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冷战与新冷战之别
　　新冷战是相对于老冷战而说的，我们把在西方帝国主义热战之后，相对而言不是大规模热战，不是世界大战，但具有战争性质的对抗形式叫做冷战。冷战起源于二战之后。我们把冷战分为三个阶段：老冷战，是美国对苏联，或者叫做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后冷战，则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形成的美国单极霸权推动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新冷战，则是美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针对中国所发起的一种对抗性的冷战形态。
　　老冷战和新冷战之间最大差别是什么呢？老冷战是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因产业资本的在地化，而具有国家与国家之间、边界清晰为特征的冲突。老冷战被当年的参与者们说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美国和西欧以及日本所代表的，是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也被叫做自由主义体系；而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段时期内也包括中国，被叫做社会主义体系。
　　当苏联解体，特别是苏联东欧整体衰败之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逐渐变成一个世界一个体系。这是因为西方在冷战后期开始把产业资本、一般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后又整合了苏东国家的非货币化产业经济，逐步形成产业链全球化的垂直分工体系。西方的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和货币化其他国家的实体资源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当西方的产业资本全球转移后产业资本在地化，产业资本家有祖国的状况发生了改变。
　　“有祖国”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是以国家为单位发生战争的。一战和二战都发生在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是因为在地化的、与产业结构同构的产业资本在全球殖民扩张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冷战后期，特别是美国在1971年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大约二十年间，人类创造了2000多种金融衍生品，全球开始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竞争之中，西方的硬通货，特别是美元这种硬通货，成为全球贸易的结算和储备货币，由此导致了金融资本无国界、金融资本家无祖国的新状况。于是，这个世界就在后冷战时期，演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体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逃得开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金融资本推动的金融全球化，和原来老冷战之前产业资本推动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完全不同。无论在内容上、性质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差别。所以，后冷战时期最先形成对抗性矛盾冲突的，是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元资本集团和欧元资本集团。
　　这个矛盾冲突爆发的时间点，正是1999年欧元正式问世之时。欧元一问世，其币值就高于美元。它对美元的挑战，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这些冲突基本发生在欧元区的周围：从巴尔干冲突、科索沃战争，到几次中东冲突，再到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等等。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中国的产业资本崛起，中国的进出口所获得的贸易盈余大量增加，因为中国的金融管制和强制结汇，对冲贸易盈余，增发大量人民币，导致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同时，又是人民币金融资本大国。中美因为金融资本的大国竞争，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爆发了所谓新冷战的冲突。
　　这个新冷战不再是美苏斗争时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而是“一个世界一个体系”。所以，老冷战是产业资本阶段的政治冲突，而新冷战则是金融资本时代的政治冲突。战争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政治矛盾最集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战争。据此，冷战也仍然是一种战争，是政治矛盾集中的表现。我们这样解释，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老冷战和新冷战处于不同阶段，是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
　　冷战中的非理性斗争
　　冷战时代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人类面对的非理性斗争。
　　无论是旧冷战、后冷战，还是新冷战，只要是冷战，就一定不会再有我们习惯的那些理性思维。比如，最近大家看到美国突然挑衅，关掉中国驻美国的一个领事馆。领事馆被视为中国的领土，美国警察无权进入，对外交人员有外交豁免权，所有这些国际规则都被美国粗暴地打破了。这些看似无厘头，但其实是冷战中很常见的事态。一般的理性几乎无法理解，一个正常的国家怎么会采取非常粗暴、近乎于无赖的手段来对待其它国家的外交人员。在这些事情上，大家会看到，不能用正常理性来对待的事态，会不断的发生。比如，人们一般从经济理性出发，说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用担心，美国人不会冒着这么大的损失来跟中国强行硬脱钩。这些都是根据从教科书上看到的逻辑解读形成理性思考，来做的判断。我们过于习惯于这种分析方式。但是，在冷战期间，很多这种经济理性都不再是主要考虑。
　　我们如果参考过去冷战的经验教训，大家应该知道，像卓别林这样的喜剧演员，因为他演的很多电影表达下层社会的尴尬和痛苦，因此，他被直接说成是共产党而受到批判。美国在冷战初期甚至把当年推行“罗斯福新政”的罗斯福总统也当成了共产党。这些事情今天想起来很无厘头，当年却是大行其道。这还不算是最为恶劣的。最为恶劣的，是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强制要求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站队，以反共的名义在发展中国家搞暗杀、政变，甚至把搞军事独裁的政权推上去。当年老冷战的这些荒唐行径，在今天当新冷战发生的时候，仍然会以不同的形式再次发生。如果我们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我觉得恐怕未必能够应对目前这种越来越严峻的局面。
