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把以往片面地或简单化地强调加快城市化，调整为强调新农村建设，同时再次明确了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此后，新农村建设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

　　20世纪九十年代城市化的过快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现在城市人口的总量已是世界之最，而城市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远大于农村人口。以水资源为例，一个城市人口的生活用水高于农民27倍。中国现在660多个城市中有差不多一半是缺水城市，三分之一是严重缺水城市，有100多个城市已经是水资源不可持续的城市。例如北京，地下水已经超采到104%的程度，浅层地下水几乎已全部采完，现在超采深层地下水，而且北京现在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将来水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人口;与之类似，华北大平原地下水超采也已超过80%。

　　此外，我们搞现代农业的结果就是农业的化学化，不仅使用剧毒农药，而且大量地施用化肥，还要使用除草剂。北京郊区亩均化肥施用几乎是美国的6倍，但是，作物对化学肥料的吸收率一般情况只有28%左右，即便在配方施肥比较好的条件下也不过30%，其他百分之七八十污染了土壤、水源、空气，造成了土壤的板结、盐碱化和沙化。现在几乎找不到没有毒化的土地，江河湖海污染的比例也很高。

　　执政党的十六大提出，新的二十年大目标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在中国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实事求是。

　　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学习中央的二十字方针，认为在具体落实之中比较关键的就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

　　所谓政府主导，首先是政府以看得见的手直接投资于农村。在农村基层开展综合治理，既治理农业的基础设施，又治理农民的生活设施;既搞水力电力、道路桥梁，又搞村容村貌。

　　其次是深化农村改革。温家宝总理在新农村建设的讲话中明确强调，要深化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他早就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上层建筑。

　　总理的这个指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农村工作中的有些问题，并非是地方自身工作不力造成的，而是因为某些上级的政策部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现在农村大多数人还是用锄头镰刀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农村经济还是原来的传统生产力水平，那么生产关系就仍然应该是小农经济。

　　我们在农村强调依法治国，也需要考虑所谓法理，就是法要合三农的理。20世纪90年代我们搞了一次法律大跃进，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立了两千多部法律，结果在农村很难得到贯彻落实。这说明我们并没有根据农村的实际来立法。如果我国农村地区有70%户籍人口，并且大多数停留在传统的小农经济这样的一种经济基础之内，那就不能在这样的农村强行安排一个现代法制、现代教育、现代医疗、现代管理等超前的现代上层建筑。

　　所以，"90年代以来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导致大量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从本质上看，与超前安排现代上层建筑有关。

　　2004年的免税政策出台后，几千年的皇粮国税被中国共产党免掉了。农民欢呼了，但很多地方的基层干部却没了经费，基层政府的功能弱化了。胡锦涛总书记几次约谈财政负责人，最终敲定在新增的5000多亿财政收入中，拿3397亿给县以下用于补足农村基层的公共开支和农村基本建设。但是，相对于税改之后这些年暴露无遗的乡村负债累累的问题，仍然很少。1998年的上一轮税改之后，农村基层县以下乡村两级的公共负债就己经高达6000亿左右。很多地方乡级政府最高的负债额达到4000多万，村级最高的负债额能达到500万。如此高的负债，基层行政如何运转?

　　因此，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提出之后，中央肯定会不断加大对农村基层公共开支的投入力度，同时也得因地制宜地化解债务负担。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重要思想所针对的现实问题。

　　温家宝总理已经承诺到2007年要使农村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得起学 (义务教育阶段)。去年中央财政已经负责了所有国家级的590多个贫困县的教育开支，今年所有的省级财政将承担起省级贫困县的教育开支，到明年扫尾，三年之内基本解决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同时，去年领导同志就已经决定给农民办合作医疗，不再像以前那样按1:1的比例，政府拿十块，农民拿十块;现在改成了政府拿三，农民拿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承担合作医疗开支30元，农民只拿10元。用这种方式逐渐让农民至少能够得到起码的医疗服务，不像现在看病这么困难。农村基层的管理开支也基本纳入政府财政，就是把农村的公共开支逐年由各级财政来解决。

　　免税政策也使干群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和。过去乡镇要把负责公安、计生、教育等各方面人组织起来，组成税费征收小分队，下到各个村去挨门挨户做工作，其实就是拉牛的拉牛，抓猪的抓猪，弄得民不聊生，群众反映非常恶劣。现在，不仅不再有任何一分钱的税费征收，而且各地基层干部按照中央给农民的补贴政策，把给农民的种粮补贴、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等打到信用社的存款卡上，挨家挨户送到农民手里。

　　上述措施都能有效地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以此安定乡村社会。总之，新农村建设中支付这只看得见的手作用发挥得不错，已经开始逐渐深入基层，深得民心了。问题是第二句话:农民主体一一如何才能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我们现在帮助农民成为主体，主要万式就是组织青年学生和志愿者下乡。如何把新农村建设和团中央的志愿者活动结合在一起，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的试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学生，主要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安排学生的青年支农工作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

　　怎么发动呢?大喇叭一喊:大学生下乡了，给老乡们演节目来了。老百姓喜欢热闹，呼啦都来了;学生志愿者们就拉歌——老乡们，来一个。老乡里有的是文艺骨干，只不过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了。

　　也恰恰是因为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很少有人去关心，才导致邪教组织、家族势力等在免税之后乘正规的乡村组织功能弱化之际沉渣泛起。而我们现在如果能够把农村的良性组织发展起来，把农村积极的力量发展起来，农民真正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村中的很多事情不用派出所警察也解决了。

