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经济形势 全球经济形势 中美关系
【引用来源】2024年9月6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张燕生研究员在华东师范大学作《全球经济形势及我国应对策略》主题讲座。本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并经作者审阅同意。《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5期，第3—16页。
一、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势
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如果要与某个历史年代进行对比，我认为当前的形势很像1978年，即新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刻。
1978年是中国开始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曾七次出国访问，这也是他一生之中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谷牧副总理带团出访欧洲，深刻地感受到了当时的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而也明确了下一步发展的路径和方向。1978年对于我国此后四十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78年7月，在广东东莞建立了“三来一补”的代工厂——太平手袋厂。8月，在广东佛山顺德建立了第一家生产牛仔裤的“三来一补”的代工厂——大进制衣厂。这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就是从代工贴牌、全球低端、汗水驱动开始的，这种模式被称为“离岸制造模式”。而我更倾向于将这一过程称作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为全球跨国公司代工。但这个模式的缺点在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没有自主的品牌，没有自主的营销渠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分享极为微薄的利润。例如，原本欧美、日本等地的消费者愿意为一支笔付出2美元，而一支在中国生产的笔，只需要80美分就可以买到，消费者获得了经济福利。但是，中国的消费者买不到这支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买不到，所有的消费者剩余都被发达国家所享受。这是因为，首先，在跨国公司看来，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所有“穷国”、“穷地区”的制度性风险都比较高，跨国公司不会前往。而在上述这个模式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又都是由跨国公司决定的。
这个模式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模式，但我们确实通过这样的模式开启了我们的改革开放。这种离岸制造模式持续了三四十年。我们整个国家持续到2008年，江苏持续到2014年，广东持续到2016年，东莞持续到2020年。直到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一般贸易出口才首次超过了加工贸易出口。
我们常常会批评自己，说中国在知识产权、自主品牌方面有着严重缺失，但在作这样的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要看看自己的发展是从哪里起步的。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至少有三十年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市场营销渠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学习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如何发展工业经济，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过离岸制造模式，中国的制造业得到了充分发展。截至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美国、德国、日本、巴西和印度的总和。并且，中国在工业研发领域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到2023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工业研发投资主体。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1990年至2021年的这三十年期间，日本和德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却出现了翻番式的提升。并且，这种提升不仅体现在GDP数据上，更体现在高铁、特高压、盾构机、大飞机等一个个具体的产业案例中。
那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四十五年时间里，中国做对了什么才获得了这样的成果？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方面，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十六个字是我们需要反复学习的，也是需要我们反复思考的，是我们在过去四十五年里能够取得发展的根本。
第二，在行动方面，我们坚持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我们坚信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二、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剧变
客观地说，在过去五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很大的困难。过去五年平均经济增速没有达到5%。按照“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如果要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那么应该保持5.5%的经济增速。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合理区间运行。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因素是国际环境的变化，按照党中央的说法就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当今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其中最大的变动来自全球化进程的周期性调整。
根据著名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1820年，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例是1.8%，当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等规模的新兴国家。但到了1894年，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七十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源自何处？第一个原因是全球化，美国赶上了1870年至1913年的全球化扩张期。第二个原因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作为两个新兴中等国家，把握住了1870年至1913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当时的霸权国英国和法国由盛而衰，而两个中型新兴国家美国和德国则由弱变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与之类似，也是中国很好地把握了20世纪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机遇。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国际环境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毅然决定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小经济体的选择，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必须双轮驱动，这两个轮子分别是出口和吸引外资。外向型战略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形成紧张关系，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我们选择了这个战略。
