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20日，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和谐社会的政府职能”圆桌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新浪财经对本次会议进行全程视频直播。以下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发言实录：

　　张燕生：易纲刚才提的三个问题非常值得现阶段广泛的重视和讨论，需要从理论，再到政策和实践三个层面，把这三个问题弄清楚。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完全问题弄清楚，例如社保和卫生的问题等等，尤其是没有从中国的国情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即使是彻底相信市场经济的人，也还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彻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情和国家的发展阶段，即使是彻底地相信市场经济，真正达到市场经济的目标可能还需要20年、3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否则，事实很可能与相信的东西背道而驰。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也彻底地相信市场经济，但是拉美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很好。

　　1978年后工作中心的转移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市场和计划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后，确定姓“资”姓“社”的问题暂时不争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这个转变，就出现了1998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现在不同于1992年，需要反思是否还需要像1994年那样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建设，以及是否需要建立起一个以法制、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为中心的新的经济体制。归结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已经到了改革的时候。有一些体制上的改革可能需要阶段性的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是不是到了要向开放型经济转化，传统的“东亚模式”是不是到了需要进行体制和战略性调整的时候？第二，“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是到了应该先定法规、执行程序和监督体制的时候？许多新问题如果仍然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甚至先试点再推广的时间都来不及，因为新的领域，新的事业层出不穷。第三，中国发展的经验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与市场机制相互增进，以此促进市场积极因素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我国27年的经济发展，既不是政府主导、也不是市场主导，现在是不是到了市场机制需要深化，市场的边界和政府边界需要明确的时候，政府是否能够从经济建设中退出来？

　　除此之外，还涉及到其它的一些其它的问题，例如从粗放经济到集约经济的问题。这关系到要素成本，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会不会改变？还包括现在是否到了从先富到共富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也应该重新考虑，去年的财政收入增加额是5000亿，政府可做可不做的公共服务还能够腾出几千亿。这27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却不太成功，无论是教育、卫生还是其它方面。这背后是有着某种利益的机制，只有这些机制问题得到改革，政府才能从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尤其是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导，改变成以提供公共物品的主导。

　　易纲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应该交给市场机制去完成，但是“十一五规划”所提出来的“五个统筹”和现在的高污染问题等，都难以交给市场去调节，因为其中包括社会成本处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是抽象的退出去的问题，而是应该在这个阶段建立起一种完善的经济体制，才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否则说了以后很难做到。所以，我非常同意易纲的基本观点，这三个论点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背后有很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