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全会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新篇章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根本遵循。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1978—2024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9%，超越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大国快速发展时期的最高纪录。最早以东亚奇迹闻名世界的日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1956—1973年，不到20年时间创造了平均增长9%的世界纪录，超过美国1870—1920年和1961—1978年两个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平均增长3.96%的两倍多。韩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1968—1988年20年内创造了经济平均增长10%的新纪录。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1978—2008年，一举打破了日本和韩国的纪录，创造了30年平均增长10%的经济快速发展新纪录，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比日本、韩国多了10年，发展速度比日本高了整整1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水平持续提高，在40多年时间里，从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快速提高到了1.3万美元，从低收入经济体连续跃升为中下等收入经济体、中上等收入经济体，进而逼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人民生活持续稳定改善，城乡居民消费分别增长80多倍和110多倍。我国经济在实现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注重质的有效提升。我们坚持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积极从源头控制污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少走发达经济体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从西方的语境来看，奇迹往往意味着不可思议、不可持续、不可复制。但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碰运气碰来的，更不是靠别人赏赐来的，而是党领导亿万人民千辛万苦、筚路蓝缕拼出来的、干出来的。中国奇迹不是无缘无故的偶然所得，而是有根有据的必然结果，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直接产出与伟大成就。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强大动力。上世纪80年代相继开始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创造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繁荣周期；上世纪90年代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创造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二个繁荣周期；新世纪加入WTO以来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创造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三个繁荣周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是来自改革开放的“奇迹”，既可以创造，也可以持续，亦可以复制。只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就一定能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新的发展繁荣，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新篇章。

第一，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快速发展新篇章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新时代新征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新篇章，既不能走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老路，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要正常的发展速度，必须且只能是高质量发展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作为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第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以资源投入和要素驱动为主的大规模投资建设高峰已经过去，必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创新是高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高收入阶段，把发展动力转到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上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我国也已经到了创新成果大规模多领域迸发的关键阶段。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使创新真正成为推动发展的第一动力。

第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着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续写经济快速增长奇迹新篇章，首先要进一步激发和释放改革红利。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改革越是深化到微观领域和具体问题，越要强化全局意识和整体观念，刀刃向内改革部门本位主义，防止部门利益掣肘拖累全面深化改革整体效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必须真抓实干，不能只求完成任务，更不能以部门和个人免责为导向，只顾点卯留痕不求实效。

第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发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等都面临新的风险挑战。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新篇章，必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聚焦打造开放高地，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要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擦亮“投资中国”品牌，落实好“准入又准营”。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新篇章，重在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澎湃激情。要加快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发挥正向激励的导向作用，为广大干部干事创业排除后顾之忧。要改革完善检查考核监督体制机制，建立相应复议和申诉机制，合理确定检查人员自由裁量权，防止简单一刀切和不加区别的从严从重，避免过度检查、过度执法、过度处罚。从体制机制上破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及不敢干、不愿干、不能干等“躺平”现象，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两大陷阱的战略思考

宋  立

    摘  要  经济总量“超二赶一”位次变化与人均水平“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使得我国中等收入阶段遭遇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挑战和困难，跨越“超赶”陷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避免日本式“赶超陷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额外必要条件，是在体制改革、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等常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手段之外的“附加”手段。要以“十二五”规划制定为契机，统筹跨越“赶超陷阱”的战略选择。首先要将赶超与总量位次问题定格在经济层面，弱化“赶超陷阱”形成的外部环境。其次要逐步改变“赶超”模式对体制和政策的长期扭曲，着力构建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体制保障。“十二五”时期要切实加快自主创新和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动态优化，为顺利跨越“中上等收入陷阱”创造必要条件。

    如果在若干年之后以历史的眼光向后看的话，也许可以发现20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历史性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000美圆，实现了从中下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超二赶一”和人均水平“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在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也使得我们来到了“追赶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两大陷阱的挑战面前。能否顺利跨越“追赶陷阱”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从经济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跨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内外部重要挑战。

    一、总量“超二赶一”与人均“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及相关陷阱

    最近几年，我们谈论比较多的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毫无疑问，这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史表明，虽然许多国家能够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余大多数国家先后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困境，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一些拉美国家早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后来并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主要的变化只是从原来的中下等收入阶段推进到了中上等收入阶段，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又被不严格地称为“拉美陷阱”。就实质而言，由于大部分国家是在中上收入阶段逐渐放慢了经济增长速度，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应该叫做“中上等收入陷阱”。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均水平持续提高。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4000美圆，实现了从中下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进入到了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推进的起始阶段。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战略任务。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挑战也已悄悄来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追赶陷阱”或“超二赶一陷阱”。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经济发展遭遇了三个“不期而遇”。一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不期而遇，二是我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变化、尤其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与汇率变化的不期而遇，三是经济总量位次“超二赶一”与人均水平“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第一个“不期而遇”致使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可持续发展问题进一步凸现；第二个“不期而遇”使我们原有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模式遭遇严峻挑战，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历史压力和再造比较优势、转换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历史使命；第三个“不期而遇”使我国的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面临跨越“赶超陷阱”的压力和实现从大国变强国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我们已经对第一个“不期而遇”有所准备，对第二个“不期而遇”也已做了一些准备的话，那么我们对第三个“不期而遇”虽然已经有所感觉，但缺乏充分清醒的认识和认真足够的准备。

    实际上，我们对第三个“不期而遇”的冲击与“赶超”面临的特殊挑战既不完全陌生，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从我国自身经验来看，2005年以来，在我国经济总量相继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之后，这些国家均经历了对我态度的非理性与情绪化反应，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北京奥运大大出人预料的不友好态度上。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超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多的只是统计意义，而不是实际意义，但“超二”现实带来的“赶一”预期引发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化反应，并将不可避免地得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甚至难以预料的经济与非经济冲击，干扰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可以想象的是在今后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新近被我们赶超的国家将进入前几年欧洲式的情绪化反应中。不仅如此，虽然一般认为我国经济总量赶上跃居世界第一将在2020年之后，但下一个被赶超者的情绪化阶段不仅有可能大大提前，而且很可能出现更加强烈的反应。

    从历史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赶上先进国家，尤其是成为第二位次国家之后能否成为首位国家充满不确定性，挑战第一或双雄并起成功概率并不高。战后的苏联和日本都曾挑战美国的第一地位，但均没有成功。日本既是最新的案例，也是与我们最为接近的情形。日本经济总量在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进入的“超二赶一”的最后冲刺期，之后的70年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致有些学者认为两次石油危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对日本崛起强制收取的“买路费”。当然这些结论无从考证，很难证实或证伪，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的挑战及其严重后果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1980年代初期成为高收入国家，198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80年代后期经济总量接近美国，“日本可以说不”一时十分流行。随后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不断加剧，最终在美国建议下日圆急剧升值，加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失当，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并由此终止了日本的长期经济增长，陷入了所谓的“失去十年或二十年”。日本1956-1973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1%，1974-1990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4.2%，1991-2009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为0.9%，呈现明显的台阶式下降趋势。如果从新进入者与在位者的博奕角度来看，这种困境可以称为“赶超陷阱”，只不过这是一种高水平的陷阱，在日本表现为高收入阶段的特殊陷阱。

    现在，与日本当年类似的情形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能否跨越“赶超陷阱”，避免日本式的长期萧条甚至停滞，有可能成为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挑战。不仅如此，由于总量“超二赶一”和人均“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使得在日本表现为高收入阶段的特殊陷阱在我国成为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陷阱，致使我国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环境比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复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和风险更大。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我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之后超过美国，不考虑汇率升值因素，我国202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才能达到5000美圆（2000年美圆），考虑到汇率升值因素的情况下，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时间也许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接近。虽然如此，我国人均仍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说日本当年与美国的“总量比较”是一个青年人与中年人之间的“比试”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与美国之间的“总量比较”则属于青少年与中年人之间的“比试”。我们在人均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被领导性国家视为“竞争者”，而处于过早地被关注、被防范甚至被堵截、被遏制的被动境地。我们不仅要克服其他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所遇到的一般困难和挑战，还将不得不遭遇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没有遇到的特殊困难和挑战，即来自已经和即将被我们赶超的国家的各种摩擦和阻力——包括已经和即将被我国超越的国家“保持领先或领导地位”的努力无疑将给我们带来更加严峻的直接摩擦及其刻意扶持和培育的竞争对手给我们的竞争压力。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跨越“赶超陷阱”能否成功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功。如果能够顺利实现“超二赶一”，则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如果由于前堵后追等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超二赶一”整体进程被延迟，则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必将加大。因此，防止陷入“超二赶一”和“中等收入”两大陷阱，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避免日本式“赶超陷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附加条件

