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更加强调的是“城乡融合”，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城市化”或简单地称之为“城镇化”。

　　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的提出，可以追溯至2005年，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而其核心经济发展内容便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的两大支柱分别为中小企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由于大城市门槛较高，中小企业进入大城市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它们更适合进驻门槛较低的城镇，这些城镇主要指的是县级城关镇和建制镇。当时，领导人也对此进行了解释，中国确实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但这主要应通过城镇化来实现。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大城市化，尤其是那些超大型城市。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过度依赖大城市，导致乡村衰败，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最终只能涌入大城市的贫民窟，“空间平移，集中贫困”现象相当普遍。

　　在过去，人们常常将城市化与城镇化混为一谈，并在实际上已经大幅改变了十一五规划中关于县域经济城镇化的原始设想，实际上转变为超越县域经济的范畴，等同于将城镇化重新定义为城市化，大力推进大中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发展。同时，我们将产业集群布局在城市带之上，大部分省份都是以省会为中心，构建一小时经济圈。

　　城市扩张挤占了大量的土地，而人们对食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为了让土地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那就只有不断地使用化肥，到处大棚泛滥，造成食品的品质越来越低……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着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文化崛起，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去城市化”群体行动正在日益兴起。截至2022年末，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均出现负增长，比上一年合计减少超约27.5万人。

　　如何回归和建设新时代的乡村？

　　了解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历史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理解：目前，我们已经过快地推进城市化，如果再次遇到危机，城市中缺乏就业机会，而农村又无法容纳回流的人口，将会引发严重后果。如果城乡融合不能实现，而是城市导致农村的衰败，城市过度占用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导致农业产出下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外部势力逼迫硬脱钩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早在2003年，中央在提出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战略时就强调了要转向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然而，这些理念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实施，许多地方仍在追求粗放型的GDP增长。

　　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城乡融合？这与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密切相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试图在全球化的体系中实现去中国化，迫使中国硬脱钩。他们通过组织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形成一个冷战意识形态的组合；他们在WTO提起诉讼，不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甚至另起炉灶建立所谓的自由市场体系。不仅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已经为去中国化做了各种政策和制度准备。然而，我们却尚未做好准备，尚未构建起另一套体系。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过去加速城市化的道路前进，将会如何呢？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超过70%依赖进口，其中约60%需要通过红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运输到中国。而且，全球大部分的原材料、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等都需要通过美元体系进行结算。一旦面临西方的全面制裁，一旦结算被中断，那么我们的许多大中城市可能就无法维持运转。

　　面对这样的局面，城乡融合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也是推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正因为在面对外部制裁时，我们曾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央政府不再强调城市化，而强调城乡融合发展。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就必须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动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留在县域中的收益，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中华历史上几千年都是如此，县域产业的新发展，一定会带来中国历史上小农理性和村社理性的复兴。

　　产业县域化主要靠的是两个深改措施：一是以“三全概念”作为具体部门管理的指导思想，对于整个系统性的生态资源做出市场定价方式的创新；二是需要通过“三变改革”带动“县乡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改制，配合三级市场的设计，来推进农业与金融两大供给侧改革的相结合。唯此，才能落实“产业县域化”，进而推进乡村振兴。

　　只有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中国才有多业态创新带动的“产业兴旺”。也只有多业态的生态化农业，才能够维持农村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