。

　　笔者基于多年研究，在此对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一、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财税体制改革问题，中央决策层面形成的指导文件中的表述始终是三大任务，即预算改革、税制改革、理顺中央地方间的财政分配体制关系。

　　在我国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阶段，对这三大任务的表述可以根据直接观察先做一个概略讨论：预算改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一阶段的文件表述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党的十九大后的文件又曾把它排在第三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把它排到第一位。对此，笔者认为：三大任务的重要性并未发生变化，它们都重要，彼此间也没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只是关于预算改革相对来说已有了比较明确的共识，其改革主线是如何进一步规范化、阳光化、科学化以及提高绩效考核水平。在党的十八大文件中排第三位的理顺中央地方间的财政分配体制关系，在党的十九大后变成关注度很高的问题，被放在第一位，对应的是基层财政困难、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遭受各方诟病的问题。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呢？笔者认为，可基于问题导向寻求解决思路——与税制改革相关的挑战性问题，到党的十九大时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即“健全地方税体系”，这也体现着与理顺中央地方间的财政分配体制关系、落实省以下分税制密切关联、要对症下药化解矛盾的“问题导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对三大任务的排序，又恢复到党的十八大时的情况。对此，笔者并不认为三大任务的重要性有什么实质性变化，因为它们都十分重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新的行文表述只是技术性的调整。对于三大任务的特点变化，笔者的解释为：有关预算改革已达成比较明确的共识，而理顺中央地方间的财政分配体制关系和税制改革这两方面，更多带有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性质，并伴随着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争议。笔者认为，由研究者深入思考并形成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改革决策部门进一步提供智力支持和参考意见，是必要的。

　　二、我国财政体制现状

　　我国财政体制的现状是什么呢？有必要基于问题导向作客观阐述和准确判断：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于全局的制度创新方面，我国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终于确立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社会转轨的目标模式，其后紧跟上的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一个施行“经济性分权”、与市场经济宏观间接调控机制能够匹配的财政体制框架（楼继伟，2013），客观上能够满足市场经济运行和建设党的二十大表述要求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但是，在1994年以后，直到现在，分税制只是维系了中央和以省代表的地方之间的基本体制框架，虽然共享税规模越来越大，但仍体现了共享税财力分配上的规范性。比如，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开始是“75/25”共享，现在是“50/50”“对半分开”共享，北京、上海、深圳如此，西藏、青海、新疆也如此，至于应做好的对于欠发达地区和人口大省体现“区别对待政策倾斜”的财力分配，是另由中央政府依靠规范的转移支付加大对这些地方的支持力度。在中央与以省代表的地方之间，分税制基本框架能够维系到现在，并不意味着共享税就可以一直这样对接以后的长治久安了，而是还有深化改革的任务。而深化改革最为重大的事项，是在省以下落实分税制。

　　对于“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应对相关情况做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就是当前我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将全国1994年以后的省以下财政体制文件列成一览表后，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一些有影响的区域比如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中部的湖北、东北的辽宁，文件里明确规定省以下不实行分税制。那么，应采取什么体制呢？上述省份采取的是总额分成，这是传统体制里典型的分成形式。当然，这几个省也有来回反复的情况，比如有些省有几年实行了总额分成，过几年后又换成省以下实行分税制，再过几年可能又换回来。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说仿照中央与省之间的样式实行分税制，但实际上只能按税种分成。1994年的新体制是二十八种税，现在已归并、减少到二十种以下，在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加计划单列市），现在接近二十种的税在省以下具体的分成办法，一定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和“讨价还价”的。只要实行分成制，就一定要有一个“体制周期”规定，如一定保持三年不变或五年不变，而实际上始终不能稳定不变。这种不稳定性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出现社会各方现在抨击诟病的基层财政困难、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体制机制根源，是应该明确认识到位的。如何认定这“三大问题”的体制机制根源，事关今后深化改革的大方向认定。在这一战略层面的基本问题上，无法回避的是在认识上也有不一致之处。有人认为，就是因为1994年分税制重启中央集权，才使地方财政困难等问题出现；有人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为名，提出以农业为主的区域不实行分税制、只在以非农为主的区域实行分税制，以及省以下不实行分税制、只有中央与省级之间实行分税制。笔者是完全不认同这一类看法的。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笔者曾连续撰文展开论证为什么不能作这样的认识（贾康，1987、1990a、1990b、1994、2005、2019、2022;贾康和白景明，2002;贾康和梁季，2013;贾康等，2015;贾康和刘薇，2024）。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面对实际情况，必须重新强调和肯定分税制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安排的唯一选择，在这一大方向必须坚持的前提之下，向前看，要积极解决深化改革中怎样使分税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真正贯彻落实的问题。最关键之处，是解决省以下分税制能够按照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图在中国特色之下找到解决方案、能够落地的问题。所以，财税体制改革在新的阶段攻坚克难，现在就成为一个实际上聚焦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挑战性任务。