    已有的研究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大致包括社会问题、产业结构升级障碍、过度依赖外需市场，以及开放带来的外部风险等。有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失败，有些学者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则强调内需不足、外需依赖的影响。我们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源泉，不同的发展阶段推进过程实际上是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转换过程，如果在原有的旧的动力源泉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源泉，则必然陷入某种形式的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陷阱之一，就其实质而论是中等收入阶段的动力源泉接替和动力机制转换陷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初的资源禀赋优势、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吸引的外资等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主要依靠政府公共投资支撑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从低收入到中下等收入的推进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投资驱动作用。外资一般与本国的资源禀赋等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在一些成功实现跨越的国家外资主要通过与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实现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所能够依赖的因素越来越少，经济发展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一方面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构建新的增长源泉和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再次转换。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国内市场发育，实现从出口导向、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内生增长的转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向高收入阶段推进。如果不能在产业结构升级或国内市场扩张等方面有所突破，在原有的劳动力等资源禀赋优势逐渐消失之后，经济发展动力将趋于减弱而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实现从中等收入或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战后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仅有的两个规模较大的东亚国家——日本和韩国基本上沿着资本深化与技术创新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途径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正因为如此，资本深化与技术创新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被东亚学者所强调。

    就我国现实而言，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其决定的长期发展动力机制来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主要依靠“体制红利”和“人口红利”来推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依靠体制红利——即改革所释放的被传统体制压抑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90年代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则越来越多地依靠“人口红利”——将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与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等优势结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被认为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加入第三次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特征。危机以来出现“民工荒”和工资上涨风潮，表明人口红利空间必将越来越小，长远发展需要也只能越来越依靠“创新红利”，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发展动力转换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推动资本深化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势在必行。这既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被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重要教训。

    从生产要素报酬决定机制及其决定的需求结构和短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趋于下降，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净出口贡献率虽然危机前几年明显上升但长期来看持续波动。在世界经济调整、外需规模有所萎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无论是短期经济恢复还是长期可持续发展，将不得不也只能主要依靠内需。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政策基本完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高峰，2003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基本完成了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将完成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框架，预计“十二五”时期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潮可能基本完成，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在外需和投资需求动力逐渐减弱的背景下，构建以消费为主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再次转换十分重要。短期内扩大内需需要在优化投资结构、稳定投资需求的同时不断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则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努力方向。实际上，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必要条件，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

    如果我国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和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存在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区别。一方面，虽然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出口导向模式而与美国发生了持续的激烈摩擦，韩国在90年代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但总体来看，日本和韩国两个仅有的成功跨越的较大经济体的跨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怀抱里实现的，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至少是相对友好和宽松的环境里实现的。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背景等复杂原因，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信任鸿沟，可以预期中国的跨越过程不会过于顺利。另一方面，日本是在实现了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跨越，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才进入总量“赶超”美国阶段的，而我国可能需要先在总量上赶上美国的同时或稍微偏后才能成为人均高收入国家。目前的情况是我国在人均水平4000美圆的较低收入阶段即进入了总量“超二赶一”阶段，致使中国过早被美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挑战者，美国保持世界第一地位的努力，不仅将对中国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制造障碍和摩擦，长期来看可能将致力于将中国锁定在“二流”国家行列。因此，对中国而言避免日本式“赶超陷阱”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额外”任务，是在体制改革、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等常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手段之外的“附加”手段。如果说对日本和韩国等在美国怀抱里的国家来说，通过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单一途径即可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在加快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形成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机制则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抉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三、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从历史高度统筹跨越“赶超陷阱”战略

    预计新近被我们赶超的国家的情绪化反应有可能在“十二五”时期达到顶峰，下一个被赶超者的情绪化阶段有可能提前到“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可以想象，“十二五”时期，虽然我们发展的前景越来越乐观，但发展的道路有可能越来越曲折。因此，“十二五”时期不仅是我国体制转型最为关键的攻坚期，同时也是我国“赶超”发展的最为敏感的冲刺期。“十二五”时期的发展不仅关乎2011-2015年五年期间的阶段性发展，也决定了今后10-20年的长远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国中上等收入阶段以及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的整个赶超阶段的战略发展。“十二五”规划无论是作为后危机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还是作为我国中等收入关键阶段和总量“超二赶一”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均具有其他五年规划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十二五”规划将不仅是一个发展规划，也将是一个赶超和跨越规划，更应是一个改革和转型规划。要以“十二五”规划制定为契机，研究统筹跨越“赶超陷阱”的战略选择。

    在价值观与方法论层面，要从长远战略高度将赶超与总量位次问题定格在经济层面，弱化“赶超陷阱”形成的外部环境。风物长宜放眼量。经济总量位次变化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有可能催生赶超者的自满和自大意识，强化被赶超者的忧患和防范意识，被赶超者有可能“上纲上线”，将其放大为超经济问题。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从人民币汇率到环中国海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有关国家也许已经将此问题扩大化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兵伐谋。我们要创造性地运用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尽最大可能去除被附加在总量问题的其他衍生意义，将其还原、回归为经济问题。首先自己要客观认识总量变化和人均水平和美国之间的巨大差距。不要过度渲染，不能过分高估我国的总量水平，要清醒地认识我们在人均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其次要重视国际公关和国家形象完善。我们不必刻意迎合西方世界，但需要以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宣传自己，要以和平远行的“郑和”来突出我国主体民族性与和文化特征，推动和谐世界理念深入人心。再次要以合作而不是竞争、和解而不是清算的态度对待美国和西方世界。美国少壮得志、年轻气盛，缺乏历史积淀的文化底蕴和经由挫折迩来的历史眼光，从英国继承而来的多是侵略与霸权，而不是和平与共赢理念。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和道德的高度、从全球化合作共赢的角度对其适当引导，而不是激发并强化其负面作为。从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来看，近代历史始终我们心中绕不开的结。在我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情况下，一方面西方会因为我们的快速发展而感觉其优越感和自尊心受到一定震撼和冲击，另一方面会因为历史问题尚未道歉与伏法而“做贼心虚”处于矛盾之中。虽然我们从法律和道义上有理由清算历史，但在加害者已经成为历史的情况下，跨代清算有可能产生新的猜忌甚至仇恨，不仅不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反而正中希望阻碍中国发展的国家之下怀。因此，至少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我们以豁达和释然的姿态，以和解而不是清算的态度对待近代历史和西方世界，将其历史原罪感促生为歉意、真诚与合作，而不是防范和新的矛盾与冲突。

    在体制与战略层面，要逐步改变“赶超”模式对体制和政策的长期扭曲，着力构建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体制保障。以非均衡、非协调、非常规为基本特征的赶超模式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不得已的选择，对于打破低水平陷阱，实现迅速经济起飞十分重要和必要。但非均衡、非协调、非常规战略以一定程度的体制扭曲和政策倾斜为前提条件，长此以往必然对长期持续发展本身构成一定的制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赶超模式实际上是短期急速发展与长期持续发展的选择问题。在我们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跨上中上等收入的情况下，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继续赶超，但主要是对自己的再次超越，以不断提高人均发展水平。同时也需要对以前明显扭曲的体制和政策进行适当的纠正，以增加体制的健全性和政策的全面性，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此，一方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完善资源配置模式。要合理确定政府职能，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减少在市场可以有效运转的领域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建设“市场促进型”政府。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健全经济增长源泉，完善长期发展动力机制，有利于经济发展动力动态优化和持续转换的体制环境。