在2000年前后，党中央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一个判断，并且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将其作为我国制定国家政策的基本背景提出，即在未来二十年（2000—2020年）我国将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类似1870—1913年美国和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将是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是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因此，中央作出决定，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时代机遇，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因此，在1999年，朱镕基总理亲临谈判现场，直接作出决策，完成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在很多人看来，中方在谈判最后作出了非常大的让步。为什么要作这些让步？相关负责人对此给出了三句话的解释：一是为了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把握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二是为了让国内机制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三是只有在开放条件下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才会有生存的可能。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时代已经充分展开，IT革命迫在眉睫，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一定要把握住历史的机遇。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中国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最为辉煌的经济发展时段。
转折时刻出现在2008年。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标志，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超级全球化的时代也结束了。
为什么全球化的时代不会一直延续下去？这与全球化进程的内在特征密切相关。全球化有三个内在缺陷始终无法解决，造成了它始终以周期性的方式存在。
第一个内在缺陷是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责任和调节机制。全球化缺少这种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机制，只能靠国家政策进行调节。美国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这场危机是失衡造成的。”中国参与了这场危机的救助，也承担了很大的损失。2008年年底，中国宏观杠杆率142%，是世界上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健的大国之一，现在中国宏观杠杆率是290%。中国用宏观杠杆率翻番，把世界从危机的泥潭里拉出来，也把美国从危机的泥潭里拉出来。美国经济在2015年触底，当年美联储原计划加息4次，最后加了1次；2016年原计划加息3次，最后加了1次。然而，当美国经济触底时，2008年危机中美国、欧洲的量化宽松所发出的流动性没有进入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是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中国，在中国炒作房地产等资本。2015年美国经济触底后，这些投资大规模流出，开始回流美国、欧洲，中国自己也有很大一部分资本流出，以至于2015年中国外汇储备净损失了一万亿美元，最后不得不采取了比较严厉的外汇管制，以避免短期国际收支失衡。这便是全球化的第一个缺憾。由于没有世界政府，所以全球失衡的矛盾是没有内在机制能够解决的。从1990年开始，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8000亿美元，这是两场危机造成的，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走向IT泡沫的破灭；二是2000年以后，美国走向金融和房地产泡沫，他们以高杠杆率拉起了2002年至2007年的全球非理性繁荣。一路把逆差拉到了8000亿美元的规模。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的大幅增长出现在2005年，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泡沫拉起全球非理性繁荣，全球非理性繁荣拉起中国出口的繁荣。
第二个内在缺陷是全球化悖论。全球化在历史上从来都走不远，因为每一轮全球化都有受益者和受损者，而每一轮全球化的受损者后来就会成为全球化的反对者。1870—1913年的全球化是英国人推动的，高举的是自由贸易的大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人的轻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无人能比。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后，资本密集型产品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要工业品。英国逐渐落后，英国的产品无法同美国、德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竞争。英国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又把贸易的大门关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场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但在2008年以后，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又一步步地走向了保护主义。这便是全球化的宿命，损益不平衡的结果导致全球化从来都走不远。
第三个内在缺陷来自国际政治层面。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国实力对比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很可能是大国冲突、经济萧条，甚至走向战争。国际格局的转变和国际秩序的演化都有可能导致国际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冲突的结局。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一场全球化进程的尾声都会导致军事冲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的国际环境与1870—1913年的国际环境非常相似。全球化时代，世界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戛然而止，它会引发一系列的现象和问题。从产业上看，世界可能会形成两大平行的产业体系。而从中国发展的视角来看，它会直接冲击中国的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订单外迁，资金外迁，技术、设备、人才外迁，产业链供应链外迁，以及出现消费降级、生产降级、品质降级、价格降级、产业链供应链降级的压力，从根本上说，无不源于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造成的大国矛盾已经非常突出，美国正在试图采取各种手段瓦解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要让西方世界摆脱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这场博弈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三、对于中美竞争的评估
当前，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关于双方得失的各种评论文章也有很多。在我看来，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比较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内容，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望。
