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今年以来经济界乃至全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然而，就笔者所见，迄今的讨论多半集中于汇率安排本身的经济效率，包括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两个方面，涉及如何保证得以实施的汇率安排是经济效率最佳者的内容很少。人们热烈地从经济效率角度探讨最优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盯住、浮动），等等，却鲜有从政治视角加以探讨如何才能确保得到实施的是最优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然而，由于汇率安排变动势必或多或少地改变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利益相关者都会致力于对此施加影响，因此，汇率制度选择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问题是政治博奕的结果未必是经济上最优的汇率安排，如何在汇率安排决策过程中建立一个合理决策机制的问题也就相应浮现出来。

不同的汇率安排对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各个部门对汇率安排形成了不同的偏好。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外向部门和内向部门两个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外向部门由于无时不要面对汇率风险，所以他们强烈希望保持汇率稳定，盯住汇率制度无疑是他们的“最爱”。与此同时，当本币贬值符合以下3项条件时，货币贬值将发挥“奖出限入”作用：本币贬值幅度大于国内物价上涨幅度、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存在闲置资源可以在需求增长时随时扩大生产。因此，2003年上半年那种美元疲软环境中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最符合外向部门的期望。不仅如此，1998年以来事实上的单一盯住美元制度还使得中国外向部门在资金供给方面赢得了相对于内向部门的优势：为了在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双顺差局面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必须无条件地全盘接收企业卖出的外汇，从而投放货币，这些外汇的原始持有者——外向部门的资金状况便相对充裕。内向部门不仅无从沾光，反而因为人民银行用压缩商业银行再贷款方式进行冲销操作（Sterilization）中和外汇占款膨胀的影响而独力承受信贷紧缩的后果。换言之，在当前的单一盯住美元制度下，内向部门承担了更多的冲销政策成本，外向部门则相对受惠。近年我国外经贸企业、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表现相对优于内向型企业和地区，与单一盯住美元制度的这一“分配效应”特点未尝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外向部门、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多半将尽力维持人民币汇率安排的上述特点，内向部门、外向型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反之。事实上，外经贸系统也一直坚定地扮演“人民币贬值论”的主要支持者。

利益相关者试图影响汇率安排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演变，本不足为奇；问题是最终汇率安排因此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而不是经济合理性，最终汇率安排往往并非经济上的最优汇率安排。1994—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公认为其重要原因是资本项目和金融服务市场开放过度。我通读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惊奇地发现该协定第十四章“金融服务业”第十二条“时间表”的附录B中，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在证券业跨境交易方面的承诺竟然超过了发达国家加拿大，后者没有开放，前者则完全放开；该条附录C中，墨西哥特别承诺许可美国、加拿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墨西哥境内开展商业贷款、消费信贷、抵押贷款、信用卡服务等典型的商业银行业务，实际上是允许这两国的金融机构在墨西哥进行当时在美国国内还不允许进行的混业经营；墨西哥允许美国、加拿大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工商企业建立联盟开展金融业务，更是远远超出了美、加两国当时的金融管制章程，因为直到1999年11月美国国会才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取消分业经营管制。然而，墨西哥存在一个政治能量极为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他们拥有巨额流动资产（如美国债券和股票），为了保证资产流动性而将本币价值稳定、本币与美元之间的自由兑换视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正是在这个利益集团的主导下，墨西哥极为迅速、全面、彻底地开放了它的资本项目和金融服务市场；也正是这个利益集团，在1994年危机之风刚刚起于青萍之末时，就忙不迭地扮演了率先抽逃资本的“领跑者”（front-runners），终于使局面不可收拾。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弗兰克尔（J. Frankel）和斯穆克（S.L. Schmukler）对此案例作过深入分析；原墨西哥财政部长塞拉（Jaime Serra）也在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5年11月11日号）的公开信中承认，首先抽逃资本的是墨西哥投资者，而不是外国组合投资者，从而给外国机构投资者洗刷了墨西哥危机“罪魁祸首”的恶名。在墨西哥案例中，我们可以认为，墨西哥比索的汇率安排沦为金融利益集团的“俘虏”，而没有充分考虑其它经济部门、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没有充分体现经济合理性。

从长远看，现行的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安排必然改变，新的人民币汇率安排必然实施。毕竟，一个真正经济强国的货币盯住另外一种货币，这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我国居民中外币资产持有者队伍正在迅速扩大，今年10月末仅境内金融机构外汇储蓄存款就有868亿美元，居民在境外的资产规模还难以准确估算，更不用说在全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的高外贸依存度了。这一切推动与汇率安排利害攸关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这些利益集团都会竭力对汇率政策施加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合理的汇率安排决策机制，使得决策过程能够充分顾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需求，让不同阶层合理分担因此而带来的调整负担，合理分享因此而获得的利益，而不过分偏向某一阶层、某一利益集团的意见，这才是汇率安排的关键。谁也说不清楚未来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具体细节，但我们有理由期望这种汇率安排能够做到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利益合理分享、负担合理分担。

近20余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分化，即使没有形成明晰的阶层划分，至少也形成了社会阶层的雏形，某些占少数的强势阶层未必没有可能借助自己强大的政治行动能力引导政府出台对本阶层片面有利的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在内。固然，当前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总体上有能力保证自己的决策反映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还远远谈不上像某些国家那样沦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俘虏”而牺牲社会公利的地步，但要永久保持并改善这种状况，仍然必须建立上述利益合理分享、负担合理分担的汇率安排决策机制。在国家经济决策过程中，一个突出现象是新富阶层的影响力正在上升，这在今年房地产市场上的121号文件风波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相信他们对汇率政策的关注也会上升。既然他们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力在上升，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感。政府应当引导、培养这个阶层中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人成为这个阶层的社会代言人，而不是相反。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这个阶层在社会其他阶层眼里的形象，才有利于这个阶层与其他阶层的沟通。

各个阶层之间鸿沟界限分明，社会成员无法在各个阶层之间顺畅流动，各个阶层之间相互厌弃而不能实现“多赢”的合作，这是对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大威胁，而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令人忧虑的苗头。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也许无法阻止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但是我们应当能够拆除各个阶层之间的藩篱，能够让利益和负担在各个阶层之间合理分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成一个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