    在现实操作层面，“十二五”时期要切实推动自主创新和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动态优化，为顺利跨越中上等收入陷阱创造条件。一方面要以劳动力供求与比较优势变化为契机，通过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改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另一方面顺应世界经济调整趋势，以收入分配调整推动需求结构优化调整，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在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要建立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提高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消费必须在稳定现有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消费热点回升，并不断拓展消费空间，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推动形成内需导向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体制“转型”和“赶超”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作为后危机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还是作为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关键阶段和总量“超二赶一”敏感阶段的长期规划，“十二五”规划均具有其他五年规划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十二五”规划将不仅是发展规划，也将是赶超规划，更应是转型和改革规划。“十二五”时期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不仅对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健全金融体系自身十分重要，也对我国经济转型和赶超发展关系重大，影响深远。

一、金融体系发展转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需要

    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来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前途无疑更加光明，但道路必将更加曲折，内外部“两大陷阱”的挑战很可能摆在我们面前。对外跨越“赶超第一陷阱”，实现从经济大国向领导性强国的飞跃；对内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挤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展和效果。无论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是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等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来看，金融体系都应该也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灵魂”的具体体现，金融体系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机制，金融业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重要的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决定性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金融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支柱，既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内容，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因此，“十二五”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离不开金融体系创新的有力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形成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金融体系基本框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但总体来看，现阶段金融体系仍然属于结构欠合理、功能不完善、以大中型银行为主的不发达金融体系，金融发展相对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既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也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尤其是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创新创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体制缺陷。不仅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利于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反而还对区域经济结构和城乡结构产生了非市场性的逆向调节，改革完善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总体来看，健全金融体系、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及产品与服务创新是现阶段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三大任务。“十五”时期围绕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外部冲击，我们主要致力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微观体制改革”，解决了微观体制存在的内在缺陷，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对外竞争力。“十一五”时期主要致力于提高金融结构的对内服务能力，围绕改进金融服务，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及其对金融服务需求的不断扩大，金融体系创新与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制改革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越来越突出。“十二五”时期，客观上需要在进一步完善微观体制，加快产品创新的基础上，着力推动金融体系“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为此，要不失时机地将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工作的重心从微观层次的金融改革转向宏观层次的金融发展方面来，加快健全国家整体金融体系、完善金融服务功能。

    “十二五”时期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不仅要考虑金融机构自身的需要，更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综合权衡金融服务需求方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利益与需要，结合金融危机以来对金融管理体制的反思，对现阶段金融改革与发展思路进行必要的调整。为了适应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变化的需要，要以金融发展为中心，统筹安排金融改革、发展、开放和监管等各项工作，把改进对国内企业和公众的基本金融服务放到更加优先的地位，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金融体系。金融发展要重点推动金融体系“五大发展转型”及不发达地区金融服务网络体系和政策性金融体系“两大重建”，金融改革要着力推动汇率形成机制和金融监管体制等“两大改革”，同时稳步推进国内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内以金融体系发展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对外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带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机构走出去，加快形成结构健全、功能完善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体系，逐步实现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向银行、证券市场和创业资本等并重、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结合的金融体系转变，以及从主要服务国内经济的封闭金融服务体系向支持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开放金融体系转变。

二、加快推进金融体系发展健全，实现金融体系渐进转型

    “十二五”时期的金融发展，要以金融体系“五大发展转型”为重点，推动金融体系健全完善，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创造必要条件。

    （一）加快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推动从大银行为主向大中小共生并存多层次多元化银行体系转变，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可以为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初中级阶段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推进阶段，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十分必要。但美国次贷危机不能不引发我们对“大而不能倒”银行体制问题的反思。为了克服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不利于改进对中小企业、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风险纵向集中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放大作用、以及对区域不平衡的逆调节等副作用，必须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地方性信贷服务机构，尤其是既不为地方政府也不为大型金融机构所控制、既不存在被动放款压力也不存在资金大量外调渠道、完全独立自主的真正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健全大中小共生并存多层次多元化银行体系，促进银行业有效竞争，为促进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调整优化和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二）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从传统金融体系向创新金融体系的转变，促进创新驱动机智形成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外经验表明，创业投资、创业板等新兴证券市场有利于推动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时期要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契机，加快发展以创业投资和新兴证券市场为主的创新金融体系。要大力发展以创业投资为主的创新金融体系。要大力发展包括天使资本、种子基金、引导基金等在内的多种形式创业投资基金，促进市场性创业资本市场发展，为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要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证券交易平台体系。要在进一步健全主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同时，积极探索发展地方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和初级性质的证券交易市场。要有选择的开放地方性的柜台市场，在地方产权交易所市场基础上探索发展区域性初级交易所市场，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

    （三）探索发展地方公共机构债券，推动从工业化金融体系向工业化、城市化金融体系结合的转变，为城市化进程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如果说银行和股票市场是推动工业化的重要金融支持平台的话，那么债券市场尤其是地方债券市场将是支持城市化的重要平台。通过长期债券为地方公共机构进行融资，既可以解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也有助于将多代人使用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进行隔代分担。我国相对规范的城市化金融支持体系并未形成，由此形成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极度依赖，将本来几代人分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压在了当代人的房价上，造成住房价格奔腾式上涨和住房市场扭曲发展。“十二五”时期，必须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制度，为地方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正常融资需求提供相对规范的融资渠道。可以借鉴澳大利亚联邦代发地方债券和地方国库部公司债券以及美国等国市政债券的经验，在规范现有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债券的基础上，发展相对规范的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收入债券。同时，进一步探索以“中央代发”模式发展地方一般责任债券，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健全债券市场体系，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均衡发展。

    （四）积极发展消费者金融服务，推动从以生产者金融服务为主向生产者、消费者金融服务协调发展的转变，促进消费升级、内需扩大和内生增长机制形成。我国现行金融体系基本上以生产者金融服务为主，消费者金融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十二五”时期，为了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有必要进一步发展消费者金融服务。房地产行业是为数不多的对金融服务需求比较强、且能够同时促进生产者金融服务和消费者金融服务均衡发展的行业，应该成为消费者金融服务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了改变我国金融界近年来出现的忽视住房信贷风险、过度发展住房投机信贷现象，促进房地产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一方面要坚持审慎原则，对风险科学评估，谨慎放贷，合理计提准备金，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房地产金融创新，积极探索住房信贷的新形式，设计针对房地产价格变化的各种信贷产品，在注意防范和化解可能的金融风险的同时满足不同消费需求。

    （五）加快发展涉外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从封闭金融体系向开放以至国际金融体系的转变，促进我国经济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是相对封闭的国内金融体系，服务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金融服务相对不足。“十二五”时期，随着世界经济调整、国际经济格局和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我国将进入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阶段，必然要求本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跟进服务。加快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对外金融服务从贸易金融服务向投资金融服务的转变，以及金融机构走出去从服务移民向服务企业和投资者走出去的转变。

二、推动不发达地区金融服务网络和政策性金融体系重建，加快国内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二五”时期，要切实推进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等金融服务网络和政策性金融体系重建，同时要积极推动国内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重构中西部和农村地区金融体系，均衡配置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减少、金融服务“退化”导致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等基本金融服务缺位，加上金融资源配置一直存在的向沿海发达地区倾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乡和区域差距。“十二五”时期，加快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以至建设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加快中西部和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步伐，推动中西部和农村金融体系重建。

一要重新构建农村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金融服务体系，促进金融基本金融服务均等化。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服务网络恢复重建，改变不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位问题。要大力发展真正适应不发达地区需要的多种形式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服务机构，同时要探索发展地方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和初级性质的证券交易市场。

