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卷走2.5万亿美元市值的冲击下，在北美、西欧、日本政府纷纷发布降息、救援金融机构、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等救市举措的背景下，与英国宣布500亿英镑一揽子银行救援计划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0月1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10月9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继9月15日宣布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之后，时隔不足一个月，中国便第二次放松货币政策，行动之迅速，力度之大，均相当突出。

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和此前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决定了短期内连续放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如果说在雷曼倒台之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是1997—1998年危机以来最高的话，那么，雷曼倒台迅速触发了席卷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主流金融机构的危机风潮，当前的金融危机严重性已经猛然上升到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来的最大程度。更令人不敢小觑的是，通过猛烈加剧信贷紧缩，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正在迅速向实质经济部门蔓延，美国非农业部门9月份减少了15.9万个就业岗位，减幅为2003年3月以来之最，制造业则在当月连续第二个月收缩。从欧洲、日本到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市场，经济指标都在迅速恶化。“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0年代大危机中的就职演说），既然金融市场在恐慌心理下的羊群行为有拖动整个市场乃至实质经济部门坠入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与其它国家携手共同发布反危机措施，对于挽回市场信心，进而促使实质经济企稳，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加大了适度、适时放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近年来，在热钱内流压力下，我国货币当局采取了从公开市场操作到提高法定准备率、加息等一系列冲销操作。然而，中央银行冲销操作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可能引起国内银根紧缩，殃及其它产业。实际上，1994—1997年间，面对外资大规模内流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大幅度增长的局面，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回收中央银行再贷款来冲销通货膨胀压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国内经济却承受了意外的信用紧缩，1997年后全球性通货紧缩之时，其后果便暴露无遗。1997—1998年，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蔓延的冲击之下，中国及时大幅度转换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此前强力推行的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从而对中国在危机中巍然独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既然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正猛烈加剧，既然此前不久省区市和中央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已经提出要防止经济金融大起大落，我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保增长，正当其时。

尽管如此，任何政策变动都有其副作用，这次宏观政策变动也不例外，我们在选择行动之时必须尽力消除。尽管国际市场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已经大幅度下跌，但由于价格管制和进出口管制的存在，国际市场价格的下跌并不能与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消减完全同步，因为即使在目前情况下，中国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国际上仍然处于洼地。而且，此次西方国家的大规模注资救援和降息等操作已经向市场上投放了巨额基础货币，这些基础货币在未来一定时期必将发挥推动通胀的作用，决策者对此不可不察。不仅如此，美国次贷危机可以追溯到2001年轻微衰退之际格林斯潘过度放松货币政策，吹大了房地产市场泡沫；今天中国倘若无差别地放松货币政策，让房地产市场不可持续的价格泡沫得以维持，甚至进一步膨胀，中国未来将面临今日美国的局面，甚至犹有过之。

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就是对防止世界经济危机的最大贡献；惟其如此，我们在果断、迅速行动之前更应当瞻前顾后，统筹兼顾，兼顾保增长和防泡沫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