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迈上了百万亿元新台阶，预计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达17%。美国的数据还没出来，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很可能超70%。”

近日，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30年前，中国GDP与美国GDP相比仅为6.62%——30年间从六个多百分点到七十个百分点，这个变化形象地体现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主要推动力，并称这一趋势将进一步扩大。

他深入分析了全球经济“南北差距”和国内经济“南北差距”的同与不同，并以全球南北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实力对比，揭示了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本性将暴露无遗。”

“随着开放驱动、创新驱动、市场化驱动的超级全球化时代进入下半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大国冲突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上升。”谈到未来国际格局，他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倡导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基于共享的包容性发展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更负责任、更有担当、更符合时代潮流、更有益全人类利益。

“中国十八大以来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对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必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张燕生说。

“南升北降”“东升西降”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你曾撰文指“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南北失衡”。大家都知道，由于发达国家大部分在北半球，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南半球，全球话语中的“南北差距”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请问，你如何看待当下全球经济中的“南北差距”？

张燕生：我认为，“南北失衡”是全球经济格局演变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当前的南方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如金砖国家内部的差异不亚于南北差异，中国已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同样，北方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矛盾急剧扩大，导致了英国脱欧、美国内部严重分化。

因此，当前国际格局的“南升北降”“东升西降”，不仅表现为南北之间的矛盾分化，同时也表现为南北内部的矛盾分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60年时南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20:80，1980年时为25.4：74.6，但到2008年时，南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开始超越北方发达国家，2018年时南方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将近60%，北方的比重降到40.84%……我们预计，到2050年，“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大。

如果更直观点，拿南北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对比看看：1990年时，美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是26.4%，中国只占1.75%，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的比例是6.62%；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并爆发“9·11”事件，中国经济总量比美国经济的数据为12.66%；到了2009年，升至35.31%；2019年时，美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下降到24.75%，中国则上升到16.59%，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已相当于美国的67%。

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迈上了百万亿元新台阶，预计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达17%。美国的数据还没出来，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的比例很可能超70%。

30年的时间，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已经从六个多百分点到七十个百分点，上升了十几倍。可以说，中美的经济对比变化形象地体现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时代特点。

2018年8月22日，中国援建的中马友谊大桥连通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和机场岛北方发达经济体出了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国内区域经济也呈现出“南快北慢”的情况。国内与国际的南北发展差异有什么同与不同？

张燕生：无论是全球还是国内，1990年以来的南北问题都是因为北方经济内部出了问题，但问题的性质很不相同。

从国际上看，位于北半球的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各自内部结构出现了不同的严重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它们的问题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兴起密不可分。在美国，全球化和IT革命时代同时掀起了科技泡沫和金融房地产泡沫，一步一步脱实向虚，走向了经济空心化。简单地说，国际上的北方发达国家过度迷信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市场主体的自律行为，最终落入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陷阱。

而我们国内的南北差距，则主要是由于经济活力差异、外来竞争压力差异、内生增长动力差异导致的，其背后是市场和政府发挥作用机制的不同造成的。

首先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40年——在这40年里，我们重点解决三个方面问题：第一是解决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第二是解决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问题，第三是解决工业化发展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和工业化经济这三件事上的不同，南北区域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发展差距。

我们不要一谈北方经济问题就谈东三省，不妨来看一下北方经济的领头羊、排头兵山东。

首先来看一个指标，全社会开发与试验研究经费投入金额和强度。2017至2019年的三年间，全国经济四强省份里，山东无论是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还是研发强度，连续三年都是下降的。要知道，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目标。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北方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北方地区普遍存在。其实，不仅仅是北方的山东，刚才说的四强省份里，南方的江苏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从2009年至2017年的经济增长态势来看，江苏和山东的经济增长表现是优良的。在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份中，江苏人均GDP排名第一，可谓人杰地灵。但是，从2017年开始，江苏和山东的增长势头明显遇到了瓶颈（江苏经济总量2017年同比增长7.2%，2018年6.7%，2019年6%；山东经济总量2017年增长7.4%，2018年6.4%，2019年5.5%）——与浙江、广东一对比，它们的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上，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上出现了差异。

2020年3月18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当天，纽约股市出现当月的第四次熔断新型全球化开启

《瞭望东方周刊》：全球经济的“南升北降”，除了北方自身的原因，是不是也有一些大环境的影响？

张燕生：全球经济“南升北降”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初开启的新一轮现代全球化，因开放程度之高、经济增速之快、覆盖经济体之广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时代。但这个时代已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而结束。

福山写《历史的终结》时，他没有想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后， 资本主义贪婪的真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加控制的资本力量把IT革命推向了IT泡沫，而且在科技泡沫破灭以后，资本不想经历衰退和调整，搞出了一场更大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两场泡沫经济，使美欧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脱实向虚”，综合实力下降，经济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这是全球经济“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重要背景。