　　过去老冷战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不打大规模的热战，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就好比不久前，网上传出美国要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及其家属入境，并且要严格审查以前已经获得签证的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是不是共产党员。这些引起很多议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可笑行为。如果要把共产党员都驱逐出美国，那美国所有的中国领事馆、大使馆，以及中国驻美国的机构恐怕都要关门，这是不可想象的。从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来看，新冷战不是大家可以用理性方式来应对的一个阶段。
　　后冷战阶段的金融资本竞争
　　老冷战向新冷战转化的时候，它从产业资本阶段跃升到了金融资本阶段。过去，在产业资本阶段可以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但在金融资本阶段，这个世界只能是一个体系。世界重新分成两个体系的可能性有一定的难度。
　　应该怎么应对呢？首先要分析老冷战和新冷战之间如何过渡，看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是怎么发生的。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品交易成为一个重要的吸纳货币的领域，金融资本的增长速度犹如脱缰野马。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的经济增长就以所谓交易的增加值来作为其增长的主要部分，这在GDP的统计方式中体现很明显。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严厉批判金融资本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因此，苏联东欧体系没有进入货币化体系，经互会体系一直坚持实体经济的换货贸易。这个体系主要以物易物，货币并不起一般商品交换的中间作用，更不可能发展出金融资本及衍生品交易。如果按照GDP的统计方式，其中主要是统计交易的增加值，当然整个苏联东欧的经济增长量看起来很低，甚至在生产过剩时期是下降的。而美国因为货币大量的增发，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膨胀，于是GDP增长速度就越来越快，增量越来越大。这是虚拟经济的增长，也是一个泡沫化的过程，但在统计上是飞速的增长。因此，美苏之间立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了意识形态化的比较和说法。诸如，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代表的是人类的发展方向，因为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苏联东欧代表的是一种集权专制，严重障碍了经济发展。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形成于1980年代。
　　中国实际上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大规模推进对外开放，带动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大量外资涌进中国，跨国公司在一个超大型国家开拓了投资的空间，于是它的获利大幅度增长。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美元指数也在明显增长。当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接受西方投资的时候，就给了西方金融资本经济一个空前的扩张空间。
　　当时，中国是要素价格的低谷，因为前几十年为了国家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人为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大家拿的工资都很低，农民得到的分配也是非常有限的。整个国家把所有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由国家占有之后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个时候，劳动力的价格是最低的，但因为我们是全民教育、全民医疗，也因此，劳动者的素质是最高的。
　　当大量的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特别是1990年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陡然成为主导产业的时候，低端制造业涌入中国恰恰占有的是中国大量的低价格要素所创造的收益。于是乎，只要发展中国家不断的开放，跨国资本在世界上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金融收益就不断的增长。这些收益再反哺回流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带动了它的金融资本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这个阶段，矛盾主要发生在不同的货币金融资本集团之间。老冷战时期，中国不是主要矛盾，那个时候主要矛盾是美苏。后冷战时期，中国仍然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大量的金融资本主导的跨国集团，正在中国攻城略地大量获取财富，这个时候中国是贡献者，向西方金融资本贡献了大量的剩余。在苏东解体之后，割苏东韭菜的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构成了当时后冷战时期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但是这个阶段上，欧元并不具有足够的竞争实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当美元把欧元打压的差不多了，欧元基本上不能占主导地位。在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中，欧元所占比例顶多和原来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等所有这些加总所占的比例差不多，20%到30%，没有明显突破。
　　与此同时，中国因为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它在产业资本阶段有快速发展的空间。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认为中国可以被融入，因为事实上，中国在整个西方金融资本升级的时候做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才提出“中国融入论”。但另一方面，随着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之后，认为中国将会重蹈苏联覆辙而崩溃的声音也很大，谓之“中国崩溃论”。不管是融入还是崩溃，西方金融资本集团认为中国已是囊中之物。我们把这个阶段叫做后冷战。