第一个指标，看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比重变化。名义GDP衡量的是三个指标，实体经济增加值的增长、货币汇率的稳定和一般价格水平的管理。通过这三个指标可以看到，2021年，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77%，但在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这个数值下降到了59%。上述三项能力展现出过去五年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但由于这是一场长期的竞争，我们也不必囿于短期的数据变化，还是要坚持过去四十年里那些正确的东西，继续向前推进。如果我们偏离了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有可能要交更多的学费。
第二个指标，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与美国的比重。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每年达到3个百分点，美国每年贡献一个百分点。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贡献每年为两个百分点，美国则是不到0.7个百分点。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几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到1.2~1.3个百分点。因此，未来五年，我们能不能改变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趋势，将影响到中美竞争的结果。在200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占美国的比例不足30%，到2014年上升到42%，那么到2035年能否超过65%，甚至70%？中美竞争能力的对比，实际上就是相对生产率的竞争，看效率的增长谁做得更好。
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反思，反思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的原因。美国反思的重点在教育、科技和产业、工业领域。在1980年里根的自由化政策以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过度自由化究竟引发了什么问题？如何纠偏？在过去的四五十年，美国科技为什么缺少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针对科技方面又可以有怎样的政策调整？为什么会出现工业的空心化和产业的空心化？这三个领域的反思和纠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看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不会改变过去四五十年中持续下降的趋势，以及与中国对比的态势。同时我们也要观察，中国能否像过去四五十年那样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这是我们看待中美竞争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第三个指标，加入企业资产的净收益率（ROE）的竞争。比如，谁的企业更赚钱，无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还是未来产业；谁的企业更能够发展硬科技、绿色低碳、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更赚钱。这个指标实际上对比的是中美两个国家货币谁能够更多获利，股票市场谁更能获利，包括财富效应、激励效应和盈利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总量上对比要看宏观数据，结构上对比要看相对生产率的数据，而微观对比要看经济效益的数据。这样才能全面地衡量出两个大国的竞争能力，大致上推断出未来场景，并对此进行评估。
中美经济竞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要在一两年内产生结果，而是要在二十多年或者更远的未来看最后的竞争结果是什么。美国方面希望获得的胜利结果是：或者将中国以他们能够满意的方式纳入西方体系，或者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化。但在中国看来，中美竞争的结果将会证明，合作是中美两个大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在争取的胜利结果是全面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迫使美国放弃对华经济战，将中美重新拉回经济合作共存的轨道上，承认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尊重中国特色。这个结果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建立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以中美长期合作为基础构建新的治理模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来考虑超主权货币的方案，如何超越特里芬困境，怎样给全球经济提供稳定的锚，怎样为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全球化的浪漫时代结束了，国际产业链的严冬来临，脱钩、“去风险”和安全的泛化等负面因素席卷全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国际关系研究者在当下的责任是什么？在我看来，那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做工作，做工作的目的就是避免全面脱钩这一最坏结果的出现。西方的再全球化，或者说是新全球化，其实质却是“去中国化”，而中国的新全球化的实质是再中国化。我们如何继续推动开放，继续推动改革？就是要建立战略互信。要实现这个建立战略互信的目标，需要我们做很多具体的工作，让世界更容易来中国，让中国人更容易去世界，让双方的交流打破各种成见和误解，在广泛接触中才能眼见为实，化敌为友，才能增进战略互信。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越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研究者承担的责任也就越重。
四、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策略
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一方面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结束，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2023年7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一场战争行为》，在文章中，美国商务部官员承认，在芯片、微电子、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后续还包括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美国都要用战争行为对待中国，把美国所有的优势都转化为武器。可以说，在未来二十年里，美国会采取各种非经济手段阻遏中国的发展，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应对当下的很多具体问题，还要对未来的发展有系统的规划。
第一，继续坚持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动摇。要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专业化的生产不断提升要素生产率。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需要坚持城市国际化、产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经济国际化，通过国际化进程打造世界大脑，要让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愿意来到上海，愿意住在上海，形成一个开放的生态，这样各种要素就有无限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但我们也要看到，上海与香港等城市相比，国际化水平仍有差距，在市场化、法制化等方面还存在一定距离，我们仍然需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二，需要尝试建立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全球顶级的金融中心都是普通法系国家，当前，大陆法系国家在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方面明显落后于英美法系。这是不是必然的规律？而上海又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才能真正成为金融中心？加强上海与香港的关系可能是突破口之一。
