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的责任是“格物致知”，“格物”即将各种不同的问题梳理成范畴，在范畴之间寻找相关，进而构建本质性相关的过程，“致知”即对本质性相关做出解读。“格物致知”是现在分析宏观形势的一个重要认识论，即要把各种各样的纷纭复杂的现象大致梳理成可以致知的认识。
逆全球化下的国家竞争
全球化的分化解体是必然的，现在建立底线思维已经是防患恨晚。
因为，日本战后再工业化崛起，主要得益于消费品工业的市场空间，比如电器和汽车大量向美国出口。由于美国依然需要在世界上维持军事霸权，不可能将工业生产能力转向民用，那就竞争不过日本；于是，在美国限制日本搞军重工业约束下日本工业能力大量转向民生工业。1970-80年代，日本是美国最仇恨的工业国家，朝野一致把日本叫做“经济怪物”。
日本国家主权的控制和中国不一样。日本长期被美国军事占领，而中国是主权相对完整的独立国家，所以美国对中国表现为排斥。中国是发展中的资源大国，只要不断地维持着资源货币化、资产资本化，经济长期趋势必然是向上增长的，由此大量的资本涌入中国，希望参与资源的资本化进程；海外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因为这是个驱使海外资本流入才能维持虚拟经济扩张的国家。
当前之所以发生美国主导的“新冷战”，是中国被西方列为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被说成“修正主义”。然而，西方社会的不满原因，是中国没有完全放开本币自由兑换，认为这涉及国家金融主权，没有放任外资参与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但如果要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金融开放，恐怕中国已经遭遇灭顶之灾好几次了。相反，中国获得了相对比较有规模的外汇储备之后，在世界资本市场上针对美债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性的策略调整。
我们必须清醒的知道，全球化的竞争主体不是个人，因此以个人为单位的自由主义不成立；也不是企业，只把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当成竞争主体也不成立。全球化的竞争主体是国家，如果在全球化竞争中失败则是国家失败。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竞争，这是教育界，乃至思想理论界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只有以举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简单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将很难应对全球化解体的大危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冷战的阶段性演变与全球化内在矛盾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早期，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来源于第一轮的全球化，即殖民主义全球化。那个时代，原材料在殖民地、工业生产在宗主国，于是宗主国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结构，实现了产业资本的“在国化”，而殖民地则成了原料供应地。接着是产业资本阶段的第二轮全球化，西方的生产过剩演化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型，要么转向基本建设，要么转向军事工业。前者如罗斯福新政，后者像德国完成了世界第一套高速路系统同时转向军事生产。最终是产业资本阶段的全球化因西方世界普遍爆发生产过剩危机而导致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完成了对西欧日韩控制，主导了资本主义体系重构，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支付和储备货币，美元霸权初具雏形。而苏联以经互会完成对东欧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战后的全球性生产过剩和通胀危机的同时期，中国因先后被美苏封锁，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客观演变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进而重新塑造了产业资本全球危机之后的“老冷战”阶段的世界地缘政治三分天下的新格局，打破了美苏两大霸权分割世界的“二元格局”。
二战后，伴随美苏双寡头地缘政治格局初步形成，派生出两个雁阵式重工产业转移。实质是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产业，一方面籍此占有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劳动力等低价格要素的资本化收益；另一方面，先发国家从产业资本国家变成债权国，进而由债权国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套要求债务国顺从债权国制度体系的所谓制度改革要求。
中国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开始恢复跟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从那时候开始提出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到1980年代则大量接收西方输出的产业，随之开始了按照西方产业输来的制度和技术标准推动的深化改革。诚然，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而且是从毛、周时代就开始了。当在经济基础领域中大量使用西方国家的生产体系的时候，包括管理部门在内的上层建筑发生变革是必然的。所以从改造中国传统的军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起，中国进入了对外开放带动国内制度调整的改革，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个融入西方主导的产业资本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集中了世界所有大类产业、中类产业、细类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结构，期间也对产业资本“在国化”的制度结构做了深刻的调整。这些，奠定了中国产业资本大国的客观地位，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客观过程。