　　2001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911政治事件，对美国历史来说是一次非常罕见的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事件。同期又爆发了美国IT泡沫崩溃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因此，美国把它的战略重心陡然转向了中东、西亚和北非。在后冷战的重大历史转型的时期，美国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叫做新十字军战争，已经开始带有了某种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它明显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提出的观点，用到现代外交关系或者现代国际关系，变成美国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原本在中世纪才发生的十字军战争，现在新世纪之初被再度提出来。
　　无独有偶，这种明显以文明冲突论为意识形态的内容，现在又被美国的顶层精英再次提出，是斯金纳关于中美之间矛盾的一个解释，她说的更直白。 她说，老冷战时期跟苏联的斗争，他们信仰自由主义，苏联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理论也是自由主义的，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化，过于激进。所以还是一个体系。马克思是德国的犹太人，是西方文明中的一个部分。
　　他们今天解释老冷战，在逐渐淡化当年使用各种各样你死我活斗争手段的过程，开始从意识形态上提出“与时俱进”的说法，他们和苏联同属于西方文明，可以对话和缓和，正在崛起的东方文明才是他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他们不可能容忍东方文明成为世界的主导，这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挑战。从2001年当时美国的领导人提出新十字军战争，到现在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拿过来变成美国现在的所谓意识形态，有点像当年对日作战，他们把日本当成东方文明的一个代表，在那个阶段上曾经形成过非常简单的划线。
　　因此，今天的新冷战在2001年就已经有了初步的端倪。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2018、19年，美国经历过老冷战的一批政治家，无论是博尔顿、班农，还是现在的特朗普、蓬佩奥等人，他们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是老冷战的意识形态，再加上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套东西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理性的意识形态站队。
　　老冷战时期中国的应对经验
　　老冷战时期，中国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当时把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定义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按照西方的“五个阶段论”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认为当时的中国处在资本主义尚未建成，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发生的阶段。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大生产之后，中国才能再讨论是否应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早在19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自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那这个时期的土改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为此，1947年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认定了中国即使革命成功，也要进入资本主义。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虽然美国当时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但是美国并不打算跟还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完全断绝关系。美国的大使馆一直跟着国民党撤退，但是在南京解放后它也留下了。美国一直试图想跟中共维持一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直到后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才离开中国。因为在老冷战时期，中国不是主要矛盾，并且中国也属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是有定位的。于是乎，美国的战略防御放在了第二岛链，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亚洲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美国基本上不设防，包括台湾、东南亚这一带。
　　随后世界格局发生一个很微妙的结构性变化。朝鲜战争爆发了。一场朝鲜战争，虽然没有改变朝鲜半岛两分的格局，但却把中国打入了苏联阵营。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当时还叫做资产阶级革命，还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当中国一旦打入苏联阵营之后，迅速的按照苏联的制度进行改造，因为客观上的战争需求，大量的苏联装备纷纷转移到中国，乃至于从厂长、工程师、技术员到熟练工人，也随之被派过来。这当然意味着你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盘苏化了。
　　中国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变成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很快由于朝鲜战争而不得不依附于苏联。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一年的时间，中国就被迫加入苏联阵营，开始推进全盘苏化。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军队第三次大换装，然后接着政府部门健全完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苏化过程非常快。从1953年开始提出要改造成社会主义，到1956年完成所谓对私人资本和对农村个体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参照苏联体制建立的国家体制。因此，这个改变对中国来说，等于中国开始纳入到老冷战的体系之中。
