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像一对隔大洋相望的冤家。1949年新中国建立不久，1950年两国间就大动干戈。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相互伸手握在一起，为1978年两国建交开启了历史的大门。冤家宜解不宜结，此后风风雨雨40年，两国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2018年岁末，耄耋高龄的基辛格在访华时发出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看来，已届不惑之年的两国关系，正面临大惑：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通往未来的线索，常常就隐藏在历史和现实之中。

　　寻求合作：两国关系的开端与纽带

　　中美间由敌对走向合作，是基于两国利益的契合点。在冷战时代，为平衡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美两国需要联手合作。可以说，寻求合作是两国关系的起点，也是维系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至今的纽带。

　　1890年前后，美国经济超过英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引领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了由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关贸组织(其后的WTO)、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组织四大支柱，在其之上建立了美式全球体系和世界秩序。从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经济重心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进行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逐步建立了美国提供金融投资和高端技术、其他国家进行制造、制成品贸易的顺差，以购买美元金融产品的方式回流美国的全球经济环流。推动了美式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当时主要从事制造业的中国在该体系中处于产业经济链的低端，而服务业占GDP84%的美国处于产业链的高端，通过提供资本和服务获取主要的收益。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因垂直分工而形成的这种互补型经济结构，成为40年来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两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原因。在一个体系之中的经贸联系，事实上成为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中，特别是在经济关系中，美国占据全面优势、是主导一方，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与“纳入”的战略。居于弱势的中国，一直努力在政治上争取平等地位、在经济上寻求“接轨”机遇，积极争取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以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是历史因素和两国力量差距所造成的现实。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都十分重视彼此的合作关系。在两国关系破冰之初，毛泽东与尼克松就是从世界大势的角度观察和处理两国间的矛盾;邓小平与卡特也是从全球格局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建交问题。其后的中美领导人也在努力巩固中美关系，妥善处理矛盾，争取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1993年，江泽民主席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在1997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提出中美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访华时，中国提出“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2009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提出中美是“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年，中国又提出，建设“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对中国的提议，总体上做到了相向而行。作为一种响应，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在2013年提出“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外，美方有人还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中美应形成G2关系等提法。

　　2019年元旦，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信件，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表示要维持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这表明，寻求合作一直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目标。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不是冤家不聚头。中美间现代国家关系的建立，始于在朝鲜半岛的不打不相识。从美国实用主义的国家哲学出发，只有打不败的对手，才有资格成为朋友。相互博弈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从中美“上海公报”的草拟开始，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与博弈一直延续到今天。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的协奏曲中也存在着诸如炸馆、撞机、对台军售、南海自由航行、技术封锁、贸易战等等不和谐之音。斗争与合作的辩证法，构成了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脱虚向实，如由奢入俭，是美国社会难以承受之苦。向外、特别是向中国转移国人怨愤与转嫁危机，成了美国政客的基本策略。挑起贸易战、打压中兴、晋华、华为等中国企业，说明美国政府的产业“逐中”的决心已定、撕裂全球供应链的行动亦已开始。这些对中国极限施压的举措，与针对台湾、南海、西藏问题的跨领域打压组合，意在造成中国多方受压的局面而被迫做出更大让步，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动向表明，中美经济体系的分手过程，将会是复杂而激烈的国家博弈，甚至具有美国所提倡的“混合战”的特征。

　　实际上，目前美国的制造业提供的利润无法达到金融资本所需的水平。美国金融资本获利的基本方式，还是要利用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霸权形成的“合法加害权”，驱动国际资本定时、定向、定量的流向美国金融市场。只有通过制造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不断波动，才能营造金融资本实现赢利的大环境。在全球制造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生存和赢利的必要条件。华尔街资本通过对华盛顿政客的控制，把维持自身经济生态的需要，变成了美国的国家行为。为此，美国需要制造一场又一场“可控的危机”，通过危机驱赶国际资本，以实现在金融市场上获利。如果说，当年的产业资本主义意味战争;那么，如今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连绵不断的危机。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做出重大调整的美国对华战略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从2017年底起，美国政府相继发布了5份战略报告，即2017年12月18日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19日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1月30日的《总统国情咨文》、2月初的《核态势评估》、2月底的《全球威胁评估》等多个战略报告。这些报告的共同结论是，与恐怖主义相比，中、俄等大国竞争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在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总统明确提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对手”(rival)的称谓，与此前更多使用的“竞争性对手”(competitor)有很大区别，其具有长期“敌手”的意涵。这说明，在经历了几年的大讨论之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国际战略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作为挑战美式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敌手”。特朗普政府所发布的系列报告，正式将这一共识以政府文件的方式公之于众。

