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众参两院相继投票通过税改方案最终版，特朗普税改已成定局。作为全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头号超级大国，实施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不仅对美国国内经济影响重大，而且必然波及全球：与美联储持续收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美国宏观政策变动的“溢出”影响还会进一步加倍放大。

　　实事求是地说，特朗普堪称20多年来最重视重建本国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美国总统，以至于前所未有地将“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四大支柱之一写入其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同时在报告中留下了特朗普的这样一句断言：“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税改又是“特朗普经济学”的重头内容，其经济逻辑是通过减税减轻传统中产阶层、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负，增强其劳动、创业和扩大业务的内在动力与能力，从而从微观基础上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鉴于此次税改后美国企业所得税率将从35%降至21%，亦即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一逻辑从理论上是说得通的，而且不仅仅有经济意义，还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为什么?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占总人口60%左右的传统中产阶层已经是近一二十年“全球化冲击”中相对损失最大的输家，从而对整个社会稳定制造了潜在的、日益滋长的颠覆性戾气，减税正有助于改善传统中产阶层处境，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稳定上，都相当于及时打开减压阀排气。毋庸讳言，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很多人宣称特朗普税改不会如共和党人宣称的那样帮助中产阶级家庭，而是会让富人和权贵阶层更富，但不要以为占总人口20%的上层，特别是巨富在税改中的得失就如同税率变动一样一目了然，从而断言巨富才是减税的最大受益者，因为这个上层从来就有更多的办法逃避在母国的税收等项义务，加税不会加重他们的实际负担，减税也不会减轻他们的实际负担。高税收对占总人口20%左右的最下层也不是什么负担，因为他们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净获得者，可以获得较多的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在深受“白左”思维影响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不工作、吃救济的寄生者实际收入甚至往往还高于老老实实工作纳税的传统中产阶层，甚至发展到“按闹分配，多闹多得”的地步。相比之下，传统中产阶层既不能如同上层那样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国的税收，而且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净付出者，承担了大部分税收负担而得到的扶持、社会帮助较少。在经济景气日子过得去的时候，传统中产阶层对这些不平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经济萧条时期，这种不平有可能会集中迸发出来。有鉴于此，税改与特朗普下一步想要力推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结合，可望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上述不公正、打击劳动热情的现象。

　　减税对保护弘扬美国人创业精神、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创业精神是美国人民最为可贵的品质之一，次贷危机之后，无雇员小微制造企业数目大增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对美国经济比欧洲更快走出危机、复苏更为强劲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数十年来美国制造业雇员人数总量持续减少，反衬出这类小微制造商的逆势增长更加显眼。

　　就总体而言，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4～2014年，除所有者外没有雇员的生产商数量超过35万家，增长近17%：有雇员制造公司数量则下降12%至292543家。在某些行业，无雇员生产商数量增长尤为显着：2004～2014年，除所有者外没有雇员的美国食品生产商数量增长近一倍;只有一名工人的饮料和香烟生产商数量增长150%，同类化工产品(包括肥皂和香水)生产商数量增长近70%。

　　毫无疑问，无雇员小微制造企业数目大增是建立在制造、信息技术等方面长足进步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制造和打开销售市场的成本门槛，使得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无法进入市场的小微制造企业能够打开销售市场;但其中最关键、最可贵的因素还是美国人民根深蒂固的自我奋斗和创业精神。在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之后，有这么多人不等不靠，选择自我奋斗，对比欧洲已成普遍现象的“等靠要”，以及长期保持在美国两倍左右水平甚至更高的失业率，让人不能不赞赏美国人民的自我奋斗精神。这些小型制造商的产品通常是食品、手工酿造啤酒、化妆品或其他细分类产品，往往不那么高端，不那么耀眼，但有了这样的奋斗精神，有美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有硅谷那么多“车库创业”的奇迹，谁能说他们当中就没有未来的新生五百强呢?减轻税负对他们、对美国经济社会的活力难道不是长期性的好事吗?

