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时代，世界会进入一个大重构的时期。疫情加上原有历史趋势的结合，会造成历史趋势的加速。
具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我梳理了一下，可以说有十大变化。
第一大变化：单中心的全球体系将面临解体。我在2017年初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美式全球化的终结和全球体系的未来》，既往400年的全球体系，不光是美国主导，在美国主导之前还有西班牙，还有荷兰，还有英国。大概百年周期就会发生一个转折。
这一次美国的百年周期差不多到了，它主导的全球化就可能要终结了。维持美国单中心的全球体系是在一战之后开始建立的，在二战之后就建起来了。这个体系是有四梁八柱的，比如说它有联合国组织，有WTO，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等，建立了很多的国际组织，但是美国现在自己在破坏这些国际组织的作用。
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美国优先——我不想付出全球化的代价，但是我想获得全球化的收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它现在是想当老大，但是不干老大的事，所以这个体系是要垮的。
英国战略学研究所所长克里沙克就讲，这一次疫情美国没有通过领导力的测试，他们狭隘、自私自利，应对不善，所以美国不应该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
第二个变化就是由于单一中心瓦解，世界就会出现多个力量中心。单中心结束后，不会是无中心，也不是双中心，有些人讲以后就是美国和中国两家独大，我持保留意见，我倾向于是多个力量中心。欧盟、俄罗斯也是全球力量，还有一些潜在的国家，包括国家集团，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全球力量中心。因此世界权力结构会被重塑，按照新加坡国立大学马凯硕的说法，全球中心可能会转向中国，但是我觉得中国以后也就是中心之一。
第三个看法是世界会走向区域化全球化。未来的全球化不会是以一个单一国家或者是单一中心或者是一个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它可能会出现天下三分，出现欧美亚多个区域，产生区域共同体，区域产业链，产业圈，货币圈，区域一体化或者叫区域共同体。
第四个就是根据这个变化会出现一些并行体系。去年打贸易战的时候，我看德维尔潘和台湾的郭台铭，就说以后从产业结构上来讲，可能会出现一个美国体系、一个中国体系。我觉得德维尔潘很狡猾，实际上现在世界上还存在一个欧洲体系。这种产业结构不是全球单一的垂直分工体系，而是多个并行体系，因为原来的体系不够平等。
以前的分工体系是，硅谷的创新，华尔街的资本，德国的装备加上中国的制造。但是从利润分成来讲，硅谷占35%，华尔街占30%，德国占30%，剩下5%是给中国的。那么中国制造不赚钱，谁也不愿意干，因此大家都脱实向虚。人往金融走，最后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又进行产业升级，搞了“中国制造2025”，美国人还不许你搞，要从科技上打压你。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产业体系的分裂。我觉得以后可能这种产业分工中，科技创新占大头，30%，资本占20%，装备25%，制造25%。分配比较公平就能够建设比较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体系。当然美国和欧洲愿意维持自己的模式也可以，反正我们并行不悖，良性竞争。
第五个变化就是建立基于数字化货币的全球货币体系。现在美元体系还是占据全面优势的，占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60%以上。但是现在它由于无限宽松，美联储直接入场，国债、企业债高起，国债23万亿，企业债6.5万亿，现在零利率勉强可以维持，但对于美国人的信用是巨大的风险。而现在它由于经济状况不好，也在动各种各样的歪脑筋，包括冻结中国的国债等等，各种方式赖账，这样也会导致美元体系更大的崩溃。
原有的体系崩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多区域性的货币体系，这种体系我觉得现在从数字货币进行尝试，最近中国央行也在搞数字货币，我觉得这种试验，加上人民币大宗商品的结算，新的结算系统的出现，慢慢会形成新的货币体系。
第六个变化就是新技术大量运用推动全球化的迭代发展。现在对于全球化会不会逆转，争论得比较多，我的看法是这样，全球化不是简单的单向过程，如果把它形容为河流，当然会拐弯，但是我觉得全球化还会有性质的变化，它会有迭代发展。像互联网互联互通的这些技术，有可能创造一种“鸡犬之声相闻”、平时不必往来的生存状态。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线上讲课，就不必搞个大礼堂来讲，这也是一种变化之一。
所以说这种新一代的全球化不仅仅是全球化受到了阻碍以后，仅仅是拐个弯，它可能会分杈，它更像一种生物的迭代。