　　完成这一任务显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中央文件比如《决定》，并没有直接提到“分税制”，也没有直接提到“地方税体系”，但相关的问题一样都不少，在这个文件里都点到为止地提了出来。这是什么策略状态呢？是我们过去已经认识到的，进入改革深水区，只能采取“最小一揽子多轮推进”的方式。这次部署的这一轮推进能解决什么问题，中央是把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能够操作的事项都写进《决定》了。

　　于是在这里很有必要勾画一下，按研究者定位来说，笔者认为我国财政体制理想的远景目标，应该是把过去的五级框架扁平化为三级（中央、省和市县），这就符合国际上的普遍情况了，即真正的实体财政层级为三级，按三级配税基。在这一框架下深化改革，相关基本逻辑决定的任务内容，就是每一级政权要有一级合理的事权规定，接着要有一级与事权相顺应的财权，财权首先要解决正税这种最规范而稳定的大宗收入来源的税基配置。还要有产权清晰化、合理化的资产管理权，以及分级的举债权。然后形成的是三级框架之下的“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资产权，一级举债权，一级规范化的按现代治理取向而完善的预算”。这个预算就是所有公共财政运行诉求的载体了，当然也就对应到第一项大任务——预算改革。可见财税体制改革三大任务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套制度安排，即要形成“政权—事权—财权—税基—资产权—举债权—预算”的制度安排在扁平化的三级框架中环环相扣地内洽，再配上中央与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和辅助性的横向转移支付（如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最后达到在寻求长治久安状态之下，应是各级、各地政府主体，哪怕是在最欠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也可以做到自己的“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具体化的支出责任相匹配”。这样一种境界的实现，是需要在攻坚克难的深化改革中“啃硬骨头”的。

　　贾康在发言

　　四、两个攻坚克难的任务：扁平化与地方税体系建设

　　现在来看，扁平化的任务之路已走了一半，今后怎么把它完全落地？千年之交以后我国的农村税费改革，解决了“乡财县管乡用”的问题，县之下的乡镇，实际上看作县级预算下管的一个预算单位，不用再考虑为乡镇配税基、配金库了，不可能再是实体层级了，所以这一问题已基本解决，也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另外一个层面，就是2012年的时候，在继中央发文之后，财政部发文明确要求，将浙江省“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即在市和县行政不同级的同时，做到财政同级。十几年过去了，这项改革到现在还只是基本做到在各个省级行政区下面试点，并没有铺开，而笔者认为这是需要铺开的。

　　上述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任务，尚具有一个相对明朗的前景；而另外一个更具难度的任务，则是地方税体系建设。在地方税体系方面，由于实施“营改增”改革之后，地方已没有一个大宗稳定的税种握在手里，地方税体系可以说是基本不成型的。地方税体系的建设难度非常大，争议也非常明显。比如说，按照国际经验来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广义“土地财政”下，除基于土地所有权的经济性质而形成的地租（我国一般称为土地“批租收入”）外，一定还要有土地开发中不动产形成（开发出成品）并发生交易之后，在保有环节出于政治权力而征收的房地产税，其调节范围应包括（至少部分覆盖）消费型的住房。这在我国成为热议多年、实际进展很有限且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改革难题。

　　还有两项直接税，也属于地方税，即从远景来看，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那么国际上有争议但是大多数现代国家还都在坚持运行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一般都认同的技术性处理，是把此两税合并为一种税——我国过去的讨论和有所提及的文件中，称之为“遗产和赠与税”），我国是否应考虑开征？对此，上一轮中央指导文件的提法是“研究开征”，但是后来并没有看到有关部门组织重点研究，更谈不上开征了。在地方税体系中，其他可以探讨、相对简单、争议不大的税种，有资源税，还有地方的一些小税种，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攻坚克难，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税，其后还有未来要考虑的遗产和赠与税等。