　　但是很快，毛泽东1955年年底就开始强调我们要改出全盘苏化。接着从1956年开始跟苏联发生两党之间的争论，到1960年苏联开始全面撤走，从53年开始全盘苏化到60年完成对苏联的去依附，中国再度变成一个去依附的独立主权国家。1960到1970年代，因为中国离开了苏联阵营，所以冷战就变得很清晰了，美国和苏联各自成为两个霸权国家这样一个态势就越来越清楚。两个国家都不忌讳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什么选项在他们的篮子里都是随时可以拿出来的。比如，核威胁，核讹诈……
　　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提出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工业力量，各方面的力量，搞两弹一星。按毛泽东的说法，“我就是要饭我手里也得有根打狗棍”。因为这个时候，美苏双方之所以不再打热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双方都有核武器，核恐怖平衡。并且1960年代，中苏双方发生交恶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遭遇到核武器的威胁了。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美国人也曾经发出过威胁，准备使用核武器来攻击中国。除此，中国还在1963年开始三线建设，因为这些年形成的这点工业基本上在沿海大城市，就要向内地转移。这样就出现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家今天看到的很多说法，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我们的学者们，甚至都没有个人生活也没有家庭，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权。那个时候是一个全民奉献的时代。既然你脱离开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有比较雄厚资本力量的阵营，那你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段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你想摆脱双方的控制，也就是说中国要想不站队，不站在任何一方，一定要支付相当大的代价，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普遍贫困。
　　当时，毛泽东对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拉帮结派，形成站队互相攻击有明确分析。他提出了一个很宏大的世界板块结构的分析，叫做“三个世界理论”。他说，美国和苏联都是超级大国，是两个霸权国家，美国叫做帝国主义，苏联叫做社会帝国主义，它们是第一世界。而大多数其它的西方国家叫做第二世界，而我们这些亚非拉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叫做第三世界。
　　毛泽东其实是孤立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积极的开展跟第二世界国家各种各样的交流，加强经济关系，坚定的跟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于是乎，三个世界理论就成了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老冷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体系，解构了老冷战美苏搞的二元对立，两个大国拉帮结派这种政治站队的做法，让这个世界明白不是必须以美苏双方各自提出的意识形态标准来决定到底是拥共还是反共。因此，西方各主要国家很多领导人、政治家先后访问中国，就是看中了中国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大国。至今，中国还在很多方面继承着，甚至是享受着当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制度思想遗产。
　　中国当前阶段面临的局面和形势
　　今天当中国再度面临相当于是一次新冷战的挑战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继续借鉴毛泽东当年创立的三个世界理论体系呢？
　　我一开始讲这个新冷战的意识形态非理性，其实对他们来说很多选项和策略是很理性的，很有针对性的。打个比方，当初香港爆发冲突的时候，暴力冲突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些暴力活动往往发生在金融中心。它所针对的是香港作为中国大陆的融资中介。香港的暴力活动看似没有规律，其实背后有很明显的目的，就是打掉中国大陆从海外融资的融资中心。当中国大陆在香港政治动乱稍有平息的时候，开始推出国家安全法。那首当其冲遭遇到的制裁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理性的措施，那就是割断港币和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制，不允许港币再兑换美元。这个情况，我们当年在香港爆发动乱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美国以新冷战的意识形态划线，要求整个欧盟反对国安法。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法，这个司空见惯，但是中国要想做就不行。
　　这充分说明在新冷战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香港恰恰是跨国公司、大的金融资本集团最集中的地方。当大家以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制裁香港的时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大家仍然从经济理性出发，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很少有人是从新冷战国际政治策略，它的策略是政治理性。
　　从政治角度来说，如果这些措施伴随着局部的军事冲突，那会意味着整个西方连同政治制裁、经济制裁以及金融制裁一起上。一旦进入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制裁，对中国来说直接的损失是，中国在西方所有的投资，包括在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就都会被扣下。那就意味着，美国可以以这种手段直接占有大量的中国在海外的资产，同时赖掉对中国的欠债。这就像打垮了苏东体系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各种金融资本，都大大的收割了一波苏东国家实体资产的韭菜。在不对等的条件下，那就意味着，中国这些年所形成的实物资产会被别人的金融资本货币化。
　　因为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大国中，现在只有中国还存在着资产的正收益，西方因为债务过高，它的资产收益接近零甚至大量资产是负收益。所以大量的西方资本迫切涌入中国，结合对中国的这种制裁，导致中国国内的实体资产价格的迅速下跌，那正好就是人家来抄底割韭菜的机会。或许会有很多人说，这样的金融制裁会导致美国现在的结算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的信用会下降。但如果是西方各国统一制裁，它在整个西方世界并不会失去它的信用。