第七个变化就是会保持发展和安全的均衡。我们之前太过强调发展，对于安全均衡的问题关注不够。以后我觉得可能各个国家或者各个产业链之间都会把发展与安全均衡起来。这一次病毒对于人类的攻击，经过现在的研究发现，似乎是我们人类侵入了像蝙蝠或者其他的动物的生物链之间，它们的病毒侵入到人体，人又没有防范能力，因此就感染病毒了。现在的全球化使得人类的行踪遍及全球，因此也就更多地可能侵入到各种动物的生态链、生态圈里面去。
所以，人要保持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要跟大自然友好相处，要保持与其他生物的共存共生的状态，这是中国早就知道的天人合一的道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发展与安全的均衡。
第八个变化就是会建立全球共同的安全保障体系。这一次来看，我们的公共安全框架是不够的，我们正在寻求要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所以我们还是很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美国出于政治目的打压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各国大家都是反对的。从全球角度来讲，应该建立起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而且不光是全球的卫生安全体系，也包括其他的安全。寻求共同的安全，建立共同的安全观，不要建立排他性的安全观，就是我安全你不安全，这个是不行的。
第九个变化就是会以文明包容来应对全球新挑战。我们现在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挑战，保持多样性是应对全球新挑战的关键，我为什么会讲主张是多中心呢？多中心实际上是有多样性的意思。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意思。有多样性来应对多种挑战，就有胜算。
前不久我在开一个会，有一个文化学家他讲到一个现象，我觉得挺有意思。他就研究了一下这次疫情，他就发现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化圈，都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基督教文明圈中间新教和天主教也还不太一样。因为新教文明更多的跟商业文明联系，因此它对于群体的合作，对世俗权力的敬畏都差一些。而比较勇于跟人斗，喜欢人跟人之间的竞争，而缺少对于自然和病毒斗争。像农耕民族，早就在开荒、开垦，他就一直保持跟病毒斗争。
这个也衍生到体制文明的问题，我刚刚讲到中医药的问题，除了认识、文化理念之外，实际上也有一个公共卫生的体制。为什么不认同？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医药你可能会侵入到西方医疗卫生体系，特别是制药体系。制药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有很高的利润率。你一旦切到那里面去，引起的竞争和反抗会非常大。
中国从《尚书》开始，就讲我们是一个民本社会，而西方强调资本至上，这里面就有对立和矛盾，就需要对资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这也有利于人类面对新挑战。这一次尽管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对于中国体制、中华文明表现得并不友好，但还是有所触动的，后面面对新挑战可能会更多地走文明包容和合作应对的道路。现在已经有这种迹象了。
第十个变化就是会重新构建新秩序。现有的秩序可能要瓦解，瓦解之后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失序混乱。重建可能不见得是先重建全球秩序，可能先建区域秩序，在各个区域之间通约利益，建立全球秩序。未来的世界不会是由一个单一国家，美国或者欧洲，也不会是中国来主导，而应该是一种多中心的、多文明的、多元一体的新秩序。在建设过程中间，应该是共商共建，然后大家来共享的新秩序。非常像中国“一带一路”的想法。
下面，我讲一下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从去年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应该说已经降到了40年来的低点，在疫情爆发以后，中美关系更加恶化。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他有可能完全终止跟中国的关系，他还对记者说，完全终止与中国的关系的话，你们就能省5000亿美元。他话刚说完，美国股市就跌了450点，我觉得他损失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对于美国一些政客，操纵中美关系，打压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底线思维的。
