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否“活”来权衡对道德的弃守，有其合理性。但企业家基于信仰而对道德的追求，才是最伟大且最“合算”的。

　　想谈谈商业文明与企业家信仰的话题，源于笔者参加的几次论坛。最早一次是2007年年中博鏊亚洲论坛的 “企业家信仰与企业社会责任”分论坛。马云等明星企业家共同揭开了这个重要话题但未展开。第二次是2007年《中外管理》举办的“管理文明与中国企业成人礼”论坛，李肃等京城铁嘴，对于人类共同的规则文明则相当漠然。第三次是前不久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只有王石“让灵魂跟上脚步”的演讲让人击掌。

　　在我看来，如果缺了企业家信仰，许多问题可能会讨论不开。因为，惟有信仰，才能超越，才有可能不被眼前的利害所羁绊，成就诸如：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伦理与商业文明的宏伟大厦。

　　习以为常的经济学理性

　　让我从一个堪称经典的讨论谈起。

　　在2007年上海召开的全国MBA商业伦理研讨会上，苏崇武博士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件事。他说，一次王石向经济学家张五常请教，说中国商业环境恶劣，企业要不要讲道德?张五常以一如既往的空灵回答：企业如果讲道德能活，可以讲道德;如果企业讲道德会死，就不要讲道德。“张氏回答”绝对是经典的经济学回答，绝对是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正确回答。也就是说，“道德行为”并不超越功利的理性权衡，相反，理性权衡是选择“道德行为”的基础。据此，“道德行为”的供应完全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带来收益。

　　这样想和做，并没有大错，在当今中国社会也是普遍如此。大概在2001年，我和好友钟伟等讨论市场与道德关系时，我就持“市场内生道德”观点：强调中国之所以缺乏道德诚信行为，是因为政府管制太多，障碍了市场形成，从而市场重复博弈失灵，而重复博弈下讲道德能带来企业长期利润最大化，能诱发商人更多的道德行为供应。

　　超凡脱俗的非理性信仰

　　然而，当我进入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的研究时，我恍然大悟：信仰可以超越对道德功利的算计，从而导致更多的道德行为供应，并会影响到制度环境，进而导致道德供应的进一步增长。

　　譬如说，新教商人出于其信仰相信：第一，商人必须讲道德，如诚信无欺，不偷税漏税，不搞商业贿赂等，这就是商人原则，不以是否在利润上吃亏而改变。第二，上帝是公义的，讲道德绝不会吃亏。新教商人如此思想，并非出于经济功利的理性算计，而是出于信仰的单纯信念，是一种“超理性”思维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讲道德能不能活这个问题上，一般人只是用理性去算计，而信仰者除了用理性算外，更以信仰超越理性，凭信心认定：讲道德必然会得到公义的上帝的喜悦而得生存与发展，不讲道德反而会遭到上帝惩罚而灭亡。

　　在这种信仰所主导的“超理性思维”下，新教商人会较一般人有更多的道德行为供应。在其所主导的商业环境下，社会对道德行为的需求也会更高，这将对商家形成普遍压力，让他们意识到不讲道德的成本升高，讲道德的好处也升高。这时候，仅凭理性而选择道德供应行为的商家也会增多，全社会的“社会责任”行为，管理伦理水准以及商业文明状态均因此进入更高境界。

　　简文至此，结论就是，企业家信仰对于企业道德行为进而人类文明是有极大的进步价值的。中国几千年，从不缺聪明与理性者，惟一欠缺的正是持信仰而特立独行者。恰是这样的“超理性”者在引领文明的进步。从这个角度讲，“让灵魂跟上脚步”尚有不足，中国企业家还须“让灵魂引领脚步”才是善之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