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外贸依存度就始终伴随着“过高”的评价；2004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达70%，在全世界大国中遥遥领先；今年，预计中国贸易顺差可达1000亿美元，贸易依存度问题再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外贸依存度过高、需要扩大内需业已成为普遍的共识，问题是如何降低外贸依存度。降低外贸依存度途径有两条，其一是遏制出口贸易增长；其二是并不遏制出口贸易增长，但是通过消除外贸优于内贸的待遇等措施推动内需增长快于外需。两年前我曾经呼吁确立“内需为本”指导思想，主张消除外贸优于内贸的待遇，但我并不认为需要遏制出口贸易增长，而是认为第二条途径更为可取。毕竟，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正处于经济高增长期，而我国内需振作并非一日之功，仍然需要出口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盲目追求立竿见影地降低外贸依存度指标而遏制出口增长，除了让我们丧失本来可以赢得的市场之外并无好处。至少今明两年，我们还不能指望看到外贸依存度明显降低。而且，在长期内，即使我们成功地降低了按照价值形态衡量的外贸依存度，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而且应该降低按照物质形态衡量的外贸依存度，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主要依靠国内资源供给支持我们长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按照价值形态衡量的外贸依存度＋按照物质形态衡量的外贸依存度”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理想组合。

　　为了有秩序地降低外贸依存度，我们还需要对某些制度安排做出调整。毕竟，如果不能建立更为合理的政府业绩考核体系，我们难以指望切实取消外贸优于内贸、外资优于内资的待遇。

对于早已深深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而言，来自贸易伙伴的影响不可忽视。近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等美国政府财经部门重量级人物联袂访华，亚当斯先生行前曾经将此次来华经济对话内容归纳为3个方面，其中第二项是“与中国人合作，以便使他们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更强调消费和内需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假如说美方设定的其他中美经济对话议题大可商榷，这项议题却颇为合理，也符合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看看刚刚发布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就会明白这一点，问题是这种转变需要时间。中国确实需要扩大内需，但我国内需增长相对疲软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收入分配失衡，虽然我国政策已经开始向促进缓解这一失衡的方向努力，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美方不能指望中国为了迎合他们创造解决经贸争端“政绩”的不合理需求而采取有损自己长远、全局利益的短期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