　　通过大学生跟群众互动，农民中的这些积极分子起来了，他们唱，学生也唱，大家热闹起来的时候学生就说，咱们进教室吧，给大家讲讲中央现在的支农政策，对农民有好处，很多人就进教室了。然后，就开始宣讲中央的一号文件，讲中央的惠农政策。这时候有些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就会站出来提问，参与讨论，就会成为骨干。随后再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到这些骨干家里去帮他们劳动，所有下乡支农的这些志愿者一概是非常清廉正直的，绝对不许拿群众一针一线，吃饭一定要交钱。于是，群众就说老红军、老八路回来了。这样，志愿者就跟群众打成一片了，农民的骨干也培养出来了。

　　第二种方法，把这些骨干集中起来接受培训。我现在就在河北定州翟城村里与农民联合搞了一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北京还有一个"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重点培养这些青年志愿者和农民，让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

　　我们的原则首先是免费培训。只要是农民，培训免费，吃住免费。但所有来的志愿者要交钱;城里的知识分子来讲课，一分钱不给，反而要交钱，至少要交食宿费。有的学者甚至说，能不能我给你一千块钱，你让我去讲一次。为什么?他们希望表达对农民的一片诚意，可我们容纳不了那么多，学校条件有限。

　　培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帮他们组建合作社。

　　农民只有真正组织起来，才能提高自己的谈判地位，才能抗拒市场风险，在市场经济的摔打中才不至于头破血流。组建合作社具体做法就是:所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必须先交费:入社费100元，入社股金200元，共交300元。农民可能不理解，就问：凭什么?以前千部找我收钱都得有点儿手段，你就凭一张嘴?我说不是，我个人也拿钱入社。组成一个合作社，你交100元入社费，我交1万，我是你的100倍;接着说:我交了1万，一分钱好处不要，如果出了风险，先拿我这1万去抵;如果你们干了几年有了收益，不用这钱了，就还给我，我再去支持别人;如果在这期间产生收益，你们可以用我这部分钱得到的收益做村里的公益事业。

　　其次，还得以事实来感动农民，得救急不救穷。我们所在的这个村有很多单家独户找我说:温老师你给我找个项目我就能富起来。我说:我绝不支持一家一户。但这个村里的一户贫困户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我拿六千元。同时志愿者们在网上动员社会捐助，最后捐助的资金远大于他这个村里大家族捐助的资金。这时候再开始教育:你是相信家族，还是相信社会?相信党的政策?他们当然会相信党的政策。

　　总之，我们一定要让农民理解、支持我们，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更进一步，在中央层面上应给予合作社以优惠政策。

　　现在农村当务之急是解决农民资金不足的问题。为此，我们把农民自己集中的这点资金拿到信用社去参股，然后以股本抵押，可以以1:6的比例得到贷款，形成规模资金，这样就可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了。不仅如此，大家入了股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约束机制。

　　我们现在已经发动了38个村支书联名倡议搞农村中的安全生产，为城里人提供安全食品。市场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应该强调城乡和谐，不要城乡对立。城里人给农民以起码的成本加上10%左右的利润，农民才能给你生产无毒的、让你的家人和后代都健康的食品。

　　因为农民组织成了合作社，每户都交了300元钱，如果谁乱用农药，不搞安全生产，不用派警察，社员之间就互相监督了，所以安全食品的生产也就有保障了。同时，我正在建议由国家环保局协调20位环境大使，联名倡议在城市组织文明消费者合作社。但市民入社是有条件的:必须认同节约型社会，承诺不大吃大喝，不铺张浪费;必须认同公平贸易，承诺善待农民，不得欺压农民。承诺之后，还得交1000元钱，拿这个钱到农村去下订单。用这种万式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良性互动。

　　现在我们的志愿者们已经在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60亩地里实施生态农业，三年不用化肥农药。因为，要进行生物防治，一定得先恢复生物多样性，才能形成生物防治的基本环境，才能最终实现生态农业。

　　现在生态农业效益不好，老百姓急，但将来他们会理解的。因为一般的无公害产品的价格成倍地高于普通产品，绿色食品价格是普通产品的一倍半到两倍，有机产品是普通产品价格的3倍，生态农业产品是普通产品价格的4-5倍。前三年没有效益正常，因为土壤没有脱毒，我们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这是生态化农业。但三年之后土壤完全脱毒了，我们仍然只用有机肥料和生物防治，就可以实现生态农业了。

　　现在志愿者已经在那个院子里建立了六位一体的农业生态循环系统，有生态厕所、猪圈、沼气、鱼塘、果园、菜园。没有任何东西浪费，全都在一个生态环境内循环。

　　同期，一位台湾的建筑大师还在那里帮助建起了中国第一组生态建筑群，有生态住宅、生态办公室、生态礼堂、生态厕所，使用的完全是本地的可回收建材。

　　我们特别反对在农村滥用钢筋水泥，因为中国耕地实在太稀缺了，如果农村全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再大拆大建，钢筋水泥拆了以后往往会占用农地，我们还有多少地可占了。

　　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开始可能会不被农民理解，尤其不被追求GDP的地方干部和某些致富群众理解，但我们坚持下来了，这个小小的全生态典型生存下来了，也给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目前党所采取的各种支农措施，都有利于中华民族长期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各种社会力量应广泛参与，把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