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来把握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战术问题。惟其如是，才能对问题本身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一种清醒的自省和反思。我认为，农民问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

　　这个判断是毛泽东下的，这个认识也是毛泽东能够在20世纪中国变幻动荡的时局中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的基本点。但是，并不是只有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独创性在于不照搬共产国际的既有经验，敢于提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性问题这样一个命题。

　　从20世纪中国近代史来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共同认同这一道理的。国共两党都进行过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就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20世纪前50年国内的三次革命战争都叫土地革命战争。可以说，从20世纪历史看，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者。所以，自中国有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

　　建国后的战略选择：得与失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有所认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毛泽东说："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但是毛泽东及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当时的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小农经济天然无法与工业化经济产生交换，而且小农经济剩余有限，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巨大积累只能逐步产生，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毛泽东曾很明确地表示，在小农经济的实际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社会化大生产形成后，才有可能，而且还要同全国人民协商同意后才搞。1950年《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发展包括私营、个体工商业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然而，这种清醒的认识并没有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预想的道路前进，简单的说，就是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被中国的决策者所选择。问题不在于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受外来影响，认识产生了变化，而仍然是由于本土的现实问题，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巨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家主权受到极大的威胁，6月中国参战，当时中国的军事装备再靠"小米加步枪"是无法与美军抗衡的，因此全部换成了苏式装备。装备的苏式必然促使军事管理制度的苏式转变，军队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军队苏化致使上层建筑的苏化，进而影响经济基础的苏化，加上战争的需要，开始了苏式的重工业化建设。

　　二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建立了部分工业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加大对中国重工业建设的支援，援助156个重点项目。但革命战争后进城的干部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根本无法管理现代的工业经济，只有在苏联专家的教授下，全盘接受苏式的工业经济思想。东北的小计委搬到北京，变成了国家计委，苏式的工业经济管理思想从东北扩展到全国。1953年国家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终结了。中国的发展之路就是因应这种国际形势改变而改变的，是客观必然的结果。

　　显然，外来的苏式工业化必然与本土的小农经济发生冲突，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又是如何来解决这种矛盾的呢？

　　苏式工业化以重工业体系建设为先，而且采取忽视这个产业间均衡发展的战略，以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完备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而中国这一积累只能来自农业，要农民作出牺牲，这在当时决策者们并非不清楚，只是形势所迫。但建国后的土改形成了按照人口平均占用土地的小农经济，土改前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相对规模生产消失了，因此有规模的农业剩余生产也随之消失了。地主阶级被打倒，使农业产品流通中的规模交易主体被消灭，高度分散的农业与政府集中控制的工业之间，交易费用太高，这种情况使工业化积累难以进行。更何况工业化初期大量需要基本建设上投入劳动力，大约2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引起农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为解决政府推行统购统销与小农经济无法交易的问题，1953年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通过集体化手段降低农业与工业的交易费用，随后又实行人民公社，降低了工业品下乡的交易费用，为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打通了渠道。

　　中国尤其是农民为这种苏式工业化道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工业化积累从农业拿走了太多的剩余，只剩下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料，甚至有时还不够，直至发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惨剧。在只有基本生活资料的约束下，生产队只能按人口分配，不按劳动力的投入分配，劳动力投入缺乏激励，必然普遍出现"大锅饭"、"大哄咙"的现象，对于当时的简单农业劳动而言，劳动力的投入是决定性的，所以最终农村经济没有效率。

　　苏式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1952年到1977年间的国家工业化中，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份额只上升了10个百分点，农村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口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依然是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

　　但是，对这种工业化道路负面后果的反思不能成为根本否定这个时期的理由。

　　我们首先要看到工业化的巨大经济成就。正是这种工业化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国家，成为一个工业化体系齐全的国家。据有关统计，1979年中国在主要工业品生产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今天仍受到世界的重视。这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人民公社还成功地以最少的资本投入和最多的劳动力投入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尽管保障水平很低，但做到了生老病死有依有靠，鳏寡残疾有所照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那时社会与人心的稳定感、凝聚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特别是在当时为了维护国家民族主权的独立，不仅是在战争时期、在战场上，在和平时期的国家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都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甚至是生命的奉献，所以说那个时代是"英雄时代"。如果一个民族否定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那么就不会再产生英雄，会产生什么？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

　　农民问题：就业危机

　　综观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斗胆断言，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而且我不想说是"基本问题之一"，其他的问题都是派生的或非战略性的。

　　如果说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的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为什么这样说，我先来算一笔帐。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今年农村劳动就业人口会达到5亿人。但在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然进行劳动，算上这部分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颠峰期大约解决了1亿4千万的农村就业，但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趋势。由于乡镇企业代替政府承担了解决农村就业的功能，但1994年以后国家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没有给予优惠，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负债上升的压力下大规模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后，乡镇企业必然把过去的"社区就业最大化"目标改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加强市场竞争力，乡镇企业提高装备系数，也导致资本排斥劳动；二是乡镇企业本来就有一半是两栖就业，业余务工的劳动力并不完全脱离农业。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千万左右，农村还有4亿4千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压力。

　　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1亿人左右，但这部分与乡镇企业的农村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7-8千万左右。这样总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3亿5千万的净过剩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如不解决，国无宁日。司法部的研究指出，最近10年出现了第五次犯罪高峰，其中一个特点是高比例的流动人口犯罪，但其性质是社会性犯罪，原因是社会性、经济性的。如"扫黄"屡扫不绝，中国性产业过剩，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过剩的供给。再如，媒体上经常报道农民杀人抢劫案件，许多都是因为生活没有基本保障。这些问题都是与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农民生存危机密切相关的。

　　如果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加强公检法上，只是治标，不是治本。无论是决策者、学者专家、企业家、艺术家们，只要他是中国人，就得"心中有人"。如果不从农村就业这个方面去考虑和衡量其它政策，不关注农民问题这一本土化的基本国情矛盾，就是目中无人、心中无人。因此，解决就业应该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