当1991年苏联东欧解体之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阶段，实则是金融资本霸权控制世界的金融全球化阶段。这个过程中，欧盟因就近占有了苏东解体之后的资源性资产货币化的巨大收益——欧洲的硬通货，无论是德国马克、法国的法郎、意大利的里拉，都就近就便地占有了苏东庞大资源性资产的货币化的机会收益，因此从欧共体整合为欧盟接着发行欧元，遂跟美元发生两大金融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冲突，引发在欧洲周边的地缘热点冲突。美国无论参与哪场战争，都是美元集团在对欧元做打压，直到把欧元打到相对比较稳定的低水平上，“后冷战”才算相对稳定。欧元现在占到了结算货币的37%左右，美元38%左右，双方差不多，但是储备货币仍然以美元为主。总之，从1990年代到现在，世界金融资本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中国金融资本正在加入这种竞争，将面临很多难以预料的风险。
随着中国新世纪演变成债权国，而西方主导国家则变成债务国，接着遭遇通胀；高债务和高通胀作用下西方对中国的打压相当于“赖债联盟”。为了转嫁危机，西方将“老冷战”的意识形态作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工具，强拉中国进入“新冷战”。
据此看，从产业资本全球化到金融资本全球化，加上三个冷战阶段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当西方债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不可调和的全球化内在矛盾最终可能如产业资本全球化的解体连续发生战争一样，在今天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解体时也会走向复合战争。
从这个角度看，在产业资本全球化解体阶段，中国先后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而且，这些影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区域性热战都是国际战争。朝鲜战争是16个直接参战国和5个后勤援助国，共21国对中朝作战，苏联只有空军参战；朝鲜战争之后，发生在中国周边的是1960年代的中印边境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总之，历经多次战争才稳定了二战没有完成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使中国得到较长时期和平发展的历史机会。
现在俄乌冲突是金融资本全球化解体被战争画句号的一个典型事件。一旦热点地区爆发冲突，就会出现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但这些事情不是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左右得了的。那中国是否可以回避冲突的历史教训，尚还不明确。
所以，中央强调要守正创新，或者可以叫“守正应变”——2020年就要求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把底线思维当成是各项工作依据，把综合性安全作为发展的基础，亦是为了应对全球化解体的大变局。
中国应对全球化危机的客观经验
金融资本阶段的金融危机在外围国家多次发生。而其在核心国的爆发，则是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演化为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这个时期中国的主要经验，实际上是两次在不同阶段的生产过剩。
第一次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中国外需大幅度下降，外贸拉动增长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也成为导致40万家国有企业倒闭、4000万国有职工下岗的原因之一。当时主管外贸的副总理建议紧急启动内需和建设投资，接着是朱镕基新任总理组织各个部委提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债增发计划，主要推出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铁公基”等，数万亿基建投资稳住了濒于崩溃的国有部门；总之，中国是以举国体制有效应对了危机。
而后2001年美国“新经济危机”爆发，大量西方产业资本涌入中国形成了FDI促进的“高增长”。同期，当中国的国有银行开始转变成商业银行，这些没有经验的金融单位马上就进入混业经营的时候，遭遇美国爆发新经济泡沫崩溃危机，大量西方资本投向中国，出现了一方面高增长，一方面高通胀，而一般实体经济在高通胀压力下，都是不景气的。
所以新世纪的中国是外资拉动和基建拉动的高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为主的国内实体经济进入了一个利好时期，大量资金析出实体进入股票市场。于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同一年中国发生股灾，约7万亿资金蒸发掉。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接着是2009年因外需下降中国第二次出现了生产过剩，约有3千万打工者失业，6万多家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对此，中国再度转向大规模增加国内基建投资，还是靠举国体制渡过了危机。
在这样一个应对危机演变过程中，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最大的比较优势——资产规模。从过去是个资源型国家，现在变成一个巨大的资产型国家。国有部门在资产扩张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表现。现按照国家发改委领导人所讲，全国几十年的投资拉动已经形成了1300万亿的社会总资产，这其中大量是厚厚的国有沉淀资产，客观上形成了拉动大量投资的三个资产池。
第一资产池是1998年开始的国债投资拉动基本建设，当时有以下战略：第一是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第二是三纵两横的高速公路、铁公基（传统基础设施），第三是西部退木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这些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形成了中国的“投资拉动型增长”，积极的正向作用是把90年代严重不景气的国有部门拉起来了。因为大量的基本建设是国企承担的，所以1998年以来连续多年的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国家基本建设，使国有企业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的过程中得到了搭便车的机会。