　　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完美竞争对手。除了美国政府官员之外，美国国会也加强对华施加压力。2018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部授权法案，其中有许多涉台条款，要求美国国防部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军事力量，鼓励美军参加台湾军事演习。这一举动与国会先前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一道，在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美国国会于2018年11月连续发布两部长篇报告，一是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116页的《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另一份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长达529页的《2018年度报告》。这两份报告以“中美竞争”为战略背景，从经济、军事、信息技术等方面对中美对抗进行了全景式的长期分析。2019年1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其中涉及许多涉台内容。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以往主张对华采取接触的“知华派”学者，也加入到对华施压的行列之中。2018年11月29日，32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联名发表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以213页的篇幅分析所谓“中国大举渗透美国，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该报告宣称，中国虽然未试图干预美国的选举，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在美国社会制造混乱或挑起两极分化，但中国在众多领域的干预比俄罗斯“更为聪明有力”。通过巨大资金支持，中国“积极渗透美国的政治圈、教育机构与美籍华人社团”。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成了一个漏洞”，让中国得以“挑战甚至损害美国的自由、规范和法律”。因而建议，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要“提高建设性警惕”。著名知华派学者夏伟甚至提出，为对冲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应实施对中国访美签证的限制。如今，在美国政界，恐华、反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反华的声音越来越响、调子越来越高、例证也越来越荒谬，而理性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主张理性处理对华关系的人士被戴上“拥抱熊猫派”的红帽子，渐渐在对华关系的决策圈被边缘化。

　　在战略上明确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美国政府展开了对中国的打压行动。除了蓄意挑起贸易摩擦之外，美国通过军舰游弋南海、对台出售武器、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阻止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投资、对中国商品大幅征税、制定和签发《台湾旅行法》等多种举动来打压中国。凡此种种说明，美国政治精英把中国是长期对手的共识，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进而把这种战略演变为打压中国的实际行动。

　　美国行为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原因

　　美国精英把中国视为敌手的共识，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思想和认识基础。但是，这一共识所反映的仅为全球力量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从美国立场分析，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大调整的主要原因，说到底是三个不适应，即美国原有的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变化、不适应中美两国力量消长的现状、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的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源自于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全球格局。在苏东集团解体之后，美对华战略虽经多次调整，但仍将中国视为其全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华战略虽然存在打压的成分，但基调仍是接触与纳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主义体系遭受重创，那种由美国提供金融服务、其他国家从事实业生产的全球分工模式对美国经济与社会遗祸深远，导致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难以为继。

　　“回归实业”成为两届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也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根基。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逐步放弃了原有体系下的承诺、责任和做法，试图以美国本土为中心重构全球产业链。在此情况下，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恢复实体经济的最大阻碍。

　　在美国看来，具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如果加快科技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就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不再依赖美国技术、市场与投资的经济体系，不仅难以为美国提供超额利润，还会成为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者。因此，必须及时、果断地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美国必须要改变对华的“纳入”战略，选择排斥中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来打压的战略。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美国主导世界的力量基础，扭转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的不利于美国的重大变化。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战略，是基于全球局势变化和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抉择。即使是希拉里上台，或是其他什么人上台，美国对华战略都会做出类似调整。只是调整方式、实施步骤、具体手段上会有细节上的差异。就此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调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美两国力量消长迫使美国做出战略调整

　　作为全球霸主，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在美国看来都是威胁，不管是以往的苏联、日本，或是今天的欧盟、中国都是如此。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如今中国国家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达到了成为美国全球挑战者的临界点。

　　中国继续发展、能力越强，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发展越快，这种威胁就越紧迫。更何况以独特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为全球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前景;中国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冲击着原有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有阻断、甚至颠覆现有资本全球积累模式的可能性，危及到传统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既有利益，甚至危及到现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存续，因而被视为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异己力量。尽管中国曾经通过、并希望持续保持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来实现发展。但是，美国是根据中国的力量而不是中国的意愿，把中国定位为“挑战者”和“长期对手”。

　　原有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目前美国国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对立，以跨国公司和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化美国，希望延续甚至是扩大全球自由经济体系，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以“铁锈州”为代表的本土美国，则希望发展本土经济、回归实业、更多实现就业。全球化美国和本土化美国的尖锐对立，导致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对立和政治冲突。“两个美国”的矛盾，是支配今日美国内政的主要因素。外交是内政的体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战略之中。分裂的美国有需要共同的敌人，以团结内部。