　　2021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着力推进共同富裕。其后有关部门明确做出部署，适时进行沪渝两地已运行多年的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扩围，但到现在为止时机也没有出现。《决定》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第17条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有人问，是不是就不讲了？但从以“社会保障体系”为题的第44条中看到了伏笔，这一部分的后一段讲的是房地产，最后一句为“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实际上把这件事情放在这里作出了交代。“完善”，肯定要以改革的方式来实现，“房地产税收制度”，一定包括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制度。其改革完善，需要耐心地等待时机。所以，这一改革事项，大的方面未变，到底如何推进，难度是非常明显的，但笔者认为从逻辑上来看、从理论联系实际来讲，一定要向前看而在将来寻找时机、创造条件来实现它。

　　所以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笔者认为，目前贯彻《决定》部署中可以讨论的问题，是要把文件涉及的这些操作点，对应到一个我们需要探讨的总体框架、远景图之中。对这方面相关问题的看法，肯定还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多加讨论是很有必要、颇有益处的。笔者愿意比较直率地将自己的观点汇报出来。现在这样一轮“最小一揽子”的任务部署，应当说具有配套特征，同时也具有阶段性主客观条件形成的局限性，有的关键概念甚至还未直接写入文件，其背后的情况，笔者愿意依研究者的理解指出，供各方讨论及指正。

　　我简要汇报一下认识框架：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战略目标就是怎么样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系。从2011年开始，我们是告别了高速发展阶段。2010年的两位数增长局面，就是中国经济起飞以后，高速增长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2010年后中央提出“稳中求进”，需完成经济“引领新常态”，在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实现“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中央要求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以扩大内需反周期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跨周期相统筹结合，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L型转换”后以结构优化支撑的中高速“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经济增速在2011—2012年速度比较快地落到了8%以下，地方和企业在经受阵痛的过程当中寻求怎样提高发展质量，走集约化发展之路。再往后有3年时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这一年报出来的是6.9%，而这个时候中央的决策已经明确说战略方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以制度创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当然一定还得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创新，这样来实现一个可持续的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2015年提出供给侧改革战略方针以后，伴随着扩大内需、反周期，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3年时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整个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使经济过程取得了预期的绩效结果。如果说这三年时间段已经中期化了，应该趁势确认L型转换，但是不期而来的中美关系交恶把这个过程打断了，一开始的贸易战迅速演变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有擦枪走火热战的风险。原来的增长速度底线被击穿，到2019年只有6.1%，再跟着是三年疫情，又使经济运行继续往下进入低迷状态，2020—2021年两年复合平平均增长速度统计局公布的是5.2%，2022和2023年两年统计局没有直接说，但是按照两年复合增长速度来看是比4.1%多一点。

　　这两年的4%出头的正增长速度显然已经滑出了中央所提出的合理运行的区间，已经不是中高速了。中央从来没有说过中高速的量值区间，但是我们认为5%可能是中高速的下限。经济学界研究的众多成果，对潜在经济增长一般都看到5%—6%的区间。我们客观的成长性是应该能支撑这个发展过程的，关键就是主观努力怎么样，能不能够调动我们的潜力，而调动潜力一定要有高水平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改革深水区的实质性攻坚克难。

　　从宏观经济指标看，今年上半年增速达到了5%，但是大家仍然感觉困难重重，市场上面的微观感受和宏观的数据形成了温差。这是因为一季度还同比增长5.3%，二季度就只有4.7%，6月份的苗头是较明显往下，投资和消费都不行，7月份有点校正，但是与8月份的已有感受合在一起并没有明显向好。我们要密切跟踪现在的运行态势，看看怎么样来争取全年增速达到5%或以上，从而能进入这个L型转换平台的上面。

　　从中长期来看，主观努力方面，我们贯彻中央全会的改革是关键。客观方面，中国的整个成长过程和现代化，确实有一个特大规模经济体的巨国模型特征，别的经济体和中国无法同日而语。我们的人口现在毕竟是14.3亿，美国只有3.3亿，连我们零头都不到，印度人口追上了我们，但是其他条件比我们差出很远。中国已经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基础，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工业化之路，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接下来，中国制造必须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不断缩小和强国的差距，继续乘势往上发展。

