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雨林中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的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龙卷风；清明前夕出炉的土耳其地方选举结果，有可能成为2019年新兴市场危机的起点。
埃尔多安及其土耳其执政党在这场选举中遭遇的重挫，是埃尔多安经济神话破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地方选举后政治角力升级、埃尔多安自己制造的国际政治困局，又多半会加剧去年以来的土耳其经济困境和金融风险。
在新兴市场债务风险日益凸显、全球经济预期不良、市场参与者风声鹤唳的当下，土耳其经济困境和金融风险倘若显着加深，如同去年8月、今年地方选举前夕那样再度大规模爆发“股汇双杀”，完全有可能迅速传染到全球新兴市场，造成较大面积的不良预期自我实现的新兴市场危机。
地方选举重挫是埃尔多安经济神话破灭的必然结果
当地时间4月1日出炉的土耳其地方选举结果，对总统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毫无疑问是一场重挫。尽管埃尔多安全力投入竞选，尽管有媒体一面倒地支持性报道，尽管有经济管理部门倾力“配合”，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仍然拿下了全国六大城市中的五个，而这五座城市人口合计占土耳其人口总数的40%。
特别是首都安卡拉、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全部落入共和人民党手中，对生于伊斯坦布尔，并从伊斯坦布尔开始政治生涯的埃尔多安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还会对其施政造成实实在在的严重掣肘。
此外，土耳其经济较为发达的一系列南部沿海省会也在此次选举中落入反对党手中。考虑到中心城市拥有的巨大政治赞助网络资源，包括有利可图的商业合同和用作政治酬谢的职位，此次地方选举结果将大幅度压缩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掌握的政治资源。
此次地方选举重挫，是埃尔多安经济神话不可避免破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政坛的崛起相当迅猛：
1994年3月，当选伊斯坦布尔市市长；
2001年8月，创建正发党并任主席；
2002年11月，率领正发党赢得议会选举；
2003年3月，出任总理；
2007年和2011年，两度连任总理；
2014年8月，当选土耳其第12任总统；
2018年6月，连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政坛崛起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政绩”，并掌握了教派势力、农村和城市棚户区农
村移民两大力量。初看起来，埃尔多安领导下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炫目（注：下文土耳其经济数据若无特别注明，均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2002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为2325亿美元，人均GDP为3501美元；他担任总理执政的第一年（2003年），土耳其名义GDP就猛涨30%达到3031亿美元，人均
GDP为4512美元。
到2017年，土耳其名义GDP已达7695亿美元，人均GDP达9647美元。
15年时间，名义GDP增长231%，人均GDP增长176%，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如此增
长业绩，堪称“起飞”。然而，进一步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来自压低储蓄率扩大消费，同时提高投资率，以此推动经济增长提速；对由此导致的急剧扩大的储蓄-投资缺口及其外在表现--经常项目收支逆差，通过大量借入外债来弥补。
在本世纪初全球经济增长一派欣欣向荣、主要中央银行长期维持较为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下，这种套路能够维持；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主要中央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支持了他的上述操作策略。
然而，当主要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时，退出量化宽松、缩表导致的资本流动逆转使其国际收支与债务风险日益凸显，他的上述操作策略日益难以为继，汇率危机、资本外逃等相继袭来，其经济增长也就不能不日薄西山了。按照土耳其统计局数据，以本币不变价格计算，虽然2018年全年土经济仍增长了2.6%，但第三、四季度环比分别下降1.6%、2.4%，连续两个季度环比负增长，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之中。
更糟糕的是，在经济外部约束日益收紧的情况下，为了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埃尔多安一直强烈反对加息，其结果是不仅削弱了土耳其里拉的汇率，而且激励了土耳其负债的继续高速膨胀，以及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本外逃、货币转换（将本币转为外汇资产），加快了土耳其官方外汇储备的萎缩。2018年8月土耳其爆发金融危机，今年地方选举前夕遭遇“股汇双杀”危机，根本原因并不是特朗普的报复性制裁和西方投行的负面报告，而是土耳其经济上述基本面因素的极度恶化。
从经济数据分析看土耳其经济症结
整理计算2002~2017年间土耳其投资率、储蓄率、储蓄缺口和经常项目收支差额数据如表1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埃尔多安执政前夕的2002年，土耳其国民储蓄率为18.6%，他执政当年