二要调整优化金融服务设施布局，促进西部民族边疆地区金融发展。要围绕区域地方金融发展，调整优化金融市场平台和基础设施布局，改变金融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严重不均衡现象。尤其要考虑西部民族边疆地区的特殊需要，适当加快当地金融发展，构建区域经济发展高地，将民族边疆地区建设成为周边地区跨国经济金融中心，以我们的经济吸引力抵消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力。可考虑在与东部地区交易所市场存在遥远距离、较大时差和语言差异的边疆民族地区建立能够辐射周边国家的农产品和矿产品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平台，并以此为依托逐步建设区域经济金融中心。

    （二）重建政策性金融体系，推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调发展。随着我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推进和基础产业快速发展，原有政策性银行的历史性任务已经完成。如同国有银行西部地区分支机构撤退在健全了银行自身管理体制的同时，导致不发达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制度性倒退一样，近年来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的倒退，建立新的政策性银行十分必要。“十二五”时期要对政策性金融体系重新进行审视和设计，推动政策性金融体系发展和重建，以期形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际经济地位变化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一要探索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发展银行。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既是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也是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近年来试图在原有体系基础上通过修补方式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表明探索新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势在必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探索发展政策性的中小企业发展银行十分必要，“十二五”时期可由中央财政出资探索建立全国性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也可通过中央财政参股方式与相关地方共同建立区域性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并鼓励地方建立地方性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同时，要积极推动地方性、区域性政策性贷款担保机构发展。

    二要探索发展政策性对外贸易和投资金融服务机构。为了有力支持我国出口导向战略升级和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需要探索发展新的对外金融服务机构。可考虑在政策性进出口银行现有业务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为企业“走出去”投资提供贷款等跟进服务，发展主要服务商品和资本输出的政策性国际开发银行。

    三要发展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服务不仅包括政策性银行等传统形式，也需要发展政策性投资机构、政策性保险等。要配合自主创新和创业资本发展，应该进一步发展主要服务包括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在内的成长性企业的政策性创业投资机构。尤其要大力发展财政出资的政策性引导基金和政策性种子基金，包括中央与地方共同建立区域性的引导基金和行业性的政策性种子基金。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探索发展包括农业保险、巨灾保险以及对外贸易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服务体系。

    （三）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内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合理配置各个金融中心分工定位，形成不同金融中心错位发展、良性互动格局。

——按照“先国内、后国际”战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过去内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度考虑和强调对外服务功能设计，而对对内服务功能的开发和提升重视不够。必须认识到，以资源配置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是在货币国际化背景下由国内金融中心发展而来的，从国内金融中心做起、增强对本国经济的服务功能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至关关键的第一步。因此，内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正确处理功能定位和阶段任务，近期要进一步突出发展对内服务功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着力制度和市场基础构造，进一步强化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服务功能，加快经济金融改革发展和金融创新步伐，推动国内经济转型与发展。

    ——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推动香港金融中心转型。香港金融中心要抓住机遇，以人民币离岸业务为依托，推动人民币境外业务中心建设，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过程中实现自身新的发展。要通过实施“北上南下”战略，一方面进一步分享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巩固和提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展在东南亚的腹地，建立新的腹地范围和市场基础，进一步强化中心功能，实现从区域性金融中心向全球性金融中心过渡。

三、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金融运行机制和监管体系

    “十二五”时期的金融改革，要以汇率形成机制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形成健全完善的金融运行机制和监管体系。

    （一）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区域化。要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核心，推动汇率——利率形成机制联动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等相关配套改革。

    一要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汇率制度改革既不能操之过急以免造成大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和外需下降而人为中断。要根据我国经济景气状况和产业承受能力，合理安排汇率改革的步骤和阶段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稳步推进。要循序渐进地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

    二要进一步深化利率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利率形成机制。要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增强基准利率的定价功能和调控作用。要稳步推进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改革，探索贷款利率浮动制度，积极推进利率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要积极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要顺应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货币体系变化趋势，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要在稳步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同时，要大力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发展。要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

    （二）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显示了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十二五”时期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从制度层面处理好金融稳定与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与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以及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责划分等三大关系。

    一要处理好金融稳定与金融创新以及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的关系。要抓住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反思与改革的重要机遇，进一步改革完善监管体制，尤其要解决金融监管协调问题。从我国现阶段实际来看，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继续实行分业经营，但考虑到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不仅十分必要，且时机也已成熟。“十二五”时期，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结构。同时，要借鉴近期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关系调整的做法，进一步理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建立有效的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协调机制。

    二要处理好金融监管与国有金融资产（资本）管理的关系。国有或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占主导地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也由此带来了作为资产所有者的管理与结构性、审慎性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金融监管与金融资产管理混淆导致的内幕操作等严重不规范现象，规范国有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保障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十二五”时期必须彻底理顺金融监管与国有金融资产（资本）管理的关系，成立不同于一般竞争行业国有资产管理的专业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同时剥离金融监管机构的人事任免等属于所有者而非监管者的权利，使监管机构与利益彻底分离，为监管部门公平、公正、公开执法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

    三要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权限，完善中央——地方双层监管模式。为了改变中央与地方的监管权利与责任不对称格局，解决全国性金融机构地方分支对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抽出”加大地方金融服务和经济发展差距等问题，要结合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对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监管权限进行必要的重新划分，使监管权责基本对称。可考虑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地方营业分支的牌照发放权进行必要分割，中央拥有新设审批权，地方拥有入驻审批权，形成纵横结合、以纵为主的双层监管模式。同时可考虑将金融机构地方营业机构的营业税作为县市税收，由驻地根据金融服务状况决定是否进行优惠，以保证地方金融资源不被过度抽出，保障不发展地区金融服务基本权利。

    经济发展方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系由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发展而来。经济增长方式是产生于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我国借鉴并沿用至今的概念。西方经济学中与经济增长方式相近的概念是经济增长源泉和经济增长机制。经济发展方式是针对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与主要问题，在原来使用的经济增长方式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发展模式（或增长模式）、战略模式等相关范畴之后创制的新概念，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决策层的集成创新成果。经济发展方式比经济发展模式更能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机制和问题，是比经济发展模式更适用的概念。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向经济发展方式概念的转变，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演化的路径基本吻合，反映了我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问题理解和工作思路的深化历程，可以更加有效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工作。

    一、从战略高度认识转型期尤其是“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以及国际分工体系发展的重要历史性事件，同样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危机期间恰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大关，进入中上收入国家阶段的历史阶段。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将迎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时刻。人均和总量指标的双重变化，一方面标志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已经来到了严峻的考验面前。一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挑战甚至陷阱。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我国要素禀赋将发生重大变化、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越来越严峻，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难以支持持续快速增长，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挤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内部挑战。二是要跨越“总量超二赶一”的挑战甚至陷阱。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将不可避免地重新调整，我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无疑将更加光明，但道路也将更加曲折。已经和即将被我国超越的国家“保持领先或领导地位”的努力无疑将给我们带来更加严峻的竞争压力，能否跨越“赶超第一陷阱”，实现从经济总量大国向领导性强国的跨越，将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外部挑战。

    由于总量“跨三进二”和中高收入阶段的不期而遇，使得我国中等收入阶段与其他国家中等收入阶段相比更加复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和风险更大。总量“跨三进二”虽然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多的只有统计意义，而不具有太多实际意义。但“跨三进二”提前出现带来的“超二赶一”预期，引发了外部世界利益相关者的忧患意识和防范意识，这将不可避免地得我们带来一系列甚至难以预料的经济和非经济冲击，有意无意干扰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跨越“超二赶一陷阱”能否成功将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功。如果顺利实现“超二赶一”进程，则将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由于前堵后追等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超二赶一”进程大大延迟，则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必将加大。而能否顺利跨越“两大陷阱”，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和效果。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应对危机的客观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需要，更是跨越“赶超第一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和世界主要领导性国家的历史要求。