这一次中美关系的紧张，应该说直接起因就是特朗普政府为了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对中国进行甩锅。在美国疫情没有发生之前，特朗普还表扬过中国抗疫很得力，后面他就开始甩锅了。
共和党前一段时间披露了57页纸的竞选指南，就说要把跟中国对抗作为竞选的秘诀，就是指导意见，告诉参选的这些人应该怎么说，包括帮助竞选的人应该怎么说话。按照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讲，你们剧本都露了，后面就缺少惊喜了。
拜登的竞选团队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表示我们比特朗普更强硬，特朗普是嘴巴说一说，嘴巴硬，实际行动软。我们是嘴巴不但要硬，而且行动也要硬。看起来大家都在比强硬，这也说明美国国内和世界整个的力量格局的变化，让美国感到急迫，甚至恐惧，很难接受目前这种此消彼涨的局面，所以从现在来看，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抗趋势会加剧。
对此，我做一点分析。
第一个政治上对抗会加剧。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一些外交策略也在变化。对于美国方面的无理攻击，污名化的政治抹黑，我们也开始批评、还击了。中美建交以来，中国还没有这么严厉地、严肃地去跟美国在政治上进行互相的PK。
第二点经济上会逐步走向脱钩。实际上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政府一直在寻求跟中国的脱钩。这也是美国给中国施加经济压力的一种手段，比如说它打压中兴的时候，就是作为一种压力手段。同时它也是考虑到中美对抗的产业安全问题，现在应该说在继续推进。
我看过一个美国智库的报告，他们在评估对中国的脱钩战略，他们说，全面脱钩一下子是做不到的，对于美国也未必有利，我们应该做的是坚持脱钩，但是从局部脱钩、部分脱钩开始。主要的是要从高技术领域，对于中国过度依赖的领域开始，在疫情的过程中间也加强了这个趋势。比如说防疫物品的产业链、药品的产业链、稀土的产业链，包括对于中国高科技的打压都在加紧。
产业链不是说短期想脱就能脱的，这是事实。但是他们确实有想一拍两散，一刀两断的想法。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我觉得华为任正非在这方面表现就很好，他也说我们很希望跟美国合作，一直要跟美国合作，美国是师傅，我们一直希望跟你们做，但是实际上他是做好了充分的脱钩准备的。因此在美国打压的时候，他就能从容应对。而中兴公司没有做好脱钩的准备，一打就被打晕了，作为国家来讲，在这方面必须要重视。
第三个民意上的对立会进一步加深。前一段时间调查中心对于美国民众进行了调查，对于中国负面的看法，已经达到了过去15年中间最高的程度，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中国的观感是不好的。
当然因为美国人是不太关心外部世界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原因在于政客和媒体的操纵，比如讲中国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中国病毒，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毒，中国把病毒传染给了美国，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中国数据造假，中国囤积医疗物资卖高价等等。
但是美国民众很奇怪，由于不喜欢中国，因此还会觉得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还不够强硬，你还得更强硬。这造成了一种民意和政客相互塑造的情况。当然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好感度也在降低。
第四个变化就是美国会加强对于中国的军事挑衅。美国军方在南海、台海都在加强军事布置，意图挑衅中国的主权。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搞小动作，军方也在发表一些对中国的敌对宣传。我看兰德公司前两年有一个报告，题目就是《与中国开战，设想一下不可能的事》。
5月13号兰德公司又做了一个报告，《2030的未来战争》要全面考察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军事、法律、信息、动态变化和相互作用。认定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恐怖组织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中国是排在第一位的对手。
第五点现在中美已经陷入了新冷战或者是处在新冷战的边缘。冷战原本是指美苏之间在没有爆发战争之下的全面战争状态。现在中美之间也是处在没有爆发战争情况下的全面博弈中，而且美国人是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用冷战方式来对待中国，还要打算拉拢邻国，打压、对付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说是新冷战也不为过。