　　所以我们客观的看，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局面是非常严重的。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尽管整个上半年经济下降的幅度并不大，特别是第二季度还有增长，形势似乎是有利的。但请大家注意，我们第二季度的复工复产，基本上仍然按照原来的全球化路径继续推行，按照过去粗放的数量增长。因为急于要复工复产，如果不复工复产，那就会出现大量失业，还有很多企业要倒闭。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复工复产所带来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大量依赖进出口，依赖海外的能源、原材料。这种情况，一旦海外制裁导致金融体系的去中国化，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拿什么货币去结算海外贸易呢。双方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谈判。
　　但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以现在的这样一种发展方式，能否持续走下去？我们早就不是苏联东欧体系，到1980年代的时候已经主动对西方开放了，所以我们现在纳入了西方全球化体系，但是仍然存在着对抗性矛盾冲突。到新冷战，中国被动成为了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
　　中国被纳入新冷战的原因
　　在根本利益上，现在中美双方的矛盾是清楚的。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被当成新冷战的主要矛盾？原因还得从金融资本说起。
　　当金融资本集团崛起，内部开始斗争的时候，有一个争夺谁更多占有货币结算和储备份额的过程。中国原来可以说忽略不计，近些年开始上升，最高也不到百分之三。于是，西方开始接纳中国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中国在里面的地位只有百分之二点几。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中，美元占据绝对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牺牲资源环境、压低劳动力价格、导致内部社会矛盾非常复杂，出口换回来的货币主要是美元，但自己并不能用。虽然口头上说中美互惠，但想买对方的技术、新装备等等凡属于能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都买不到。美国只允许买收益回报率最低的美国国债。然而，海外的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因为中国要素价格低，所以他们能赚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收益。中国拿到大量出口换回来的美元投资到美国国债市场，相比只有人家十分之一的回报率，当然不合算。又因为中国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强制结汇，我们对冲增发货币越来越多，导致中国金融相对的过剩。我们的储蓄率很高，各地银行的贷存比很低，贷款占存款的比重很低，大量的资金用不出去。所以中央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按照以防范风险为第一目标的要求来制定所谓金融运行的规则法律，不可能短期内就增加更多的信贷，这就出现了金融的相对过剩。同时，美元储备又不能用于去买发展所需要的设备或者技术。因此，中国开始提出“一带一路”，在推动的同时开始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尤其是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元在世界上的信用程度明显下降，出现了东盟+1（中国），各自用本币结算；后来又扩展到东盟+2，把韩国带上；再后来是东盟+3，把日本也加上。于是，整个东北亚到东南亚这个体系，亚元就呼之欲出了。世界金融格局很可能出现三足鼎立，美元集团，欧元集团，亚元集团。这实际上对世界金融资本应该是一个稳定的框架结构，但是它意味着美元的份额将大幅下降。美元的结算份额下降，当然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会下降。这就造成了对美元在后冷战时期所形成的金融霸权的巨大挑战。
　　美国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美元的背后是美军。美军对美金的支撑需要一套制度来维护和巩固，就是所谓的美制，要求大家都接受美国的制度体系。接受之后，美国的金融资本才能方便的占有收益。制度转轨的概念成了各个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说法，往往包装成各种普世价值，要求必须接受。除了美制这套软实力，第四个就是美言，美国的话语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软实力。在整个教育领域、文化领域等，几乎都是美式话语主导世界。从199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等纷纷向美国转制，于是乎，我们现在大部分高校基本上充斥着美国学者的着作，以他们的教科书为蓝本来形成我们的教材体系和教育体系。在市场上，很多人都是欣赏美国的文艺作品，欣赏美国好莱坞大片，这一套软实力基本把我们覆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军支持的美金，美金需要的美制，美制需要配套的美言，这“四美”，其实等于美国对所有拒不认同、拒不屈从的国家有降维打击的能力。
　　在中国人民币没有形成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体系之前，我们紧盯美元汇率。美国的金融当局成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凡属于紧盯美元汇率的，都得跟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做调整。美军支持美金，美金要求美制，世界各国都得按照美国的制度体系来改变自己，当然世界都接受美国的话语体系，这个过程实际上对个所有想要不跟从，想要维持自己一点独立利益的国家来说，都会意味着重大的危机。
　　当中国要搞“10+3”，“一带一路”，沿路国家都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甚至开始大规模投资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中国开始将外汇储备过剩的美金用于投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去买美债，就不会得到美军的支撑，美军支撑的是人家的投资。而中国自己又没有军事实力去支撑保护投资。中国按照美国的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规律去做投资，但被人家说成是修正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各种各样的帽子都扣在中国头上，百口莫辩。这些事情，给了中国一个很沉重的教训。
