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设定GDP增长目标，不影响中国的上升趋势

梅新育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之所以不设置全年增速的具体目标，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它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

第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管理市场预期和国民士气方面，管理艺术的新发展。在疫情暴发、国际政治变化不确定的情况下，如果还要定明确的、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话，万一出现意外使得它不能实现，这对国民士气的打击非常大。

第三，不设置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不影响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的趋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除了经济增速之外，其在整个国际经济政策体系中相对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从今年的情况看，尽管我们不设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但可以预见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比去年要低。但这场疫情是世界性的，而我们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要好。因此，即使不设置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的趋势是不变的。

就业优先，要让企业在更宽松的空间里施展手脚

“就业优先政策落地，是让企业在更宽松的空间里施展手脚。”梅新育表示，近几年，一些政策可能对企业额外管制太多，以至于扼杀了企业活力、流失了部分就业机会。尽管有些措施是出于良好愿望，但最后都给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不必要干扰。

梅新育提出，因疫情关闭野味市场等举措就有待商榷，因为这可能重蹈前几年过度环保的覆辙。他举例说，2009年次贷危机时，欧洲议会的人道养鸡法案就适得其反。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不代表在所有方向上都要增加支出梅新育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应该围绕以下几点：

一是，要有助于推动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抢占前沿。目前的芯片制造等方面，正在逼近现有理论下的物理极限，而新的理论创新还不可预见，这恰好是我们赶超的时候，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给予适当支持。

二是，要有助于让已有产业巩固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江湖地位”。我国已经连续十几年是全球第一的出口大国，但现在面临着考验。美国的极端势力想让外部市场和中国脱钩，那么怎样才能保住我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甚至有所提升呢？这需要利用中国在基建方面的优势，发展转口贸易和过境贸易，让周边贸易伙伴能利用我们的基础设施进行商业活动，从而与我们的经济体系联系更紧密，防止脱钩。

三是，投资方向需要能够更有效的带动消费。举个例子，前两年我曾了解过地方上的老旧小区改造情况，中部省份的大城市经过改造后，一般家庭额外装修需要花费二三十万左右。从这点看来，老旧小区改造可能带动很大一笔消费。

四是，要有助于改善当前营商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并不表示在所有方向上都要增加财政支出。相反，对于已被证明是效率低下的投资还要进行收缩。这意味着要减少转移支付，优化转移支付的形式。跨地区的转移支付带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假如一个地方的产出不高，高度依赖转移支付，这必然抬升了这个地方的要素成本，使其产业更难发展。同时，大部分经济资源不靠市场分配，而靠无偿援助来分配，会导致聪明才智和自我奋斗不是优势，进一步造成人才流失。适度减少财政政策转移，让原来受援的地区把重点转向吸引招商上来，优化营商环境，清理过度优惠，把一部分的财政转移支付定向用于补偿地方政府以前失信的损失，更能吸引投资者流入。

过度管制会提高消费和投资门槛

如何推进居民消费回升？如何扩大有效投资的长效机制？梅新育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扩大内需。阻碍扩大消费的是什么？在家庭消费品、企业设备的持有量已经非常饱和的情况下，就是已有的商品和设备如何处理。这样来看，国家需要在发展二手商品市场上下更大工夫，也可以把二手商品、消费品和设备出口。

二是扩大有效投资。当前应关注更新改造投资。总体来看，这些年来，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非常快，从1980年到“十二五”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都是两位数，“十二五”之后的2015年跌破10%，2019年跌破5%左右。在这下降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更新改造投资保持了较快增长。要想扩大有效投资，就需要解决更新改造投资方面的司法和商业争议。

三是减少管制，降低投资门槛。梅新育认为，过多管制会提高消费和投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