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

根据统计局前段时间公布的数据，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4.4%，服务业增加值1.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跌幅收窄15.1%，固定资产投资的跌幅收窄13%。实际上，这些数据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它侧面反映了我们在年初对新冠疫情的看法。年初，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就认为——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是短期的、局部的。那么，短期有多短呢？其实就是一季度。以4月8号武汉解除封城为标志，武汉疫情基本上被控制住。早在2月25号绝大部分省份新增病例归零，全国疫情也基本上控制住了。

因此，二季度开始推进全面复工，经济秩序正常化。从二季度，尤其是6月份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经济，包括外贸处在企稳回升的过程中。工业增加值连续三个月正增长，服务业生产指数连续两个月正增长，6月份出口双双正增长。所以，到6月份，中国经济企稳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进出口能够在6月份实现正增长意味着“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初步见效。另外，从外贸的角度来讲，6月份美欧、金砖国家的疫情仍处在比较困难的阶段，对中国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方方面面的需求在上升。所以可以看到，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原料药等等，出口增速都在20%以上。同时，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很大程度说明东亚地区总体的疫情趋于稳定，这对稳中国外贸的基本盘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半年应关注的三大问题

对于下半年中国经济，个人有几个比较担心的问题：

首先，从农业来讲，上半年羊肉、猪肉和牛肉的产量都是下降的，其中猪肉的产量负增长19.1%，同时三种肉类价格都很高。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养猪大国，为什么猪肉价格如此之贵？难道仅仅是因为猪流感、猪瘟吗？恐怕不是。所以，要好好反思一下猪肉的产量和价格的问题，下半年更好地解决猪肉贵的问题，让老百姓吃到可心的肉。

其次，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4%，餐饮收入下降32.8%。从这个角度讲，下半年消费，尤其餐饮和娱乐相关的部分，情况不容乐观。

最后，从投资来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1%。其中，我比较关注的是制造业投资下降11.7%，民间投资下降7.3%。这两个数据其实意味着对实体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预期仍然是不确定甚至是悲观的。经济已经在企稳回升的情况下，如果消费、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跌幅仍然这么大，可能需要考虑现在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是不是要更加精准施策和综合施策，针对性地使消费和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在下半年更好地回升。 消费大幅下跌主要还是受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影响，尤其中低收入人群仍没有恢复经济生活正常化。既然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是短期的、局部的，为什么现在的消费和投资如此低迷？一个原因就是恐慌可能还存在。经过新冠疫情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不愿意去商店购物，也不愿意去餐馆吃饭、去看电影等等。所以，需要在“稳预期”上面下更大的功夫。

另外，虽然新冠疫情已经开始过去，但是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也要防止另一个倾向是“谈疫色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更加注重科学抗疫、科学防疫，即把这项工作更多交给专业人员，交给大数据公司，交给输入地、输出地主管部门和社会组织。如此，复工复产的速度就会更快一些。目前复工复产的进度和效率，包括设备的利用率等等，其实都没有达到预期。要想使消费正常化、投资正常化，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疫情的防控就要更科学、更专业、更精准，让越来越多的人放下包袱。

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下降，与对新冠疫情的预期关系不是特别大，更多的还是因为对疫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前景比较谨慎甚至悲观。因此，人们现在不敢投资。关于投资的方向，我一直认为，过去40年的故事结束了，新30年的故事开始了。新30年的故事是什么？企业自身可能还没想好，轻易不会愿意做大额投资。针对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收缩的问题，很大程度就是要出台能够更好地稳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的举措。

保市场主体，施策要更精准

6月份外贸进出口都是正增长，但是外资进出口的跌幅比较大。这实际上是和贸易摩擦直接有关，美国加征25%关税的2500亿美元输美产品中近60%是外企生产的。而对中国的民营企业，美国实际上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比较宽松。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给美国消费者带来最多的消费者剩余和经济福利，而美国认为外企是帮助中国解决技术和转型问题的，因此就要千方百计把供应链打出中国去，最好转移回美国。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下半年在保市场主体和稳市场信心方面要更加精准施策、综合施策。真正把外资、民企、国企看作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就外贸来说，一般贸易方式和加工贸易方式下降的幅度都很大。上半年，一般贸易的比重上升到60.1%，创历史新高，加工贸易则下降到23.6%，也是历史新低。可以看到，这是不可逆的大势。在稳外贸的政策中，比较强调稳加工贸易，要下更大气力稳一般贸易和促新型贸易方式，如离岸贸易。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提高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水平，对于稳外贸的效果可能更好。