    经济发展方式是受经济发展阶段、体制背景、资源禀赋以及发展战略、政策措施等主客观因素影响的长期复杂过程。作为渐进性的历史过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贯穿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整个过程。作为可以人为推进的突变过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战略性转变需要在我国赶超阶段取得突破性进展。“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体制转型和赶超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二五”时期的发展不仅关乎未来五年的阶段性发展，也决定了今后一二十年的长远发展，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国中等收入阶段以及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整个赶超阶段的战略发展。无论是作为后危机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还是作为我国中等收入关键阶段和总量“超二赶一”敏感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均具有其他五年规划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十二五”规划将不仅是一个发展规划，也将是一个赶超规划，更应是一个转型规划。“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展和效果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整个赶超期的经济发展质量。因此，“十二五”时期不仅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也要为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作必要条件奠定良好基础。

    二、体制转型与赶超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的战略任务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社会进步与社会公平以及环境改善等多个层次的丰富内涵。由于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技术创新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体制改革及实现社会发展与公平等的平行推进或简单加总。经济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是发展方式的客观结果和表现形式，体制和技术则是相对内在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体制和技术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优化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以及相关的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间”目标，而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则是经济结构调整进而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因素和保障安排。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战略抓手和基本推进途径，而技术创新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关键和技术保障，体制变革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核心、推进主线和制度保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是加快技术自主创新，核心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增长）经济学理论中的增长模式、发展模式或战略模式等概念比较接近，但又不完全等同。发展模式通常是通过国别经济比较，总结归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主要特征的概念；而我国当前使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则是基于我国现实问题的概念，主要涉及发展动力、发展机制等内容。相对而言，发展模式是比较导向的概括性、描述性概念，相对难以政策化并加以操作。而发展方式则是问题导向的分析性、解构性范畴，可以分解为决策机制、动力机制以及发展绩效等方面内容，既能够深入到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又具备了更多可操作性。总体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与赶超期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的战略任务包括：

一是转变资源配置模式、完善经济发展机制。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要致力于促进市场发育，为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减少在市场可以有效运转的领域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完善短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调整优化需求、扩大内需结构不仅是我国应对危机的短期需要，也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应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短期内扩大内需只能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同时适度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则需要也应该把加快消费升级、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主要努力方向，同时要致力于投资结构调整优化，将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应该作为中长期扩大投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的重点。

三要加快技术创新，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供给结构、完善长期发展动力机制，逐步改善我国国际分工地位。必须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形成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良好机制。要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生产供给结构、完善长期发展动力机制。推动劳动力密集性产业转型，发展劳动—技术—资本结合型产业，形成动态优化的产业结构和长期发展动力。

四要完善要素报酬决定与收入分配机制，推动需求结构优化和社会公平。要建立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在确保国家对国有资源收益基础上适当降低宏观税负，健全收入分配调节税制。同时要运用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时减轻居民社保缴费负担，提高可支配收入。

五要优化内外、区域和城乡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内外、区域和城乡结构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的集中表现。围绕内外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

六要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持续性。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能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产业向绿色环保产业转变十分重要，应该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任务与重点

    “十二五”时期，在世界经济调整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大背景，以及我国劳动力优势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变化的内在约束下，应该根据轻重缓急有重点、分阶段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一）提高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推动城乡消费升级和需求结构优化

    要在稳定现有消费需求的同时，逐步拓展消费空间，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近期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城镇的住房、汽车、通讯、旅游休闲等热点消费，同时推广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家电普及和电脑推广等，推动城乡低收入家庭消费升级换代。中长期来看，要在稳定城镇居民住行等消费的基础上，提高提高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改变消费预期、降低消费成本等手段，进一步拓展旅游、休闲、健身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1、稳步推进城镇住行相关消费和家电电子产品消费升级换代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将逐步提高，消费需求将持续保持稳定上升趋势，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将逐步从小众消费发展成为大众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从现阶段中国消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居民在完成了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的过渡之后，正处于住行消费的推广阶段和家电消费升级换代时期。

    2、扩大“家电下乡”和“电脑下乡”推动农村电器电子产品消费

    农村居民收入已经提高到了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镇发生的家电和通讯消费革命将在农村地区以略为缓慢的速度复制。在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推动下，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住宅建设热潮已经过去，已经或即将迎来家电消费的普及热潮和电脑等通讯产品的推广大潮，要通过“家电下乡”和“电脑下乡”推动农村电器电子产品消费。

    （二）着力推动出口导向模式升级与转型，调整优化“外供”结构

    短期来看，一方面我们对外部的需求依赖暂时改变不了，另一方面外部对我们的供给依赖暂时也解决不了。但长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外需过渡依赖，同时我国资源禀赋尤其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也将有助于改变外需依赖。

    1、调整贸易政策，着力改变外需依赖与过度外供。要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调整和完善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进一步改革国内资源、能源产品价格，促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向合理均衡水平回归，将政策性过度出口外供和政策性顺差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2、顺应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推动“商品输出”升级。民工荒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出口产业到了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要切实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推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逐步实现从替代新兴市场国家产品向逐步替代新兴工业化和工业化国家产品的跨越与过渡。

    3、推动企业走出去，实现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要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投资，实现从单纯“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逐步实现资本项目从顺差向逆差的转变，通过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逆差组合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三）建立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生产要素报酬机制不是单纯的微观生产要素组合问题，表现在宏观上为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居民消费和需求结构优化，同时也关系社会公平。生产要素报酬机制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结果，也是需求结构合理化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不仅影响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也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和急迫任务。“十二五”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和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企业收入增长”，保障劳动者获得合理劳动报酬，分享经济增长收益的基本权益。

    （四）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为重点，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了应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及其带来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需要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供给结构、完善长期发展动力机制，进而改善国际分工定位。

    1、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动技术突破和新的竞争优势形成。危机尚未结束，但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竞争已经开始，主要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不仅包括对问题机构的救援措施，也包括刺激经济促进复苏的措施等应对危机的必要措施，更包括了提高长期竞争力、保持或谋求国际地位的重大长远措施。我国为了加速赶超、实现“弯道超车”，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我们认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战略性而不是新兴性。只有我们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努力可以率先突破，形成领先或主导优势并以此改变我们的分工地位的新兴产业才能称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要根据比较优势普遍发展新兴产业。第二步要在新兴产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培育战略性产业。根据未来技术变迁路径和国际市场需求变化趋势，选择一些赶超性比较好的产业加以重点扶持，培育出若干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体制红利”和“人口红利”转变到“创新红利”方面来。

    2、以发展现代服务业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十二五”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要进一步放松信息、金融等领域不必要的管制，促进社会资本进入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要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支持研究开发和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和城乡结构优化调整等，发展物流服务。要结合城乡消费升级，大力发展包括工业旅游在内的旅游服务业。

    （五）围绕扩大内需和农民工市民化，推动区域、城乡结构调整优化

    1、以扩大内需为依托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与服务外需产业的沿海和临港等布局特点不同，扩大内需意味着产业发展出现沿交通干线和大中城市及周边人口集中地区布局的新趋势，将为中西部地区加速发展、内陆中心城市“复兴”，从而区域经济统筹协调提供良好的机遇。与此同时，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将在促使单纯依靠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外资加工贸易从我国转移出去的同时，促进瞄准我国市场又依靠我国熟练劳动力的企业向接近市场地区转移。

    2、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中心推动城乡结构调整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劳务输出”而非“移民”方式向城镇和东部地区集中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重要原因。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化生产过程而没有纳入城市化进程，没有作为消费者参与到工业化的生产——消费循环流程中来，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加剧了国内消费不足与外需依赖，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既不利于消费扩大和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趋向合理，也不利于城乡结构特征和社会公平，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十二五”时期必须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为契机，大力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六）改革完善资源环境制度，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

    “十二五”期间必须推行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市场导向的资源价格机制，建立权责清晰的资源产权制度，构建合理有效的资源税费制度，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要本着“加法为主、减法为辅，增量快进，存量渐退”的原则，加快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新兴产业，通过新兴产能快速发展在市场竞争中逐步替代淘汰落后产能。

