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一定会导致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吗？应该承认，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是一个国家经济在从传统经济到起飞再到成熟过程中往往难以避免的问题。工业社会早期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等许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分野，其背后的根源则是人们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可以说，只要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只要任由市场选择，那么穷人区和富人区便必然泾渭分明的出现。所以，在早期发展起来的经典发达国家，往往会看到一个城市间参差不齐地分布着富裕的孤岛的和贫穷的孤岛，如伦敦有伦敦东区和伦敦西区，纽约有上曼哈顿区和下曼哈顿区，成为城市和一国赫然在目的疮疤。

　　贫富融合之路

　　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近些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导致严重两极分化的局面，因此，当前在城市发展和房地产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笔者曾一再强调，如果中国真的出现穷人区富人区并引发诸种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首先就在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二极分化结果，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既是导致当前中国的住房畸形繁荣，同时百姓却买不起房子的原因，也将是导致可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这样的城市疮疤的根本原因。

　　然而，承认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易于导致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分野，并不意味着社会舆论可以自动接受这种分野的现实以及愈演愈烈的趋势，也不意味着民意会认同某些人所说的“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才可能逐步将穷人区都改造成富人区”。其中原因有二：第一，大家对当前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看法。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那是一种情况，但眼下大家比较认同的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其实是权力资本肆虐，市场化程度不足，市场被扭曲才导致的恶果。既然两极分化是权力资本制造的一个冷酷现实，而非市场化进程的产物，为什么不先抑止权力资本，规范市场化进程，而非要“以市场之名”让穷人区和富人区的疮疤演变成钢筋水泥的冰冷现实？第二，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并非“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可违背的规律”。因为就算市场化进程会导致收入差异进而穷人区与富人区的分化，但市场并非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中唯一调控的手，为什么政府看得见的手不可以进行适当调控，而要听之任之呢？显然，这就涉及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大问题，一是政府在市场化转型、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二是政府和社会对于市场化可能导致的问题是听之任之还是未雨绸缪、以“看得见的手”来正之。

　　众所周知，先行国家不仅曾经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这样的城市疮疤，还出现过泰唔士河水被污染游鱼尽散的环境污染现象。后来总结出来的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就是：不能放任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无论是在穷人区和富人区的自然分野问题上，还是环境污染的问题上，都不能先分化后融合、“先污染后治理”，而是要发挥好政府的框扶之手的作用，边发展边融合、“边污染边治理”。事实上，答案应该是清楚的。第一，政府在市场化转型过程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发展、城市规划，中国的社会分层不能完全由“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还必然要由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和引导；第二，“先分化后融合”既然已经被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是代价过大的一条路，而“边发展边融合”亦是可行的一条路，那么政府对城市发展和房地产发展的介入完全可能导致“穷富分区”式的发展转向“穷富融合式”的发展。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通过政府的调控和引导避免完全由市场导向所引发的“穷富分区式的”的城市发展道路，转向“穷富融合式”式的发展道路呢？最关键的一条，是政府要节制权力资本的恶劣作用，要扭转愈演愈烈的收入两极分化局面。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要大力发展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介入以及合理的城市规划的引导，冲淡甚至模糊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分别，有机地融合穷人和富人于一个共同的家园。

　　公共空间介入

　　试以香港为例。香港的城市布局有几个特点：第一，香港并没有明显的富人区和穷人区的界限以及划分，且一般没有明显类似于国内围墙高筑的"居住小区"的划分，在不知不觉间游人可能已从居住较贵的区域走到了另外一个居住较为廉价的区域，或者从一栋很贵的房子踱步到了另一栋相对便宜的房子。第二，香港的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可能在某块美丽的海滨边结邻而居(香港的房屋分为三类：商品房、居屋和廉租房。这里所谓的结邻而居，不见得是互为邻居，而是富人购置的“商品房”与中产阶级购置的含有政府补贴的“居屋”以及穷人租居的纯由政府兴建的“廉租屋”可能在同一条海岸线上相邻一字排开、共同面对一片海景)。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香港地区的公共品的供应充足而完善，地铁和其他公共交通的发达不用说，体育场馆和设施、城市公园也比比皆是，且基本上不收门票，无论穷富均可免费、自由地进入，如果再考虑到政府兴办的、错落于城市的学校和医院，以及以满足大众需要为依归的各大超级市场的合理分布，可以说公共设施、产品和服务已经构筑起一片穷人的天堂，消弥了穷人区和富人区的二元对立。

　　对此，我们不敢说香港已经消灭了收入差别，而事实上香港的人均收入差距在亚洲是比较高的，但由于公共设施的丰盛以及独到的富中穷的布局安排，可以说已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生活质量的差别。换言之，由于这样一种精心而独特的城市格局的安排，香港人的生活质量的差别远不如他们的收入差别那样大。豪富固然可以在豪华的宅第欣赏海景，但穷人一样可以欣赏到大海的落日溶金；富人固然可以在自家花园和私家游戏池自在的起居，在昂贵的健身俱乐部大手大脚地消费，但穷人也可以在美丽的公园“闲庭信步”，在免费或低收费享受公共游泳馆以及体育场馆锻练身体，大家的生活质量其实相差不大，穷人和富人后代的身体成长也不致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悬殊地成长，致使贫富代际循环。

　　正是由于没有截然对立、图景分明的穷人富人区，使得社会矛盾更趋缓解，社会的和谐更容易实现，富人和穷人更易于彼此理解和相处。穷富之间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互补，比如，穷人可以更多地共享公园与公共体育场馆，富人特别是富人家的老人也可以到穷人较多去的大型超市去“与民同乐”。

　　为什么非要政府介入？为什么政府不可以任由富人区穷人区滋生，回过头来再由市场自然地调节。这是因为“人居”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完全交由市场引导并不是最好的一种安排。换句话来说也是一样的：当市场纠错的代价足够大，则政府的介入就有其合理性。事实上，贫富和谐、社会稳定从来都应该是负责任政府的追求，贫富对立乃至贫富分裂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严加防范的结果--其实，在香港，不仅政府，还有许多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尤其是教会几乎遍布香港各城区，他们也都反对贫富对立，而他们爱心、言行是消除穷富隔阂、保持社会和谐的非常重要的“第三力量”。

　　综上所述，在一个城市中，某一处房子可能是完全是富人所有，另一处房子则完全是穷人所有，但未必一定要通过穷人区富人区这样突兀、冷酷的布局来完成，完全可能通过政府的调控、引导，通过充足的公共设施穿插其中，使得穷人与富人共同彼此融合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之中。说到底，穷富分区的反面并非穷富杂居，而是穷富是否可以融合，而这一点，其实是完全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做到的，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先分化后融合。这里面的关键除了保障收入分配公平外，第一，中国政府现在就要逐步把穷富融合、社会和谐的居住方式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目标。第二、政府一定要注意提供充足的城市公共设施、营造良好的公共空间；第三、政府要制止目前“划地为牢”式的小区建设方式，更多向自由、开放、公共的空间布局方向引导。对此，我们认为即使客观存在收入两极分化，但是只要收入分配公平化，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充足化，那么犹如天堂般的富人区与犹如地狱般的穷人区的二元对立将不会真正出现。（时间：200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