（2003年）就下降至15.5%，一年下降3.1个百分点。在埃尔多安执政的这些年里，土耳其国民储蓄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至2017年已经下降至12.6%，比埃尔多安执政第一年（2003年）低2.9个百分点，比埃尔多安执政前夕的2002年低6.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在埃尔多安执政的这十多年里，土耳其投资率总体明显提高。埃尔多安执政前夕的2002年投资率为17.6%，在他执政的2003~2017年这15年里，投资率在17.6%（2003年）~23.6%
（2011年）之间，其中有8年投资率达到或超过20%，2011~2014年连续4年达到或超过20%。储蓄率下行而投资率上行，结果必然是储蓄缺口扩大。埃尔多安执政前夕的2002年，土耳其国民储蓄超出总投资，差额为GDP的1%，他执政第一年（2003年）当年，储蓄缺口就由正转负（即国民储蓄低于总投资），达到GDP的2.1%。在他执政的所有年份，储蓄缺口一直是负数，
最高时达到GDP的9.2%（2011年）之多。直到2017年，储蓄缺口仍然高达GDP的5.6%。储蓄缺口居高不下，必然导致经常项目收支恶化。整理1980~2017年合计38年间土耳其经
常项目收支，其中只有6年出现过小额顺差：1988、1989、1991、1994、1998、2001；埃尔多安
执政后多数年份为逆差，且逆差规模急剧膨胀。埃尔多安执政前夕的2002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仅6.3亿美元，他执政的2003~2017年间则为75.5亿美元（2003年）~744.0亿美元（2011年），高峰年份膨胀117倍之多；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从2002年的0.27%猛涨至2.5%（2003年）~9.6%（2011年）。如此成百倍膨胀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最终都要靠外债来弥补，在量化宽松退出、缩表进程启动之后，土耳其金融市场焉能不一再遭遇“股汇双杀”打击？
对比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变动，可以看到与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变、美国财政政策调整之间存在较强同步性：
2008年11月，美联储决定实施量化宽松；2014年10月宣布结束量化宽松。相应地，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在美联储宣布结束量化宽松前的2013年达到最高峰，当年土耳其名义GDP达8230亿美元，人均名义GDP达10761美元。
美联储宣布结束量化宽松的2014年，土耳其名义GDP萎缩至7987亿美元。
2015年12月，美联储开始实际加息，这一年土耳其名义GDP进一步萎缩至7179亿美元。
2017年9月21日议息会议，美联储决定从当年10月起缩减其资产负债表；年底，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减税法案。翌年（2018年）8月，在土耳其里拉汇率此前5年已经贬值70%的基础上，土耳其爆发金融危机，里拉汇率再度暴跌，全年贬值30%以上。
正视土耳其危机加剧与传染风险经过凯末尔以来的近百年改革与建设，土耳其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世界经济史上经历过
“起飞”的后发国家虽多，修成正果者甚少，绝大多数国家在“起飞”一段时间之后即陷入长期停滞。
地方选举遭遇重挫，不等于埃尔多安就会认输，也不等于他完全没有希望至少部分翻盘，2015年他就已经在议会选举中成功地实现过一次翻盘。2015年6月，土耳其议会选举，正发党赢得40.8%选票，连续第四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因议席未过半数，失去单独执政地位，该党主席达乌特奥卢组建跨党派联合政府失败。经过一番博弈，土耳其于11月再次举行议会选举，正发党以49.5%得票率成功获得过半议席，重新夺取单独执政权，该党主席达乌特奥卢组建新内阁并于11月30日顺利通过议会信任投票。
2019年这次选举过后，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已经对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选举结果提出了异议，预计双方围绕地方选举结果的较量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只是土耳其经济本来就存在严重系统性风险，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本来就有致命问题，在各党全力以赴投入政治角斗的情况下，土耳其政府越发没有可能集中精力促使经济增长，其经济政策逆向选择的概率越发提高。
加之土耳其这些年在国际政治中极度滥用其地缘枢纽地利，由此与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发生过龃龉，有些还是涉及对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问题；还与本地区几乎所有大国都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冲突，结果必然是大大压缩了该国在爆发经济金融危机时获取强有力外援的操作空间。相应地，土耳其经济和金融市场今年站稳脚跟的前景越发黯淡，爆发新危机的风险正在快速积累。
土耳其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不算大，但当前新兴市场债务风险日益凸显，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不良，该国一旦爆发严重经济金融危机，传染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新兴市场的概率不可低估。这，才是土耳其经济潜在影响最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