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主要从中国经济的变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如何应对变化等方面加以分析。
　　一，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条件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条件的变化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特别需要关注。
　　首先，过去40年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内涵是什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证明是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即“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因此，没有引入外来竞争压力的开放是假开放。
　　其次，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变革。没有改革的开放就是假开放。现在国家提出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过去40年对外开放的重点是促进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的开放，未来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发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雄安新区等，其重点是促进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实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
　　再次，对外开放的动力从来都是危机、压力和挑战。因此，没有压力的开放就是假开放。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讲不要浪费世界大变局带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不要浪费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博弈带来中国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对中国来说，这个博弈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在过去40年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总结和引起重视。
　　首先，是在推动对外开放尤其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同时，如何保持好“中国特色”的问题。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有一个路径依赖的特点，过去、现在、未来，始终都有“中国特色”的主线牵着。
　　其次，是在对外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人才的同时，如何保持自主可控。自主可控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强自主可控，就是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创新生态，都是自主可控的。在中美处于山顶上竞争时，任何断供、撤资、限制人员往来、技术封锁和科技脱钩的威胁都不会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今后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与国际接轨。这就是强自主可控，而强自主可控的部分必须是安全的；第二类自主可控是中自主可控，就是我们的技术、设备、人才建立在国际开源的平台和系统上。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在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就可能有问题，如美国把中国200多家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长臂管辖原则使相关企业也面临巨大风险。现在华为的自主可控基本属于这一类，即有自己强大的技术、产品、研发能力，但是建立在别人的生态系统之上，别人有办法轻易地置我企业于危境，就像现在谷歌对华为“断供”那样；第三类是弱自主可控。就是技术、产品、设备是基于别人技术的授权，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9年日本对韩国三种半导体材料“断供”，一旦断供会使韩国企业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再次，是在对外开放中如何保持安全和防范其他系统性风险。最重要的是，在金融、能源、粮食、科技、信息、生物等各个方面，如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我们都不能充满幻想。我们的外向型企业也应该有应对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要研究外部世界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并准备好必要的对策。
　　二，国际环境变化
　　要辩证看待当前国际环境。
　　首先从经济层面上说，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2018年7月，IMF预测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是3.9%，而2019年10月，IMF对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到了3%。3.9%的增长率不仅高于2018年的3.6%，而且高于1990—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3.74%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结果。而3%的增长率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因此，从当前国际环境来说，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对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判断会从非常乐观的预测下调到最悲观的预测。原因很简单，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了经贸摩擦，而且延伸到科技战、规则战等领域。
　　在2009—2018年这个时段里，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4.8%，中国则是34%，两者合计接近60%。中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有102个国家有贸易逆差。这样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战，遭受最大损失的是整个世界经济。因此，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则是不确定性和普遍焦虑，大家不知道世界会向何处去。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世界格局。回顾一下百年前发生过什么，从1870—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由弱而强，当时霸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由盛而衰，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引发了矛盾和冲突。
　　20世纪30年代，美国挑起贸易战引发全球贸易萎缩了66%，美国经济大萧条导致世界债务链的中断，德国经济崩溃，希特勒上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现在会不会发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发生过的问题，如果发生类似问题，对中国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怎样的风险和冲击。在G20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
　　对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也同样要重新认识。十六大以来国家一直讲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历史上，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把握住开放期的机遇就能搭上兴盛期的快车道。现在一些美国朋友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历史上，风险期也往往与开放期相重合。全球化已经到了“下半场”，我们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确实正在显着上升。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在风险期则需要研究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它的新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变局中危和机同时并存，二是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三，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历史的看，事实上就是三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全球化倒退和保护主义泛起。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第二个变化是大国关系。百年前美国和德国经济快速崛起与英国和法国经济的衰落，导致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发生了一次大的较量，最终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现在面临相似的场景，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面临同样的较量。
　　第三个变化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百年前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1870至1913年英、法、美、德四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本轮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颠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基本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这三个变化都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怎样加以面对，在冲突和对抗的风险中实现复兴，在大国博弈中实现复兴。也包括在新科技革命正在颠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实现复兴，对于这些，我们必须要拿出完善的应对之策。
　　关于当下中国经济，其前景就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比如2018年，广东的研发强度、GDP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以及研发投入经费规模等，均超过江苏。虽然在2018年广东的人均GDP是8.64万人民币，江苏是11.52万人民币，江苏发展经济的基础和实力好于广东。但是，如何继续用旧的动能、旧的结构、旧的模式推动发展，就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就会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了。
　　今后，我们能不能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转变为第一动力，走向新的动能、新的结构和新的模式，决定着中国今后在世界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