但是有变化，现在更多的是有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舆论、法律、贸易、科技、产业、金融、货币、网络等等方面组合，打压中国。但是双方要守住不发生热战的底线。
第六就是中美力量消长正在变化。这是让美国有一种紧迫感的。前几天甚至大家在讲，说在疫情后面中国会不会躺赢GDP的竞争，我觉得不会。但是在这场国家竞争中间，确实会处在一种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因为去年中国和美国的GDP相差是7.2万亿美元，而美国第三产业，就是金融服务业占到70%到80%，就是17万亿的现代服务业。这个现代服务业在疫情中间遭受了重创，按照美国的这种估计，比如像高盛的估计会下降6.5%，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悲观，可能还会更悲观一些。但即使是这样，也就是下降1万亿美元。
我觉得中国不会躺赢，还要努力奋斗，但是在由于较好地控制了疫情，较好地恢复了生产，而我们的产业结构又不是以服务业为主的，这样的话在疫后时代是更有好处的。
第七个就是中美关系现在还存在斗而渐破的局面，以前叫斗而不破，我觉得现在已经慢慢走向要破的情况了，不能够完全排除破局的危险。
第八点从长期看，中美会各自成为不同地区的区域中心。美国会成为美洲或者北美的中心，中国会成为亚太或者欧亚的中心。在未来世界上，中美都会成为世界的多中心之一，但谁都不是唯一的中心，大家都会以本国利益优先，在全球事务上，由于有了疏离，没有了直接的矛盾，反而可以开始有限的合作，可以平等相处，相安无事。
以前我跟美国人打过一次交道，就是我们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问美国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接受？有什么错误吗？美国人回答说，没什么错误，但是这是你们提出来的，我们美国人就不能接受。这说明什么呢，美国人不能平等地接受一个平等的中国，我觉得恐怕就得通过斗争，通过力量的对比以后，慢慢习惯跟中国平等相处。
目前情况越来越紧张的原因，就是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双向运动造成了双方不信任和互不适应。但是也要看到，某种程度上仍然美国是主动打压一方，中国是被威胁的、被动应对的一方，中国并没有主动去挑战美国。问题是美国认为你发展就是对我挑战。所以说目前是美国将弱未弱的一个过渡期，美国处在一种帝国衰落的综合症中间，它正在严重发作中间，疫情又促使这个病的发散，所以我们对此要给予理解，但是也要认真对待。
中国要做到这样几件事：
一个是要丢掉幻想，积极斗争。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大国博弈，我们对于美国要有底线思维，也要有战略耐心。美国是打压方，中国是被动一方。除非中国不发展，产业不升级，还要倒退。为什么要有战略耐心呢，从现在看我们以前也做过分析，去年中信基金会多次在孔总的召集下，我们研究中美关系发展，其中就有一个讨论，美国人是谋财呢还是害命，还是又谋财又害命，当时我们判断，谋财居多，害命不是不想害命，它发现害命不成，所以说我们还是谋财吧。现在大概还是这种情况，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过于急躁，我们要有战略耐心。以一种斗争去求合作，你退让这是不行的。要有一个基本判断，现在中美关系的情况，不是中国的哪个人，哪个微博，哪句话，哪件事惹美国不高兴了，而是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霸权秩序。你除非处在永久不发展的边缘地带，干污染最多、耗能最多、最辛苦，收入最低的活，否则你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打压，付出代价，这不是主观意愿能够决定的。
我也问过美国人，说中国不想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没有想取美国而代之的这种想法，中国官方多次做这种表态。他就跟我讲，王教授，我们美国人是看能力的，看实力的，不是看意愿的。意愿一晚上可以改变，能力要几十年才能形成，有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形成这种能力的，他居然讲到了不丹，他说不丹说我们想取代美国，我们会理它吗？我们不会理它的，因为它没有这种能力。你们中国不说，我们会不警惕你吗？会的，因为你们有这种能力。这是美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我们理解，我们只知道不斗是不行的，中美不是夫妻，是两个不同制度，不同利益国家的矛盾体。
第二要讲究战术，从容应对，时间和变化都有利于中国，中国要有战略耐心，而现在美国应该说还处在将落未落，但是疫情却是加速了它的下滑。我们不要给它动员内部，提前摊牌的口实，要取疏离之策，不要硬怼，特朗普表面气势汹汹，口误遮拦，实际上是有精明算计的，他是在搞极限施压。