当基本建设做起来后，得到搭便车机会的是民企，主要得益于第二次资产池的形成——房地产。人们知道90年代曾经兴起过一波房地产高潮，但大都折戟沉沙了，因为基本建设的铺垫没来得及去做。而当国家在新世纪把基本建设、水电、路、气、宽带都搞起来了，就节省了房地产开发公司30%的基本建设投入，变成投资方的机会收益，很多民企成长为房地产头部企业，因此第二资产池带起了一批民营企业。同时，还产生了一个正向作用，世界上都在大放水，美国放出来的水60%冲击着大宗商品市场，中国是世界上进口最多的国家，发生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不过这在中国之所以不表现为CPI没发生通胀，原因是房地产把增发的货币吸纳了。
现在打造的第三资产池，则主要是以中央投资7万亿加强乡村振兴可能带动的海量多元投资。中央明确提出，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程度的现代化的时候，基本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时，要同步实现全面乡村振兴。诚然，这需要相当大规模的县以下投资。现在提出乡村振兴7万亿投资，主要瞄准的是行政村以下的自然村，基本建设投资渗透到毛细血管。中国现在大约还有300万自然村，这就意味着按现在的设想，第三资产池带动的应该是县域经济。
对于县域经济的资金情况，大多数县域都有相对比较丰富的头寸，也就是存款大于贷款，有相当高的比例资金滞存在县一级的商业银行，如果中国能用基本建设投资带动乡村的基层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意味着实际这部分设施资产可能被多业态发展的县域经济带起来。最近中央特别强调乡村振兴，强调产业生态化，这都和中国现在打造的第三次产池高度相关。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三次全球化是一个西方主导的大趋势。产业资本阶段的全球化引发两次大战，其本源是产业资本“在国化”条件下的生产过剩，导致产业资本全球化的解体。接着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因金融危机的连续爆发，而形成了金融救市的大量增发，增发的过剩流动性直接冲击大宗商品市场，再造成西方那些依赖进口的国家在本来就高负债压力下叠加了高通胀，导致现在金融全球化进入一个解体的危机阶段。
在全球金融过剩条件下，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决定生存还是死亡。
从现在情况看，华尔街金融海啸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西方的资本纷纷流向中国。很大程度上如果实际上这种金融资本流向不能改变，对依靠金融资本流入才能生存的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
对中国来说，新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股灾是2007年，蒸发了7万亿；第二次股灾是2015年，蒸发掉21万亿。客观的看，两次都跟金融的相对放开有关。事实上中国一直在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以跟进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但这些年资本市场上一直起不来，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很多要上市，IPO增量太多，股市还没起来就上了一批新股，股价就又压下来了，也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完成货币化和资本化，特别是过去留下的资源性资产还没有完成货币化。比如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对应的资产池还有很大空间，乡村拥有巨量的资源性资产还没有进入货币化。
这与中国特殊的货币金融制度高度相关。1992年之前中国还是票证分配制度，货币也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根本无法用货币总量对应地表达所谓商品的价值量；那时候，票证才是决定分配数量的，而货币只是一个计价符号。1991年底，随着苏联解体，中国完全放弃票证，遂于1992年陡然进入货币高发，同时出现了连续几年的高通胀，到1994年通胀数CPI是24.1%，最高的月份是38%，这是货币化早期的阵痛。
进入新世纪以前，中国的体制的财政银行不分家，过去的银行不是商业银行，而主要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工具。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当时朱镕基总理主持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盘点国有银行发现不良率高达30%以上，其中至少一半的坏账是因为银行跟财政不分家，承担了国家财政的工具性作用。所以银行不是银行。1998年开始推进银行的商业化改制，10年后，中农工建四大行2008年完成上市。这种客观情况下，无法拿中国的金融数据跟国外比。
美国的商业银行经过相当长时间才从存贷业务变成混业经营，中国是一搞起商业银行来就是混业经营。所以无法简单的拿西方货币银行学的理论来看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如果对这些背景完全不了解，很难分析现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中国1992年以后才进入货币化，2001年以后才有商业银行。可见，西方从80年代就开始、90年代全盛的金融全球化对中国而言仍然没有完成；实际上货币化和资本化都没有完成，所谓资本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的IPO，而货币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开放原来的资源型经济的领域，比如乡村。现在大量的人愿意下乡，是因为乡村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没有完成货币化，产权交易很大程度上是非规范交易，这些金融领域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不应该太像主流那样主张中国马上做资本市场完全放开，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等等。稍微缓一缓，等中国用自己增发的货币来完成主权可控范围内的资源的货币化，其背后隐藏的是国家的货币权利，也就是说货币信用背后是国家政治主权。所以中国跟一般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尽管中国要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但是中国至今仍然把控货币和资本两大金融化市场进程，因为中国没有完成资源的货币化，没有完成资产资本化。在这些事情上利润太大；如果拱手相让，不论对方的动机如何，总归是让出自己的利益。
