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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兴实业才是中国金融开放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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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5 17:50:00 |
2012年央行发布名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后，围绕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时间表等焦点问题，有关中国金融开放的探讨和争论日趋激烈。而近日一些高级别业内人士在公开场合的发言，都说要加快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脚步。在笔者看来，金融开放对国计民生包括国家安全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不能就金融谈金融，不能为加快开放而开放，也不能把金融开放仅仅当作是金融机构的自身业务，而需要从全球金融危机仍在延续的现实出发，把握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全局，以确定我国金融开放的目标、路径和步骤。
审天时：全球危机寒冬里要“慎重开窗”
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把解决中国自身问题跟国际大形势结合起来。可以说是审时度势的结果。我国的改革开放恰逢世界经济的景气周期，发达国家开放国内市场，所以凭借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模式，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成果。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达国家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趋向，我国企业频遭贸易制裁。许多国家为防范外部冲击，都在筑贸易、货币体系的保护墙。改革开放不能绝对化，形格势禁，不应刻舟求剑。在艳阳高照的景气周期，我们可以打开门窗换气通风；可在北风劲吹的当下，是应该开窗还是关窗？是开启大门，还是开一个小缝？开放，开好了是借东风，开不好是引狼入室。所以开放要讲天时，金融开放更要审时度势，不能忽略目前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金融开放就是向全球市场开放。因此，必须格局全球市场的变化调整自己。
目前全球经济还远没有走出危机，导致危机的关键原因不但没有消除，还在不断深化中。
这次危机的最重要起因就是全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全球实体经济只占到虚拟经济的十分之一，全球经济呈倒金字塔结构，所以难以稳定。尤其是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国其金融服务业过于庞大，制造出来的金融泡沫远远大于其实体经济所能够承受的程度。所以，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
既然如此，解决危机的正确做法就应该缩小泡沫，扩大实业。但直接消减水分，不仅意味着消减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还意味要减少金融资本集团的利润，这对美国是非常痛苦甚至是难以接受的事，要付出很高的社会代价。现在美国的做法是通过QE等做法继续注入流动性，希望把美国的资产泡沫转移出去。欧洲日本也如法炮制，一起向世界其他国家转嫁危机。
于是，廉价资本冲击新兴市场，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引发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资产价格相对低廉，若再采取即便是暗示采取退出QE的策略，也会引导新兴市场的资金回流美国，而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来获取巨大的利润。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都有“以邻为壑”、把祸水引出去的动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擅长利用金融资本的杠杆来获取收益，并转嫁危机。
最近美联储和美国金融机构以退出还是延续QE为议题，以透支美元信用为代价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掀起了巨大波澜，对印尼、印度、巴西等国形成了很大冲击。这也说明，在全球危机的大背景下，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保留金融市场的安全阀门，保留干预国际资本流动的手段，从本国经济基本面的需求出发管理金融，才可能避免在快速“充血”、“失血”的过程中陷入危机。
金融开放要注意控制政治风险
金融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不仅如此，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金融还与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了美元主导世界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行，如今形成了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为主要世界货币的格局。现在世界储备货币的结构，美元占比63%，欧元占25%左右，日元、英镑等占10%。日本之所以能够宽松货币刺激经济，跟日元的国际地位有关。中国想通过金融开放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重新分配世界的金融利益，调整甚至是改变世界政治权力的格局。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公平的全球体系。其主要特点就是中心-边缘结构，位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侵占、剥削边缘国家的经济成果。中国作为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开始从食物链低端向上发展，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让部分发达国家感受到了威胁。我们在金融领域的任何拓展，都会被视为对发达国家“金融奶酪”的新威胁。因此，金融开放不只是货币问题、经济问题，也是政治权力问题，涉及到国家间的战略博弈。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金融既得利益国家没有谁会欢迎中国通过金融开放获得金融利益；还要看到，中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国际资本觊觎已久的“肥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突出特点是高投资、高储蓄。通过这些年的大力投资，我们已经积累了一批优质资产；高储蓄为高投资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抵抗金融冲击提供了铠甲。如果贸然开放金融，大量资本就会为短期利润在中国资本市场流进流出，不可能投入实体经济。中国实体经济有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失血，中国的低价高质资产就会被不断倒卖，中国的金融风险也会大大增加。所以说，开放金融要求其利，更要防范其害。你想与虎谋皮分享金融利益，人家还想宰羊啖肉分享你呢。金融开放包含着国际政治博弈，如果我们把问题想简单了，就会犯政治错误。谈到美国战略，要区分“华盛顿美国”和“华尔街美国”，前者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后者考虑的是金融利益。有时他们有同谋关系，有时相互制约。在对中国的策略上，两者存在配合。在美国战略东移之前，中国和东盟、日韩的两个自贸区都在谈判过程中。2010年中国和东盟十国的自贸区正式启动，中日韩也要进行货币互换，这些极大地撼动了美国在这一区域的金融利益。美国政治上的战略东移，实际上压制了中国的对外合作环境。