管理通胀预期、防范资产泡沫的关键是稳定房价

宋  立

摘  要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通胀压力及与此相关的资产价格上涨风险。我们认为，通胀压力主要来自通胀预期，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是抑制房价快速上涨引发的恐慌性预期。房价是当前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和资产泡沫形成的加速器，因此，控制房价是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整既是宏观调控和改善民生的客观需要，也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应该将稳定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和政策着力点，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必要的调控。国内外经济复苏进程加速为房地产市场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要从需求、供给和管制及改革方面多管齐下稳定住宅价格。需求管理政策十分必要但并不充分，供给管理比需求管理更根本因而更重要，必要的结构性管制措施也是稳定房价的重要手段，更是政府干预房价为数不多的着力点。以土地和财政体制为核心推动相关体制改革则是稳定住宅价格的根本举措。

    一、今年宏观经济主要矛盾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通货膨胀预期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已经稳定复苏，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已开始复苏，预计2010年仍将继续保持稳定复苏趋势。从影响短期均衡的三大需求角度来看，虽然受经济刺激计划完成情况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将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在收入下降和刺激政策作用递减背景下也将略有回落，但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外贸出口将明显恢复，由此带动经济增长速度将略高于2009年水平，预计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将在9.5%左右。虽然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和我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稳定恢复态势已经确立，民工荒的蔓延标志着失业状况没有预期严重，我国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将有可能在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方面。

    从价格稳定方面来看，2010年出现一定程度价格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大，出现温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一般在2%左右，新兴市场等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大多在3%左右。从理论上来说，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考虑到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对价格上升的可能影响，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在3～4%比较正常。消费价格指数在3～4%之内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只有当物价水平上涨高于4%以上时才可以认为出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习惯了90年代中期以来高增长、低价格环境的消费者对价格上涨比较敏感，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相对较低。近期3%以上的价格上涨虽然不能认为是通货膨胀，但却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预期，4～5%的温和通货膨胀水平短期内难以接受。据测算，2009年价格上涨对2010年价格水平的翘尾巴因素大致为1.4%，从供给角度来看，新涨价因素虽然存在但并不明显。综合影响国内均衡的基本面因素，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存在的，但并不足以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虽然季节性因素和气候变化叠加推动了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价格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且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气候因素在对副食品价格产生短期负面影响的同时，对未来粮食价格无疑将产生更大的有利影响，因此，实体经济层面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显著。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10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态势取决于货币信贷和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与输入性因素，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为了“保增长”而过多投入的货币信贷将产生一定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压力。根据我们的研究，2009年合理的信贷规模大约为8.6万亿，实际投放超过合意水平约1万亿元，2月份核心通胀率仅上涨0.4%，表明货币信贷超供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在一般商品市场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货币信贷过度供给难以独立诱发通货膨胀，其主要出口在于资产价格上升，实际上2009年下半年房价迅速上升已经部分吸收了信贷过度供给。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流动性，由于欧美商业银行信贷配给仍然存在，未进入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冲击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考虑到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加强以及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冲击国际期货市场的可能性要小于冲击领先复苏国家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因此，伴随世界经济复苏出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对我国形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的可能性虽然客观存在，但相对仍然比较有限，且冲击我国资本市场的概率要大于通过国际商品期货市场冲击我国实体经济的概率。如果没有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2010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将在2～3%之间，出现温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如果通货膨胀预期比较强烈，则有可能反作用于价格水平，形成现实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认为2010年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通货膨胀预期。

    二、通货膨胀预期将主要来自资产价格变化尤其是住宅价格上涨

    总体来看，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实体经济的总供求缺口，也不完全来自货币信贷的过度供给和国际市场价格变化，以及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冲击，而是来自通货膨胀预期主要是住宅价格上涨引发的恐慌性预期及其对货币信贷需求拉动性通货膨胀压力的放大对价格变化的反作用。

    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衣食类商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适应性预期。适应性预期是2009年底及近期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重要原因，未来将随供给改善和新粮上市逐步弱化。二是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所造成的理性预期。货币信贷因素是2003年以来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主要因素。在现阶段产能明显过剩的情况下，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预期并不足以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且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比较有限，即使引发现实通货膨胀也是可承受的温和通货膨胀。三是社会公众对作为消费升级主要对象的重要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所可能形成的恐慌性预期。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引发的抢购即出于对当时城市居民消费升级的主要对象——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价格上涨的恐慌性预期所致。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升级的关键对象——住宅价格前期快速上升，已经具备了形成恐慌性预期的基本条件。前期房价快速甚至奔腾式上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恐慌性预期并导致了预防性超购和恐慌性抢购等超前性购买需求。如果房价继续大幅度上涨，大规模的恐慌性预期和超前性购买将不可避免。四是非专业媒体渲染通货膨胀压力所造成的非理性预期。媒体渲染的通货膨胀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火上浇油，并不足以独立形成通货膨胀，需要与其他预期结合才能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力。因此，现阶段通货膨胀预期的核心和关键是重要商品价格过度上涨所带来的恐慌性预期。如果恐慌性预期得以缓解，则一方面适应性预期难以持续、理性预期将得以控制，另一方面非理性预期失去了依托，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目标可以实现。否则，一旦恐慌性预期形成并不断强化，不但适应性预期将持续存在、理性预期也将强化，非理性预期的放大作用将有效发挥出来，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反作用将得以实现。因此，通货膨胀预期尤其是恐慌性预期是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来源和关键性决定因素。

    据此，我们认为，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是稳定商品房价格，而稳定商品房价格的关键则是稳定处于领涨地位的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格。因为一线城市处于价格领袖地位，其房价由真实供求和投机双重因素决定，容易大起难以大落。投机因素决定了其大起的轻易性，而城市化和人口聚集方向所决定的真实供求因素则加大了其回落的难度。二三线城市住宅价格处于价格追随者地位，其价格形成由真实供求、投机、预期及比价等因素共同决定，尤其是受制于一线城市住宅价格走势的比价因素是二三线城市住宅价格追赶式、攀比式、排浪式上涨的重要推手。只要控制了一线城市住宅价格就基本控制了全国住宅价格，也就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预期。

不仅如此，稳定房价也是当前防范资产泡沫的核心。作为我国当前最主要的资产价格，房价是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或火车头。同时，作为外部性尤其是危害性最大的资产价格，房价也是当前资产泡沫形成的催化剂甚至加速器。虽然从理论上来说，资产价格是通货膨胀压力比较直接和合意的释放渠道，但通货膨胀压力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释放效果存在很大差别。在现阶段银行贷款过快增长、股票价格相对低迷的情况下，让股票价格指数呈现“慢牛”式上涨是既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利的。但商品房价格上涨尤其是过快上涨则不仅不必要，反而十分有害。通过股票市场释放通货膨胀压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而通过房地产市场释放通货膨胀压力则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控制资产价格、防范资产泡沫、优化资产配置结构的核心在于控制房价。

    三、国内外经济复苏进程加速为房地产市场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房地产行业被赋予了“保增长”主力的使命，国家出台了大量政策扶持房地产行业，始于2007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半途而止。2009年下半年以来，在房地产市场复苏的同时，住宅价格过快上涨，并引发了一定的通货膨胀预期甚至恐慌。当前的通货膨胀预期与其说是货币信贷过度供给的结果，不如说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所直接诱发的恐慌性预期所致。为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国家近期出台了的一系列房地产价格调控措施。但考虑到在公共投资计划基本完成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房地产拉动的依赖，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政策基本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既希望房价稳定或略有下降，又担心房价过度下降影响房地产业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复苏进程，陷入“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的忧虑陷阱。如果下一步住房价格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继续如一些房地产企业所预期的那样快速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预期，同样不利于经济稳定复苏。