第三，教育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未来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要培养人才就需要有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我们需要在教育领域继续加大投入，让中国的大学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聚集地和培养地。新一代中国青年和以往各代人不一样的地方，是许多孩子有优渥的家庭环境，从事科学研究就是源于热爱，会很纯粹。这样才会有一批真正能够沉下来做科学的人，而中国科学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而我们要做的是，把各种教育条件准备好，包括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包括职业教育等。
第四，要继续加大创新投入。2023年，中国的研发强度为2.65%，OECD国家2023年的研发强度约为2.67%。中国2023年的创新投入达3.3万亿，如果用研发强度作为指标来观察中国，中国有三个完全不同发展阶段和动能的变化。
从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金额占GDP的比重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最为突出。在这六个省份中研发强度最低的是浙江，浙江2022年研发强度为3.2%，2023年研发强度为3.19%。因此可以说，这六个省市的研发强度已经明显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逐渐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在增量方面已经反超。目前与世界的差距，主要还是存量，人才的存量、知识的存量、技术的存量，积累的时间还不够。
从创新制度的维度来分析，在2023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整体排名是第12位，但在创新制度这一项的排名是第43位。这说明，中国在创新制度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只有加强制度领域的创新，才能更好地解决专业化、国际化的问题，让世界一流人才聚集起来。
用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来衡量，现在的比重是略超过6%，而“十四五”规划中的目标是提高到8%。现在看来，完成这个目标有些困难。未来这个比例还应该持续提升，在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中都应该有更高的目标，争取用三十年的时间，将基础研究赶上去，实现创新驱动的转型。
第五，还是要坚持改革不动摇。不断根据现实情况推动制度变迁，不受任何教条干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各种体制机制。
第六，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建立统一大市场。规模效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质条件之一，是我们在很多新领域能够有所突破的基础动力。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美国在技术上一直保持着领先优势，但中国可能凭借规模效应，始终保持紧紧追赶的状态。组成这种规模优势的，既有包括链接的规模优势、终端的规模优势，更有全产业链带来的巨大优势。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中国的产业化、工程化能力很强，场景的转化能力强，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我们也可以逐步向产业链高端延伸，逐渐在数据基础设施、算法、算力，以及各种顶层技术领域进行追赶，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竞争的结果尚未可知。
第七，加快两个转型进程，分别是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这本身是中国经济适应新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产业转型的内在趋势。
从2010年开始，全球的产业政策、全球保护政策、全球政府干预大幅度上升。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也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总体来看，我国已经从外向型战略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和主体，但也要在不利条件下继续推动开放，继续提升国际化水平，要在困难中发掘新的契机，研究怎么提高人才的国际化、城市的国际化、经济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对于中国而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全方位开放，坚持发展仍是硬道理。
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内涵就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现代化。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而言，绝对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发展，一定要从全球视野来考虑自己的发展。一定要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从过去战略的紧张关系变成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包容共享的和谐关系，做负责任的大国。一个大国赢者通吃，很可能别人没饭吃。中国式现代化要做的是有饭大家吃。什么叫有饭大家吃？中国在全球的受益，它的回报有我的一份，有东道国的一份，还有第三方的一份。一个大国，无论在欧洲、非洲、亚洲，还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带动别的国家发展，这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诉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这次全会的主题，也彰显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国家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工作，中国式现代化有几个重要的问题要突破，第一是弄清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怎么搞现代化；第二是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用怎样的方法来实现；第三是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四是怎样实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目标；第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发展进程不被战争所干扰。
有人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一场新的改革开放，因为它提出的目标是，对内要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要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的内外目标形成了对应关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要怎么搞，如何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理顺中国式现代化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这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关于统一市场、制度型开放等重要内容，提出了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要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和国际高标准规则相通相容。还明确表示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政府采购等方面享有公平的国民待遇。这些都是对于新一轮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举措。相关政策措施如果能够顺利落地，我相信中国在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