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苏州的批评升温。有人说苏州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并不高，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继而又有媒体发表《贫困的苏州？》一文，隐指苏州在GDP的高速增长及庞大的GDP背后是一个贫困的苏州。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在20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人正对自身发展道路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难能可贵的。

　　很显然，对于同样一件事，人们的思考的角度往往会有不同。就像半杯水，有人强调的是空空的一半，有人却看到尚存的一半。对于学者来讲，需要透过现象去找出本质，找到真正的问题，而这一点并非易事。

　　比如说，对于现今许多对于苏州的批评，我总感觉有些无的放矢。

　　苏州贫穷吗？她分明富得流油。GDP超了深圳；工业总产值全国仅次于上海，在江苏三分天下有其一；引进外资额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财政收入富可敌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名列全江苏13个省辖市之冠。

　　说苏州人收入低，那要看跟谁比了。如果用苏州的打工者来作例证，那是不可以的。因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情况下，各地的外地打工者的收入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无论哪个地方，扣除生活费用的差距，几乎不会有显著差异。如果用苏州的人均收入来比，那你要考虑苏州对于国家的财政贡献。苏州人讲了，苏州每年向国家上缴1000亿，地方财政仅保留300亿，2005年苏州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6万元，比上海的1.8万元稍逊，但要是从苏州上缴的部分中拿出一部分来分给市民，苏州本地百姓的收入将比国内任何一座城市来得高。

　　事实上，收入有许多概念，名义收入、实际收入、可支配收入等等，除此之外，比较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更重要的还要看包括公共福利在内的个人福利水平。苏州的“人均收入”也许并不很突出，但苏州城市漂亮、公共设施完善，社会保障覆盖广，所以苏州人的平均福利水准应该比其收入反映的更高。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即去过苏州调查，当时苏州农村的“社员”就已经有了月补、股份、养老保障等。苏州免费义务教育、医疗保障体系之类如今更加完善了。从幸福指数和福利看，全国恐怕没有几个城市可与苏州相比。

　　指责苏州是高污染型的经济证据亦不足。因为中国比苏州污染严重的地方大有其在，而苏州给人的感觉总体上并非一个污染严重的城市。例如，中国特别是东北的一些城市一直被列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欧洲太空总署ESA公布的最新卫星数据显示，北京汽车废气污染居世界之最，北京和邻近东北省份是全球二氧化氮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国家环境保护局2004年公布了中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指数最大前10名城市中，苏州亦不在其列。显然，苏州不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如果我们再考虑苏州庞大的经济总量，用人均GDP的环境污染来衡量，那么要证明苏州是高污染型经济发展模式显然还需要更充足的证据。

　　因苏州本地品牌缺乏而指证苏州贫困就更牵强了。因为本地品牌或自有品牌向来不是衡量地方发展好坏的重要指标。关起门来，全是国产品牌，试问是好是坏呢？

　　从学理上讲，当前对苏州的一些批评概念不是太清晰。比如，GDP就是收入，GDP可以分解为各种收入(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我们不能一边高度关注人均收入，一边否定苏州的GDP。如果苏州GDP高但居民收入低，至多说明苏州目前的分配上有问题，但不能说苏州GDP高而收入低。

　　另外，政府主导与民营经济发展并非矛盾，外企发展也不是民企衰落的原因。因为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主导，与计划经济大不相同。政府并不直接从事生产，而是政府做政府的事(做规划、定战略、出政策等)，故与民营经济发展不矛盾。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不足，也未必是因为外向型经济太发达。从数量关系上看，中国许多地方没有外资企业但民营经济同样不行，而另外一些地方(如深圳)外资企业和民营经济都很兴旺。这说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发展关系非常复杂，外企发展未必就挤压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不存在理想道路和模式，完全要取决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秉赋。因此，除非我们能够发现比苏州目前发展方式更好的方式并证明这样一种方式在苏州是可行的，否则任何对于苏州的批评就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用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来说，你不能简单因为姚明数理化成绩不佳就批评姚明不行，并硬要他补上数理化再去打球。

　　笔者曾有机会多次参观考察苏州。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的第一篇文章——“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经验”——中，我就谈到了苏州。我将苏州模式归结为政府企业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并将之与市场企业家主导型的温州模式相对照分析，得出两点基本结论：第一，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有趋同趋势；第二，中国大部分地方更多能够借鉴的其实还是“苏州模式”而不是“温州模式”，因为大多数地方缺乏温州那样的丰富的市场企业家资源基础，因此在经济转型之初只能更多地依赖于政府企业家的创新，然后再逐步转向当地企业家的创新。因此，中国各个地方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并依据自身不同条件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形成“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及中间模式等不同发展道路，这才是最重要的。 （时间：2006-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