    客观来看，政府公共投资是危机后经济复苏的第一波推动力，在制造业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原居增长速度排行榜第二位的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市场性推动力量和政府公共投资计划完成后的第二波增长动力。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及早复苏和稳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在此背景下不轻易对房地产采取调控措施也是必然的。但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并不意味着要保持房价的持续上升，房价持续上涨不仅对消费升级不利，对房地产行业自身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极为不利，并有可能影响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近年来房价大幅度上涨除了真实需求推动和投机性需求助涨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加速因素是房价奔腾式上涨趋势所形成的恐慌性预期。原本未来甚至下一代人的购房需求被迫提前消费，形成了强大的预防性超购和恐慌性抢购等超前性消费。如果房价进一步上涨，必将加剧消费者的恐慌性预期及超前性消费，一方面将与货币信贷过度供给及媒体渲染等相叠加，强化通胀预期并引发现实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将导致当前资产泡沫加剧和未来有效需求不足，为未来资产泡沫破灭甚至出现经济萧条埋下隐患，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和市场机制对房地产的强制性调整。不仅将使房地产陷入“大起大落”的非良性发展局面，也将破坏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使房价问题从短期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问题发展成为影响长期持续繁荣障碍。

  虽然房地产业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认为是重要的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房地产行业的恢复发展也被纳入了经济刺激计划的考虑之中，但房地产所涉及的却远远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和短期问题。如果房价继续快速上涨，不仅将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进程。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大部分居民正处于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需求的过渡过程中，改善型住房消费正在成为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升级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正如家电在80年代后期的地位一样，其重要性和敏感性不言而喻。与家电和衣食等消费不同的是，作为大额消费的住行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对价格大幅度变化比较敏感。如果房价大幅度上涨，将造成消费者的恐慌性预期及预防性的“超买”行为，与货币信贷过度供给及媒体渲染等相叠加，必将进一步强化通货膨胀预期并可能引发现实的通货膨胀预期。不仅如此，如果房价持续过度上涨，将导致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阶层改善住房的愿望难以实现、新进入工作岗位的80后、90后的住房问题难以解决，房价进而住房问题将从经济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从短期的通货膨胀压力问题发展成为具有长期影响的社会稳定问题。

    在外需较快恢复的情况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适当的调控既是必要的，也是十分可行的。由于房地产行业产业链条相对比较长、关联产业比较多，房地产市场的扭曲不仅扭曲房地产行业自身发展道路，也直接影响关联行业的健康发展。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整，既是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伴随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我国出口增长正在恢复之中，如果未来出口恢复形势比较好，客观上将降低房地产行业在推动经济复苏中的相对重要性。在给定经济增长目标的情况下，外需拉动和房地产拉动之间在具有一定的互替性质，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力度和进展将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和外需恢复情况。预计2010年我国出口有可能出现两位数的增长，外贸形势好转将使政府越来越可以摆脱所谓房地产调控“骑虎难下”的两难困境。在此背景下，对房地产进行深度调整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更是有利的。经济复苏状况越好，进一步调整房地产市场的可能性越大、条件越成熟。可以按照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需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整，完成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而被中断的调整，为房地产市场长期持续良性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四、从供求、管制和改革等方面多管齐下稳定住宅价格

今年虽然可能是危机以来形势最复杂的一年，国内外经济仍然面临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比较而言，对趋势的分析判断已经相对明确，宏观调控的关键已经不是对形势的判断，而是对调控对策的选择。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是防范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泡沫加剧。为此，不仅需要把稳定房价作为改善民生的措施，也应该作为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建议将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中间目标和重要政策着力点，通过稳定房价来稳定通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在此情况下，应该将稳定商品房价格作为各级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首要任务，从抑制投机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建立健全政府管制和深化相关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多管齐下进行必要调控。

    1、针对投机性购房的需求管理政策十分必要但远远不够

    现阶段的购房需求比较复杂，需求分类管理政策要区别对待。年轻人初次购房需求和中老年人改善型需求具有一定刚性，不能抑制也难以抑制。外地人口流入、投靠儿女养老等迁移性需求具有一定弹性，需求抑制政策具有一定效果，但既不符合经济发展需求也不符合和谐社会建设要求。高收入阶层的投资性需求及由此诱发的以“超买”为特征的预防型需求具有买涨不买落的投机性质，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言是一种干扰甚至破坏因素，应该作为需求抑制政策的目标对象。建议对初次购房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制定“最优惠”的支持政策，在公积金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和房屋相关税费方面给予进一步优惠。一般城市对外地人口流入、投靠儿女养老等迁移性购房需求可实行有限支持政策，一线大城市实行中性政策——既不过度鼓励，也不过度抑制。对投资性及预防型需求，无论城市大小均应实行“最严格”的抑制政策，包括限制公积金贷款，进一步提高银行贷款首付比例并实行歧视性贷款利率，以及率先开征物业税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需求管理政策虽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实行需求管理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供给管理政策。

    2、供给管理政策比需求管理政策更根本因而更加重要

    供给管理政策是解决初次购房需求和改善型需求，改善民生的根本举措，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供给管理政策要从土地管理、成本管理和生产企业支持等方面着手，努力提供有效供给。

    （1）土地管理政策。要按照城市化和人口迁移方向适当增加一线城市住宅建设用地。在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优化土地管理制度，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地区布局和用途结构。土地指标使用不能简单按照行政区来分配和平衡，而要根据人口城市化的方向和规模来进行必要的调整。

    （2）供给支持政策。要支持住房开发建设企业发展和供给增加。目前需要打压的是房价而不是房企，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支持住房开发建设企业扩大生产，增加供给和竞争。要在打击屯地、捂盘等行为的同时，支持住房开发建设企业的正常生产供给行为，优先满足流动资金贷款等生产性需求，进一步提高住房建设和有效供给能力。

    （3）成本公开政策。住宅成本公开是国外管理城市住房价格的重要措施。为了控制房价虚高和住房开发企业的超额利润，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商品房成本公开制度，提高住宅价格结构的透明度，为住宅价格过快上涨设立必要的玻璃墙或天花板。

    3、必要的结构性管制措施也是稳定商品房价格的重要内容

    政府对住宅市场的干预应该包括多个层次：一是直接提供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保障性住房。二是作为管制物品的管制性住房。三是对作为商品提供的完全商品房提供一般公共服务。其中，健全结构性管制是当前应该进一步加强的工作。结构性管制房是住宅需求分类管理的重要手段，要根据刚性需求、弹性需求和发展享受型需求的不同特点，对城市住宅区建设进行布局和结构优化，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结构性管制制度。交通干道沿线和其他公共交通方便区域应该建设成为以中小户型为主、主要供给主要初次购房者和改善型需求的上班者住宅区，交通干道沿线之间区域可以建设成为主要满足弹性需求的住宅区。别墅等富有阶层的享受型需求等应该安排在不需要公共交通的其他地区。要结合城市规划修编，对住宅区布局进行调整和规范，对主要公共交通沿线住宅面积、结构以及购买者资格进行一定规定。

    4、以财政体制为核心的相关改革是稳定住宅价格的制度保障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化以财政体制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要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安排，适当减少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同时，探索大中城市政府的债券融资制度，改善地方财政的总体收支状况，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同时，结合政绩考核体系改革，把住房改善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内容，把地方政府的关注点从卖地聚财转移到改善民生方面来。

宋  立

    摘  要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市场自发进行的适应性转变，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该在促进适应性转变提速的同时，着力推进战略性转变。考虑到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调整、应对气候变化和我国资源禀赋与环境的变化，应从需求结构与短期增长动力机制入手，着力推动长期发展动力机制转换、资源配置模式优化和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和整体优化。重点是推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转变和使用效率提高，改变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关键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转变和资源配置模式转变。