对当前局面，应采取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我们一般不太认可继续向房地产输血，因为已经严重过剩了；也不太认可继续沿着过去加快城市化的方式推起增长，那意味着大规模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发展方式很难做调整，在西方产业资本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大量进口是有可能维持一段的；而一旦遭到全面制裁，这种大进大出的融入全球化的模式，很可能被迫中断。所以哪怕是出于避险，中国也需要多点向国内大循环转变的准备。希望这个世界还能给中国留下一个必要的时空条件，能有机会把原来外资高增长结构中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逐渐调解顺。
中国战略转型方向
世界上之所以租源不同，在于殖民化之后形成了三大类资源租地区，殖民化地区（殖民地）、宗主国地区、未被殖民化地区（原住民地）。亚洲作为原住民大陆的资源租基本保留在原住民国家手中；而殖民地大陆的资源租与原住民无关，这些外来殖民者占据的国家能够获得巨额的资源、成为资源型大国，并且能够以资源租来承担金融资本危机的代价，其先天条件比中国要好得多。
贫富分化在任何经济的阶段性上升变化的过程中都必然发生。比如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升级，产业资本阶段大量使用劳动力的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大量的劳动力没有就业机会，只能靠救济，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严重撕裂也是不可避免。比如华尔街只能容纳30万人就业，而大纽约地区有两千万人。
需要注意的是：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基尼系数越高。以中国为例，香港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地区，基尼系数大大高于大陆；世界上最高度现代化的是美国，基尼系数高于一般国家。
当发生这些社会对抗性矛盾的时候，西方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能够转嫁危机的代价，也叫做代价转移或者成本转移。
为此，早在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就明确了改出西方发展路径的重大国家战略调整：1999年中国提出“以人为本”，所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那时候就提出了。接着，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方式，开始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和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相结合；到2004年提出了和谐社会、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明确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2022年在二十大报告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点：我们的现代化是规模巨大的十四亿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方式实现。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和平发展”，否则，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一定是对抗性冲突。
但转型的过程是艰难的。
在新的一代领导产生之后，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做出了相当深刻的调整。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系列调整其实主要是针对的是原来在非生态化的发展阶段，以工业化时代的“产业集群压在城市带上”形成了巨量的污染源、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中国从2012年正式明确以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以后带来了一系列的转型，而这个转型直接影响了在原有发展模式上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真正的深化改革在于能不能让各种利益群体接受调整。
这个过程中接连发生的问题是：靠大规模的国债增发拉动投资在金融海啸造成外需下降之际很快再次出现生产过剩，所以中国2014-2015年先提出的是经济下行期和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求“三去一降”：第一去就是去产能，如果工业生产过剩，再加上通货膨胀，那么在典型滞胀危机压力下实体经济一定是留不住资金的；于是出现资金析出先进入股市投机，后又进入房地产，这也是客观必然。房地产当然会带动成千上万种产业，这毫无疑问，但并不意味着这是健康的发展方式，于是中国开始做出多次调整，才压住了房地产金融化的势头。
可见，只有当大危机到来，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受损的情况下才会接受调整！。现在这场危机是坏事，但也是也是朝向生态文明转型、对原有利益调整的历史机遇期。
中央的精神非常清晰，中国的制度创新在于如何把过剩的金融头寸导向生态资源的货币化、生态产业的资本化，最终推进生态资本深化。因为中国是三级台阶地理分布、五大气候带，千差万别的资源环境，有着巨大的吸纳生产过剩、金融过剩的能力，能不能有效转型取决于如何安排制度。
我们团队在研究中给出一个模型：即如何在县域经济上实现县域产业化。
下面这张在资本过剩条件下中国生态化转型的路线图是我的云学生做出来的，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思路，怎么才能从原来的一般深度融入全球化所形成的过剩转向新的生态发展战略。
而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中国发展重点应该积极构建第三大陆桥。
我们知道，第一大陆桥是西伯利亚大陆桥，第二大陆桥是从中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服务于产业资本全球化。第三大陆桥我们称为“亚非陆桥”，是中国以自身基础建设的经验和能力向发展中国家作开拓，现在形成的初步结构是从华南进入华中进入西南，从西南进入西北，穿过青海进入南疆，从南疆再向西延伸，再向南进入伊朗修建的六国铁路，穿越阿拉伯半岛进入北非，接下来就是整个泛非路桥的建设。
这一带沿线有世界人口的60%、世界资源的70%，但只有40%的GDP，且基础设施多数还是中国建设的，因此从第三陆桥的角度而言，中国体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总之，能不能继续沿着举国体制走下去，决定着中国未来在全球竞争中能否保持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