《瞭望东方周刊》：旧有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也就开启了。你怎么看这个新时代？

张燕生：新时代有三个基本事实：

一是“超级全球化”的时代结束，新型全球化开启，或者说全球化进入了下半场。

经济全球化的上半场是由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和创新驱动，造就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全球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全球不公平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最终走向了现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半场会怎样？从历史上讲，下半场从来都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激烈冲突殊死较量甚至走向战争的时期，从来都是全球经济陷入持续混乱失序的时期。

比如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及七八十年代，就曾经发生过全球化倒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大国冲突加剧、经济深度衰退、国际社会分裂，如果再加上主要大国不负责任等复杂情况，最后的结果就是战争、动乱、萧条、滞胀、石油危机或者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全球贸易投资减速。

1990-2007年全球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至2.0倍，现在全球贸易增长率只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0.5倍，下一步可能更低，贸易不再扮演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用。2020年预计全球直接投资金额只有2007年的一半，这个趋势也会继续。

第三个基本事实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开始从全球布局转向了分散化、本地化和区域化。

供应链安全战略导致政府对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干预明显上升。另一个方面，就是大国科技战直接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关系。

在这三个基本事实的作用下，我们更要“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央提出了要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新发展阶段讲好三个新故事

《瞭望东方周刊》：进入新型全球化时代，南北间的合作竞争与以前有何不同？

张燕生：新型全球化更多呈现出数字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小而美全球化等新趋势。

我认为，新型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可能有三种：一种是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能源战，被称为消极惩罚型竞争；另一种可能是拜登上台后会采取的强硬遏制的积极共存型竞争，不打关税战，但团结盟国体系，承担国际责任，强调民主人权的制度优越性的竞争，比的是谁的创新做得好、法治做得好、高端做得好：第三种是选择性脱钩竞争，中美不全面脱钩，对美国有利的，不脱钩不强调对等，对美国不利的，强调脱钩对等遏制。

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科学”“法治”“高端”的问题需要我们下更大气力才能解决好。

英国学者李约瑟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黄炎培先生当年在延安也曾请教毛泽东中共执政如何能够摆脱周期律。我们如何才能在新发展阶段讲好这三个新故事？

相比而言，我们过去四十年搞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和工业化经济，都是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发展基础的。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萌芽、开放经济传统和工业经济雏形都曾有不同程度发展。种子在，一旦有合适的土壤和环境，就可以成长。而发展“科学”“法治”“高端”则必须接受外力和全方位国际合作——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未来的改革开放将要面临的困难比过去四十年大得多。

中国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将要面临的困难比过去四十年大得多，该如何看待？

张燕生：事实上，我对中国充满乐观。

举个例子，都知道下围棋和高手过招会输，但进步得更快。我们现在和美国过招，科学、法治、高端恰恰是美国的长项，我们就一定能用最快的方式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些东西。

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年轻人，我相信中国的年轻一代，只要创造条件，他们就可以静下心来做科学问题。关键要创造激励体制机制、生态和跨境网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50年，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说十年二十年，我们不妨放个更长远的时间，来个百年复兴、百年超越。

对于国内来说，各地已经转向了“创新经济”“法治经济”和“高端经济”的新征程。每个地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也将出现新的分化。

如果北方省份补市场经济的课、开放型经济的课、工业化的课，同时转向发展“创新经济”“法治经济”和“高端经济”，关键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决不充分发展问题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然后创造条件、支撑和环境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和谐发力机制，那么北方就会焕然一新。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比的都是美国的优势项目，我国如何才能有胜算？

张燕生：美国有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他要当世界老大，希望以美国为样板把全球都变成美国。但是伊斯兰地区和东方怎么可能变成美国呢？我对此深表怀疑。我反而认为美国与中国可能会互学互鉴。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开放包容，我们需要的是文明和文化的现代化，这才是符合常识和规律的价值观。

美国曾是全球化和国际多边秩序的领导者，但近年来，美国屡屡受挫。如在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退群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不愿意尊重已达成的国际规则，不愿意继续推行美国价值观，导致了诸多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框架遭遇严重危机。

而中国一向秉持着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积极倡导国际间的对话与合作。当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我认为，这既是对深化自身改革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最有力支持，更是向国际社会表态，中国下一步会继续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推进体制机制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推进中国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规则合作。中国与其他14个国家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欧盟达成全面投资协定（CAI），都是实际行动。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对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积极考虑加入CPTPP这一公认的当今世界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必将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大作用。

放眼全球，尽管现在的“南北”之间、“东西”之间仍存在着缺少互信、缺少合作等诸多问题，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还有不少路要走，但我坚信，中国所倡导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更负责任、更有担当、更符合时代潮流、更有益全人类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