　　一些美国政客和学者，把中国描述成美国就业不足、收入减少、经济停滞、贫困化的根源，通过攻击中国唤起民粹主义思潮，以赢得民意支持;有的人甚至通过著书立说宣传中国威胁而成了政府阁员。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只足以充分动员内部力量、不致遭受强烈反制甚至能够从中获利的“替罪羊”。而美国对华战略，成了被民意绑架和政客操弄的牺牲品。

　　美国调整对华战略，把中国摆在对手位置上，并不是对中国进入新时代或一带一路构想的回应，更不是对中国部分学者一些超越美国言论的反弹。而是基于世界格局、中美两国的国家生态、发展阶段和两国国力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美国维持其自身利益的需要。

　　所以，无论中国如何表白主观上没有取代美国的想法，在行动上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美国，却仍避免不了被认定是美国长期敌手的历史宿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们要从历史趋势、世界格局、国家战略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这是中国在复兴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成长烦恼。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最后，美式全球体系的式微与瓦解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即使中国全面让步、大幅放慢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步伐，美国也难以再把中国继续容纳在自己的船上。这是中国国家体量决定的结果。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在美国的打压之下，与其被动挨打，不如顺势而为，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按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说法，“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是一切美国病的根源。据统计，近70%的美国人储蓄还不到1000美元;全美有1606万个家庭、即占全美20%的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美国社会充满了愤懑情绪，这直接推动了代表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利益集团的特朗普上台，对主要维护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进行颠覆性修正。修正的核心，就是要在美国恢复制造业、增加本土就业。因而，即使在贸易领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也难扭转美国在本土和北美核心区重新塑造完整产业链的战略选择，无法改变美国排斥、打压、遏制中国和其他主要制造国家发展的战略决心与行动。此时与其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不如细细分析两国关系的基础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重大变化：由美国主导的单一国家体系转向多元世界体系的大势，正在坚定地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脱美化进程;这一进程正在推动以往由美国主导、基于垂直分工经济结构的中美关系，转向在多元并行体系基础上的中美新关系。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不自立。脱美后的中国经济，将会为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在新基础上，中美关系将出现积极的质变。

　　从目前看，中国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原有中美力量的均衡，打破了两国关系的稳定。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经济体系取代传统大国的过程，通常要在新技术发明、推动产业升级、获得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往往还需要战争充当最终的清道夫。从长远看，中国在不依赖美国市场和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将表明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发展的同时施惠于周边，不搞霸权、不搞所谓“掠夺经济”，对全世界就有说服力。中国自主的持续发展，能够以中国自己的方式搞好13亿人的小世界，拉动30亿人的中世界，影响70亿人的大世界。这有利于中美力量在新高度上实现新的均衡，有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也有利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从长期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这种博弈式并行的中美新关系，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从币缘政治的视角观察，目前在中美之间的确实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不是平分秋色，也不是中国更依靠美国，而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要更多些。美国实际是在和中国赌一把棋盘不被打翻的博弈。如果危机失控，导致一拍两散、中国将被迫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固然对中国当下发展不利、对世界格局平稳过渡不利，但其直接后果就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骤然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的戛然而止。美式全球霸权的两难困境在于，让中国逐步完成产业升级、似乎是在等死;而与中国全面对抗导致美式全球体系的即时分裂，这是找死之举。所以，尽管美国摆出要驱逐中国的逼真姿态，实质还是为谋取实利的虚张声势。由此，在中美在此轮战略博弈中仍存在“斗而不破”的基础，即中美两国都难以承受遽然分手的巨大代价。

　　中美关系将从斗而不破走向斗而并立

　　与美苏冷战时代处于扩张期的美国不同，引发全球危机并至今尚未摆脱困境的美国实际上处于战略收缩期。特朗普总统对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付出更多成本持否定的态度，从全球收缩是此届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如今所表现出的张扬姿态，其中隐含着虚张声势、换取利益、以便后撤的策略。从大历史的眼光看，中美博弈的长期目标是走向“斗而并立”。中国不怕霸权也不求霸权、不追逐利益最大化，也真不打算取代美国当世界霸主，中国目前脱美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决定，也不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美国的战略选择和直接打压的结果。

　　美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既是特朗普的“交易艺术”，也是美国经济虚火太旺的表现，面对虚拟难持续、实体回不去的情况，美国只能通过不断挑事的方式把虚火发泄出来。在几番折腾之后，才会无奈承认全球霸权已是美国扛不动的负担。毕竟，一个主权国家充当世界霸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那时，美国才可能愿意与中国平等相处、互利合作。

　　（来源：《经济导刊》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