我研判了一下他前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发言，我发现他在小心翼翼地保持底线。第一个，不考虑跟中国打仗，有一个记者曾经问他，那如果惩罚中国，会不会跟中国发生战争？然后他马上就说，战争问题我们不考虑。类似的话题反复出现了几次。
其次，他还希望从中国获取实际利益，主要贸易谈判你们得执行，你们不执行的话，我要继续给你们关税，我们对此要知彼，我们要守住不打热战的底线，不能让中国承担美国政府失职的责任，更不能污名化中国，要进行利益博弈。
第三个就是要做好自己，做实周边，做强区域。中国14亿人的单一大市场，一个主权国家，国家稳定，人民团结，青年朝气蓬勃。前一段时间《后浪》在B站上引起很大反响，我确实觉得中国现在这一些年轻人，胸有大志，而且对我们来讲，他们更多的是平视事物，没有对于西方世界的仰视之心，这是他们成长在这么一个国家的表现。
对于中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我们基金会做过多次研究，孔丹理事长曾经讲过，从2018年贸易战来看，表面上看是贸易争端，实际上是产业战、科技战，背后是法规战、金融战，核心是体系之争、道路之争，在实质上是一场对中国的混合战争。面对这场战争和这种日益严峻的形势，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学习斗争，赢得斗争。《孙子兵法》中间说道，“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就是你先做好你自己不能被敌人战胜的工作，然后等待战胜敌人或者敌人自己衰落的这个时机的出现。什么叫先为不可胜呢？就是做好自己，做实周边，做强区域，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赢得中美关系的主导权，能够处于一种在未来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间，处于一种主动和有力的地位。
今天下午我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提问。
主持人：您提到多中心的想法，但会不会最终成为以中美为代表的两派站队？
王湘穗：我觉得是这样，一些战略学家分析过G2到来的趋势，但是G2是有等级的，美国是排在前面，中国是排在底下。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人似乎不准备接受这个情况。它仍然觉得自己应该是主导的，最后的结果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衰落和中国进一步的崛起并行，包括世界其他地方进一步的发展更可能的结果是多中心，而不是在中美两边站队。从这一次疫情的情况看，我觉得欧洲似乎也不跟美国站队，他们对华为的态度，对疫情的态度，对于中国的态度和跟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除了美国几个小兄弟，个别的，像澳大利亚表现得凶猛一点，其他的地方好像还是一种多中心的趋势更可能、也更有利。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是斗争中前进，您认同吗？美国大选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王湘穗：斗争中前进这个总体上我是赞同的，因为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也是符合基本上的历史事实的。但是在美国大选中间，我觉得中美关系会出现一些惊涛骇浪。原因是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国会和民意几个方面的结合就可能会出现出乎大家预料的一些行动。所以我们现在确实要系好安全带，站稳脚跟，或者像基辛格说的，关好窗户，暴风雨要来了，需要有这种准备。
主持人：好的王教授，我们刚刚又收到了一个问题，作为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吧。如果今后疫情在全球成为常态化，中国工业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和全球格局的变化？
王湘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简单地讲是应该说要产业链重构，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但是我们有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做不出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政治局常委会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开展科技创新，建立新的产业新基础和产业技术高级化。一个是产业升级，第二个是要整个产业的高级化。中国工业就应该走基础进一步升级，然后我们的高端也要往前伸。成为全球或者至少是一个区域完整的产业链的领头羊，或者说是我们叫沿着产业链往上升，这个恐怕是未来中国工业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