　　在宏观经济平衡角度，美国经济多年痼疾是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孪生双赤”，由于贸易赤字本质上不过是负数国民储蓄的体现，而美国的负数国民储蓄源于财政赤字和居民部门赤字，通过减少干预外部事务及其相关投入，减税与改革福利制度并举以激励劳动热情、减少浪费性.支出，将有望从长期内缓解“孪生双赤”的痼疾，夯实美国经济基础。

　　至于特朗普税改的“溢出”影响，主要体现为美国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双杀”可能引爆国际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从而危及许多国家金融市场和整个宏观经济稳定;其税改还可能增强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吸引力，一部分新兴市场和欧洲可能遭受较大冲击。

　　在2017年12月14日的会议上，美联储如同市场普遍预期的那样再度提高基准利率，并加大缩减资产负债表力度：基准利率区间从1.0%～1.25%上调至1.25%～1.5%，成为美联储当前加息周期第5次加息、今年内的第3次加息，且美联储预计2018年将加息3次，2019年加息2次，其最新中值预期显示2020年底联邦基金利率3.1%，而2017年9月时的预期为2.9%。同时，美联储将按计划于2018年1月将月度缩表规模增加到200亿美元，包括120亿美元国债和8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国通过税改，货币政策(加息+缩表)、财税政策“双杀”逼近，新兴市场面临资本外逃压力正在显着放大。

　　那么，哪些新兴市场会比较脆弱呢?土耳其应该是一个。埃尔多安现在的财政、货币政策恐怕成问题。坚持低利率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大举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结果是通胀率达到11.9%，而货币当局的通胀目标是每年5%，导致土耳其里拉汇率跌到1欧元兑4.67里拉的历史最低水平，2017年9月初以来对欧元贬值近15%，对美元贬值16%以上。美国税改造成“双杀”局面后，土耳其货币汇率面临压力还会更大，进而带动其通胀压力也会更大。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还像是打了鸡血，跟欧洲、美国“干架”上瘾，对土耳其经济应该是进一步加大了不确定风险。

　　其他一些情况类似土耳其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面临类似困局。在国际社会上，美国的税改招来了不少“声讨”之声，“声讨”者在欧洲和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都不乏其人，他们担心美国减税，特别是大幅度减税与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加息+缩表)“双杀”的效果会导致资本和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从而对本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也担心美国大幅度减税可能引爆各国“财政倾销”竞争，让一些财力不济的国家在大幅度升级激化的竞争中更加吃力。应该说，他们对美国减税后果的上述担忧有一定的客观现实依据，有些担忧也是正当的，无论是在经济逻辑上还是在道义上都能说得过去：但有一些这类“声讨”只能说是暴露了声讨者的道德风险。

　　如上文提及的土耳其，在美联储2017年以来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逻辑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新兴市场可能面临资本外逃压力倍增局面的情况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仍然坚持“低利率+大规模财政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路线，丝毫不顾其财政压力，也不顾由此造成其本币汇率压力与日俱增的风险，而且他这样做还不完全是出于经济动机，其中相当一部分动机，甚至主要动机是出于巩固自己国内政治支持者阵营，以便自己集权进一步推进国体政体伊斯兰化路线。像这类国家对美国减税政策的“声讨”，只能说是暴露了他们的道德风险。

　　中国一些人对美国减税负面后果的担忧具有一定客观现实依据，无论在经济逻辑上还是在道义上都能说得过去，但是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自我调整的弹性与能力。同时，还有一部分担忧不是来自中国国内经济本身可能遭遇的直接冲击，而是中国贸易伙伴遭遇的冲击。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出口对我国很重要，在中国出口中新兴市场占比约一半，而这些新兴市场中不少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乃至政治稳定性欠佳，倘若经受不起美国货币、财税政策“双杀”冲击而陷入经济危机，肯定影响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就总体而言，我并不认为美国宏观政策调整能够给中国带来颠覆性冲击，尽管必定会给中国造成一定压力，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推进本国税改和拓展海外市场的机遇，就看我们如何利用了。

　　（来源：《金融博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