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已经抵达日本开始了新一届任期的第一次出访，我想祝福他的这次暖春之旅成功。为什么？是为了经济利益？是的，但不完全如此。不错，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中日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双边贸易额1963年为1.1亿美元，中日建交的1972年为11亿美元，1988年为190亿美元，1994年为462亿美元，2001年为877.5亿美元，2004年为1678.8亿美元，2006年为2073.56亿美元，2007年为2360.22亿美元。至此，中日贸易额已经连续第9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日本是中国在亚洲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04年以来连续名列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美国，更是我国亚洲贸易伙伴中唯一的发达国家，因而具有其他亚洲贸易伙伴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我之所以要祝福胡主席暖春之旅成功，更是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战略利益。

中日关系并不是平常的国家间关系，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惨痛创伤，日本右翼势力蓄意混淆、抵赖侵略历史并推动重新武装的行为，日本某些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浑水摸鱼，日本媒体和某些势力在朝鲜难民闯馆、中国商品质量问题、奥运圣火传递风波等事件上的无理取闹，……这一切都刺激着中国人民的心灵，使得中日关系分外敏感。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应当坐视中日关系恶化而无所作为，不等于中日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而是相反。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对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危险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要对右翼势力将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纳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共同战略目标”等动向给予毫不妥协的抵制，因为任何人的任何利益最终都只能依靠自我奋斗来保障，我们不能指望依靠自己的退让换取苟安，必须向全世界显示我们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能力和决心。在这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从岳飞、文天祥到孙中山、毛泽东，某些人热衷于向中华民族供奉的历代英雄、伟大领袖和先贤泼洒污水，同时为秦桧、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施琅之辈涂脂抹粉，李鸿章也被吹捧为“改革开放先驱”、“晚清亚圣”，但当年正是在此人决定向无理入侵台湾的日本赔偿白银50万两后，西方人评价道：“这次事件向全世界宣布，这里是一个愿意偿付而不愿战斗的富饶帝国，它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对待日本右翼势力，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开国领袖“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号召。

与此同时，即使不考虑我们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激励日本国内友好力量成长以从内部制衡右翼势力，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当前中、美、日、俄四大国对峙的东亚力量格局中，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都有可能给另外两方提供渔利的机会；即使对于上述4大国之外的其它某些东亚国家的某些势力而言，中日相争而互相削弱对他们也是有利的。我们如果早早陷入同日本的全面敌对，将损害本国的整体、长远利益。尤其是盎格鲁-萨克森人从19世纪以来就非常擅长挑动东亚区域各国相互斗争、自己分而治之的把戏，日本因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而先天不足，中、俄则具有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先天优势，前者受扶植而兴起之后因先天不足仍难以摆脱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兴起将因其先天优势而无法挟持，因此扶植前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为可取，这就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谋臣策士们的谋略所在，我们不能贸然跳进他们的圈套。即使是中韩之间围绕历史、文化遗产等问题的一系列争端，背后也未必没有第三方势力的策划。孙子云：上兵伐谋，与其在陷入别人设计的泥淖之后苦苦挣扎摆脱，不如先行一步打破潜在困局。无论历史回忆如何令我们痛苦，我们也必须牢记，目前日本还不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有能力毁灭我国的不是日本，而是另有他国。我们不可忘记历史，我们更要面向未来。

此时此刻，改善中日关系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一方面源于经济、文化交流的基本面，中国早在2006年度已经首次跃居战后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华经贸又对带动日本摆脱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令人窒息的漫长萧条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以至于早在2003年，不少日本重要大企业已经将中国经济动向列为影响日本经济景气的第二大因素，仅次于美国经济动向，日本当时的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日本央行副总裁岩田一政、日本最大的两家报纸《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最大财经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也相继发表言论或刊登重头文章，论证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已经与美国的需求并列为支持日本经济复苏的支柱之一。另一方面，这也是源于日本政治的某些积极发展。

国际间没有永恒的对手，只有永恒的利益；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需要热烈的心，也需要冷静到冷酷程度的盘算。我们没有权力一味诋毁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和无理举措的中国民众为“愤青”以显示自己超人一等的“高明”，因为宣泄自己的痛苦和愤怒是受害者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我们也需要在通盘筹划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便维护和增进我们的利益。几乎与胡主席访日同时，东亚13国同意建立东亚储备基金，让我们为东亚储备基金和胡锦涛主席暖春之旅所体现出来的合作精神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