　　跟工业化伴随着的是城镇化，一定要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我的分析是中国的工业化现在是走在从中期到中后期和后期的转变过程中，发展中有越来越多的亮点，同时也有严峻的挑战，上有打压，下有追击，如果没有在一个时间窗口里面升级发展冲上去，我们会在中间被憋死。而城镇化绝对不能看城镇常住人口化率65%出头，最新数据已是66%，中国的特色是长期存在着“城乡分治”的经济体，户籍城镇人口是多少？也就是47%。目前农民工及其家属稳定类城市常住人口的有接近3亿人，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欠账一定要补，后面几十年还要准备有另外3亿人陆续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工业化、城镇化相伴随的成长性、客观条件支持的韧性，极具回旋余地，在种种不确定性和困难挑战存在的同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是可成立的确定性。

　　当然，我们提振信心改善预期发展经济，更多的是主观努力必须跟上，做好“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代表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二十大以后，包括三中全会的要求，是要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行制度型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已经有了几百年发展基础的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则体系对接，这叫制度型的全面对外开放、高水平的开放。

　　改革开放后面还有科技创新最前沿的高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所有的行业合在一起就是“数实融合”。高科技前沿领域里面更多的实务，就是紧紧抓住科技创新第一生产力，必须在“数实融合”的赛道上面抓住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法治化的民主化，这个任重道远，但是无可回避，没有别的选择。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开放）、信息化（创新、高科技化）、法治民主化，六个概念合在一起往前看，中国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同时，还有一个确定性，只要我们自己不犯低级错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还有可观的成长性、韧性、回旋余地和潜力空间。

　　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处理好外部的关系。比如中美关系，大家已经注意到现在对外的口径高度一致，我们绝不脱钩断链，美国讲竞争为第一位我们都不同意，这是官方现在的标准口径，要承认双方有共同利益，整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国一起发展，掌控分歧，防止误判。实质就是要在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千方百计争取中美关系斗而不破。

　　怎么掌握好？中央全会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率最大化，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什么“谁进谁退”选择问题，在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形式股份制框架之下，使各种经济成分在混合所有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国和民谁进谁退那是伪问题。

　　“新质生产力”是领导人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我想强调四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是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龙头，改革是“最大红利”之所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间，多年前就强调制度高于技术，在追赶的过程中，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可以使我们有一段时间取得超常规发展，但是制度要跟随，如果制度的攻坚克难过不去，到一定程度就失速，要变成后发劣势。我们这些年改革的步履维艰，实际上就跟这个有关。三中全会已经有明确的要求，要自觉地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就必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的可行配套方案，动真格啃硬骨头。

　　第二个视角是科技，我们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得正视差距。多少年前，我们中国的儿童玩具生产已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85%以上了，但到现在本土都没有叫得响的儿童玩具品牌，说起来还是国外的芭比娃娃、乐高积木。什么时候中国本土能有自己叫得响的本土品牌，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苹果手机风靡全球，但是大量的苹果手机是在中国本土加工生产的，我去看过郑州富士康的厂区，若干年前就已经容纳30万人以上的就业，现在说富士康已经在往外撤出，但是最新的消息是又要在郑州建新工厂。

　　无论这样的变化具体案例会怎么样，中国总体而言在继续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产能来加入国际竞争的同时，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本土制造创新力竞争力怎么样往上走的问题，确立起我们叫得响的品牌，进行市场扩展，取得高收益。实际上，如到了这个境界，我们就可以腾笼换鸟，把中间的加工往外放。我们已经看到有这样的例子，若干年前，广汽主要靠日本合资，市场口碑很好，但是自己干的是中间的低收益的活，后来他们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努力，形成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广汽传褀每年都能出货几十万辆。有了这样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他们现在要把新工厂建到泰国，以一个升级版的跨国公司架构，牢牢掌握微笑曲线左右两端高收益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压低自己的综合成本。

　　所以说，落实到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们必须要以追赶-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合理组合搭配，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乘数放大作用。必须义无反顾加入“人工智能+”的创新大潮、竞争洪流，以“数实融合”的前沿“头部平台”拉起专精特新集群和全产业链的升级发展，改变中国主要产能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上的位置。

　　第三个视角是管理，落实到“细节决定成败”的管理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务实保障，具备充分肯定和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取向下的企业决策与经营管理的高水平，以及宏观治理的现代化高水平，才能不断使新质生产力的运行与正面效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最后一个视角是观念，冲破既得利益阻碍和惰性约束的思想解放观念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行军，我们亟需更好掌握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推进“思想再解放”，进而带出改革更深化、科技更振兴、管理工作更抓实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