金融开放要“摸石头过河”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形成了一种战略智慧，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具体来说，就是先在不会影响全局的边缘地区进行试验，根据试验各种反馈进行政策调整。我们今天还是金融应继承这种战略智慧，讲究金融开放的战略和策略。
金融和贸易不同，贸易出现问题，在某些区域是可以封闭的，金融一旦放开，就会成为扎破气球的针眼。特别是不可贸然在我国经济的腹心地区搞试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当出现外部经济政策变化时，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因为金融一旦开放就难以设防。
从今年发生的几件事情来看，中国处理金融问题的经验仍然不足。 如“8·16”光大证券事件，本来是一个小团队的错误操作，涉及资金几十亿，就对几千亿的证券市场造成极大冲击。这件事同时反映出中国许多金融机构都在积极尝试发展金融衍生品，却对其风险严重低估。而早前的银荒事件亦说明，金融事件的冲击之大、速度之快，往往让人措手不及。金融开放要做好局面大坏的准备。历史证明凡是激进改革，都很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准备了就不至于太被动。
要防范华尔街打劫
金融领域的博弈不是君子之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争。开放金融，要防范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对我们的打劫。必须承认，在金融领域华尔街金融机构、美联储对市场控制的水平要比我们高出许多。今年初美联储就扬言准备退出QE，还派出很多经济学家到中国来“讲课”，希望中国顺势而为。结果是世界被美联储忽悠了一把，大宗商品包括金价做了过山车，先知先觉的金融机构因此赚了大钱。
在商业领域，通过某些竞争手段谋取利益是常见现象，可以是“阴谋”，也可以使阳谋。可以肯定，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一定会利用中国金融开放的契机来从事投机活动，通过竞争策略获取最大利益。有商业经验的人，都知道博弈中不能把底牌给对手看。而我们的金融管理机构还要明确列出金融开放时间表，这是拿国家信用抵押，造成对金融开放的政治约束。资本厌恶风险。我们为什么要增加它的确定性来加大对我们的冲击？反观美联储无论加息还是减息，增加或退出QE，事先极其保密，对未来政策指向从来是含含糊糊。这不是因为他们语言表达能力不好，而是说了明确的话后对其自身不利。
在调动各种资源进行博弈上，华尔街的经验比中国丰富得多。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投机者也很难与华尔街匹敌。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对华尔街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是引华尔街之“虎”谋皮。中国是不是水平高到了这种程度，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金融开放要坚守国家利益原则
中国的金融开放，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要防止国内利益集团为谋取集团私利损害国家利益，防范为私利而不顾国家的行为。
在中国，金融的使命应该是帮助实业发展，金融市场的功能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提升金融业的利润率。中国金融机构中的一部分跟华尔街一样，更希望直接通过金融投资获取利益，而不是把金融作为资源配置于实体经济，通过经济发展获取利益。现在中国的政策不鼓励过度的金融投机，但如果金融市场放开，这部分人就与西方利益集团形成某种共谋关系，这将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国外机构利用学术评估权，通过各种报告、发布奖项等手段鼓励和诱导中国的金融专家和机构，以影响决策。
现在中国对美元体系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依赖，由于两国经济运行体制不一样，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只能产生间接影响。当中国开放金融领域后，美国将很容易通过金融杠杆改变中国的经济基本面，甚至是通过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来干预中国的金融市场，侵蚀中国的金融利益。对此，我们都应该有所认识和准备。
金融改革的目标并非人民币国际化
有人认为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实，从国际机构公认的7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完成了75%。现在中国既面临国际金融资本的外部压力，又有国内金融机构和利益相关者的投机冲动，在金融开放上更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打算，这引发了越来越强的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势。
必须明确，金融开放是手段，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结果，并非目标。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最终目标是支持中国产业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金融资源。在中国，金融的目标就是服务实体经济，不是直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赚钱。
我们在设计金融改革和开放政策时，就应该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基本诉求，不论国内资本还是国际资本都要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服务。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唯一正确方向。如何改革、何时开放以及走什么路径，都要以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准。
总之，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要审时度势，人民币国际化应以周边化、区域化先行，应减缓资本账户的开放，限制金融衍生品发展，保持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这才是全球危机背景下的老成谋国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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