　　接着，由于中国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等等。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因大量进口而具有这些产品的定价权呢？中国提出用人民币来建立石油期货结算，建立铁矿石期货结算，是中国试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了让世界各国放心，中国甚至提出人民币结算可以黄金作为基础保证。这样一来，对那个过度虚拟化的美元体系来说，就无异于切了人家的奶酪。
　　原本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国大量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并且把获得的贸易盈余回投到美国资本市场的时候，美国提出叫中美国，甚至提出这个世界应该中美共治，叫做G2。美国当年的国务卿说，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最好的关系。可到第二个十年就改变了，是因为美国发生了华尔街金融海啸，美元信用下降，中国资本扩张和人民币金融的国际化动了它的奶酪。但美国要制造很多意识形态的说法，诸如文明冲突论、自由世界对抗独裁专制，各种莫须有的罪名。
　　中国对此有任何应对吗？没有。因为美制、美言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以致中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制度准备和话语准备来应对现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新冷战挑战。甚至，当我们把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还有些人说你们怎么敢提新冷战。那意思好像是说，你这样提就会导致友邦惊诧。我们当然不希望美国把我们作为新冷战的主要敌人，我们一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个不想打仗的国家。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它不以哪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完全不做思想准备，且不说做物质上的准备，那后果一定是很糟糕的。
　　中国将如何应对新冷战
　　当这一系列的冲突和挑战正在发生的时候，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
　　首先，大家应该注意到最近中央会议上领导人明确讲的，中国未来将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也就是说并不放弃国际循环，只要现在全球化不解体，只要对方没有真正实现去中国化，中国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住利用国际市场的外部条件，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各方面的进口依赖。但同时，我们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这两个方针主要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乡村振兴、城乡融合能够有效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因为乡村振兴无外乎是稳定大量低收入人群以生态为生存依据的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其实就是在城市发生各种各样危机的时候，让城乡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要素的自由流动乃至于人的自由流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城里人可以大量下乡，甚至可以在乡下有谋生的条件。因为当大的危机爆发的时候，城市几乎要靠大量的外部输入能源、原材料才能维系，当外部的能源、原材料中断的时候，这种城市化的生存方式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城乡融合就是我们应对这种非理性的新冷战挑战的重要战略。
　　第三个是新基建。以新基建的低消耗来形成稳定增长的条件，包括5G、大数据体系、人工智能体系等的建设。这些能够在原有产业内部形成挖潜的条件，比如，食品产业如果有大数据进来支持，它就会很大程度上节约成本，提升效率。这套新基建还包括绿色生态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应该属于我们应对新冷战所带来的非理性挑战的根本举措。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新基建等等这些，都是来支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的新发展方针。在新的三大战略支撑之下，中国将有可能化危为机。
　　危机挑战确实客观，只能通过战略调整来应对。应对需要有导向，那就是从2007年已经提出的生态文明的导向。当年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推行这三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那将会出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我们面对这样一种严峻挑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需要靠我们每个人提升认识，自我反思，调整行为，才有可能应对危机并且化危为机，才能走出一条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当然，我们也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早就提出要准备过三年紧日子。如果这个挑战，我们既没有思想上的反思，也没有行动上的安排，更无战略调整，那恐怕三年紧日子打不住。我们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别忘了，1950年被美国人封锁的时候，1960年被苏联硬脱钩封锁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过10年紧日子。那个时候全民贫困，都被动实现了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硬脱钩。70后也应该经历过1989年的美国制裁。那个时候苏联解体，当时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时期，外资撤走是突然发生的，所以中国全无准备，于是进入了4年的衰退期，直到1993年才再度进入高涨。当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农产品卖难，城市企业一片萧条衰退。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当时有一套应对办法，最终走出了危机，只是过程磕磕绊绊。1990年代的过程是我们重要的经验教训来源。现在2020年再度遭遇，我们应该及时的总结，至少应该回顾一下，当年我们遭遇到这种硬脱钩、遭遇制裁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应对我们今天再度遭遇的制裁或者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