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拉动就业下半年工作的重点还是稳就业保就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同比少增173万人，二季度末，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减少496万人，新毕业大学生6月份的调查失业率达到19.3%，这些数据背后涉及到的家庭生计影响都是巨大的、惊人的。所以，无论是稳就业还是保就业，现在的措施还有着非常大的改进空间。

拉动就业，首先要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现在争论比较大的就是“地摊经济”。但是“地摊经济”本身是贬义，我们可以改叫“小商小贩”，这些小商小贩能够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也有助于解决千家万户普通人的生计。上半年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增长分别是-8.1%和-26.8%，没有小商小贩，怎么解决老百姓日常的早餐、理发、擦鞋、购物便利等问题呢？所以在下半年，一定要进一步强调新发展理念，尤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使这些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的主体是普通老百姓。

其次，要大力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服务、技术服务、咨询服务、资讯服务、设计服务、专业服务、人才服务、物流服务、商流服务、资金流服务、人才流服务、信息流服务的互联互通。生产性服务业最能够解决新毕业大学生的工作问题，因为它是人才密集型的行业。

最后，发展公共性服务业保障就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社会服务。我们现在分一类、二类、三类事业单位，实际上，公共服务可以从这种一类、二类的传统分类转成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公共管理的服务机构。借鉴国外“法定机构”的经验，明确哪些领域是属于公共领域的管理，形成一个新体制和新治理业态，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同时，对每一个公共领域管理可以通过地方立法，使公共管理工作于法有据，进而能够执法，用法律手段来纠正、规范违法者。此外，让专业人员管理专业性强的公共服务领域。原来公务员是官，事业单位是半官半民。现在有了法定机构，专业化程度就会大幅度提高。同时建立起一个监督专业人员的机制，避免用专业技能谋私利而损害公众利益。涉及的公权力，每年要向政府主管部门述职，向老百姓公开服务业绩，保证透明度。

无论是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还是公共服务业，都会创造大量的新增工作岗位，而且不需要政府花很多钱，只是政府要用转变前40年管理的办法，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变成面对新30年的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管理模式。

中国经济在2012年GDP破8%，2015年GDP破7%，现在GDP破6%，中国的就业问题一直解决得很好，就是因为发展了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逐渐创造了大量的新增工作岗位。只要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按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求推进，下半年的表现自然就会好于预期，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下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问题有待解决

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1.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2%，GDP同比下降1.6%。国家发展规划一直有一个约束性指标，就是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不能低于GDP增长率。虽然整体上人均收入增长率没有低于GDP增长率，但是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达到目标。其实过去几年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明显高于GDP，但是城镇不行。

所以，下半年就面临着怎么解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问题。真正分给老百姓的钱的比重还是太小，应该更多地藏富于民。这需要有更大的改革，真正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收入分配的新的治理理念，让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更好地增长。

中国经济下半场的三个驱动力

中国经济下半年或者说新30年的驱动力有三个：

第一个驱动力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企业管理和组织的创新、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等等各个方面。创新要成为第一动力。

第二个驱动力是治理现代化改革。包括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相衔接。这都涉及到前40年形成的体制机制要进行一次更深刻的改革。

第三个驱动力是疫后稳定产业链、畅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并与全球高端对接。这项工作做得越好，下半年的制造业就越好，实体经济也就越好。

有了这三个驱动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形势就不会差。挑战主要在于现代全球化到了下半场，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科技战、产业战、金融战等较量及科技脱钩日趋白热化；全球经济越来越深的陷入衰退；金融脆弱性经济体的债务危机隐患增加；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叠加或相继发生会放大全球不可预见性冲击的杀伤力。对此采取总体适度收缩战略规避外来风险和冲击，也许是可取的适应性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