    一、经济发展方式含义及转变类型

    经济发展方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与发展经济学中的发展模式或战略模式等概念比较接近。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说，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制度变迁及技术进步等两个层次的内涵。经济发展不仅要实现持续快速经济增长，更要优化经济体制、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总量扩张的同时，实现发展质量提升和发展阶段深化，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等的协调互动。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既涉及经济增长方式，也涉及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变革和技术创新等内容，体制变革和技术创新既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内容，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经济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截面或侧面，经济发展在时间维度上总是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虽然早期发展经济学对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等问题讨论比较多，但复兴后的发展经济学则更多关注经济发展机制等制度层面的问题。相对而言，发展模式是概括性、描述性概念，相对难以政策化并加以操作。而发展机制则是分析性、解构性范畴，可以分解为决策机制、动力机制以及发展绩效等方面内容，既能够深入到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又具备了更多可操作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我们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既包括了发展模式等概念性内容，也包括了发展机制等机制设计内容，并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从资源配置模式和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经济结构等主要方面来理解。一是资源配置模式。即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还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配置资源，甚至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首要区别，也是转轨经济首先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二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使用效率与长期发展动力机制。即主要依靠生产因素的投入来推动的粗放式发展还是依靠生产要素利用率的提高和要素组合方式的改进来推动的集约式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是过去关注较多的主要模式。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一般被认为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而依靠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则被认为不具有长期性，甚至被认为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能源密集型产业/经济则是气候变化问题突出以来大家更关心的问题，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等成为长期发展的主流方向。三是需求结构与短期增长动力机制。经济增长是主要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拉动，还是依靠外部需求拉动。虽然传统发展经济学曾经深入地讨论过出口导向模式与进口替代模式问题，且并未对出口导向模式给予肯定，但东亚新兴工业化和先进新兴市场国家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奉行过出口导向模式，并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因此，出口导向模式成为后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意无意的重要选择。四是生产供给结构与国际分工定位。三次产业结构既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外在表现，也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特定表现。对封闭经济而言，生产供给结构是适应国内需求自发演进的结果，无所谓优劣之分或持续性问题。在开放经济中，供给结构是对国际范围内市场需求的适应，产业结构一个经济体既反映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竞争实力，也涉及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问题。五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区域）均衡性。非平衡增长模式曾经是早期发展经济学所主张的发展模式，在一些国家的发展实践过程中，非平衡或梯度推移既是政府有意的选择，也是自然推进的结果。但后来的发展经济学不再过分强调非平衡发展与增长，转而倡导尊重市场决定而非人为推动的非均衡发展模式、防止过度非均衡，同时，对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进行必要的分别，实行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则已经成为最新的发展趋势。六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持续性。从增长的极限和没有极限的增长的争论开始，可持续性一直是发展经济学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资源约束加剧、气候变化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更加迫切。

    经济发展模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原有体制背景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并主导，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现行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等具有一定主观性的现实因素的附加影响和边际调节，因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渐进性的自然历史过程，也可以是人为推进的突变过程。前者是在给定传统体制背景、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导向、现行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等约束条件下由市场推动的适应性转变，具有需求拉动型、自发性、渐进性、滞后性等特点，后者则是政府在发展战略、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有意安排或主动调整，从而在约束条件改变情况下由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具有供给推动型、强制性、突变性、超前性等特点。处于领跑地位的发达国家早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说基本上属于市场推动的适应性转变，而处于追赶地位的新兴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方式转变则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政府推动的战略性转变特点。

    二、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势在必行且初具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合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形成了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但受经济转型过程中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需求结构不合理，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导向模式；二是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的非市场性不平衡比较突出，包括政策体制在内的各种资源过度向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和出口贸易部门倾斜，形成城市和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市场性非均衡发展模式，城市与农村以及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差距逐步加大并持续存在，既不利于效率提高也有悖公平原则；三是技术进步尤其是自主创新的贡献相对不足，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推动的低成本扩张模式，同时，不顾资源环境代价，发展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形成对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发展模式的过度依赖，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四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充分，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对本来就存在的结构问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逆向调节，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一定的阻力。

    总体来看，我国发展方式相关的几个方面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势在必行。一是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调整和再平衡进程推进，国际市场需求总量及结构将发生一定的变化，出口导向模式尤其是依靠优惠政策支持出口导向模式将面临日益突出的需求约束。出口导向模式已经到达某种极限，不主动进行调整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内在问题和外部挑战。二是随着我国廉价劳动力供给优势和资源供给潜力的逐步变化，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发展的低成本扩张模式将不仅要面临外无市场容纳的严重挑战，也将面临内无资源支撑的极限状态。危机之后预期的严重失业问题并未出现，随之而来的民工荒标志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已经到了阶段性转折点。三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压力日益突出和迫切的背景下，国内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国外政治经济压力日益增加，依靠高消耗、高污染的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粗放式增长面临内外双重约束。

    相对而言，我国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条件。一是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消费已经开始从解决温饱的千、万元级生存性衣食消费向迈向小康的十万、百万元级发展型、享受型住行消费推进，大额消费从小众消费向大众消费推广，调整需求模式和生产供给模式具有了一定且将越来越扎实的基础。二是我国的资本短缺基本根本解决，并开始出现资本过剩（至少是资金过剩）特征，资本实力逐步增强，一方面可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替代原有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可以“走出去”进行投资，从商品输出模式向资本输出模式转变。三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与逐渐形成的资本优势结合，可以有力支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果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能够到位，市场导向的适应性转变提速条件越来越好，推动政府主导的战略性转变也能够取得大的成效。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与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客观因素有关，也与发展战略、体制安排、政策导向等主观性因素有关。如出口导向模式的形成既与我国现阶段大量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数量优势及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等有关，又与现阶段的赶超式发展战略、尤其是出口导向战略、现行汇率体制和资本项目管理体制及“贸易奖出限进、资本奖进限出”等政策取向有关。又如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则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供求状况、消费倾向等客观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税收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相关。低成本扩张及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过度发展，则既是现阶段劳动力优势和技术水平等的必然结果，也与资源环境制度不健全，财政体制不合理等体制和政策因素有关。同样，技术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管理粗放等既有一定客观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阶段体制和政策作用的结果。因此，特定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其调整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渐进过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受制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提高等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等主观努力。随着外部环境改变、经济发展深化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因素逐步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自发性、适应性和渐进性调整将不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可以也必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但影响发展方式的认识、战略、体制和政策等因素并不必然随着时间推移或市场化程度提高而自动调整，相反还将继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原有发展方式形成固化作用。因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进一步深化相关体制改革、调整发展观念、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转变发展方式，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市场化进程，为经济发展方式的适应性转变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通过约束条件改变来促进发展方式的适应性转变；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战略调整、体制改革和政策转变，主动推进发展方式的前瞻性、系统性和战略性转变。虽然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减缓或延缓发展方式不合理带来的问题的发作，但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只是扬汤止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深化改革、调整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办法。由于发展战略的调整需要体制机制的落实，而发展政策则是在特定的体制背景下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组合，因此，体制安排作为长期起作用的约束条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和变化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进行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联动调整。

    在世界经济调整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大背景，以及我国劳动力优势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变化的内在约束下，现阶段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应该着眼于长期发展动力机制转换、资源配置模式优化和持续均衡发展，从需求结构与短期增长动力机制入手，有重点、分阶段推进。其中，重点是推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转变和使用效率提高，改变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提高资本和技术要素的贡献率。关键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转变和资源配置模式转变。

    三、深化综合配套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

    体制改革既是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的应有内容，也是经济增长方式适应性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外部条件。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进行系统性的综合配套改革。系统性的综合配套改革不再是由相关部门各自按照本部门的工作需要和目标设想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而是按照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从全局和整体角度通盘设计，系统安排相关整体改革，由综合公共部门负责推进具有全局意义的重点改革，各部门负责职责范围内的相关配套性改革，避免部门推动改革中存在的避重就轻、相互扯皮等现象，切实发挥各项体制改革的合力作用。推进形成国内需求扩大和需求结构调整机制、低碳经济发展机制、产业结构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机制等有利于结构调整的良性机制。

    （1）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出口导向”模式，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推动需求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出口导向模式向内需主导模式转变。要进一步调整出口导向模式，实现进出口和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逐步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控制在零左右的小范围内，实现经济增长基本依靠内需拉动。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加快形成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逐步消除汇率作为贸易政策工具的功能，将汇率因素导致的贸易顺差缩小到最低限度。二要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调整“奖出限进”的顺差型贸易政策，逐步回归中性的外贸政策，以缩小贸易顺差规模、降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与产品出口。四要渐进调整引进外资政策，改变经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局面。特别要根据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及时调整加工贸易领域外资政策，减少加工贸易规模、降低加工贸易比例改善。五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调整“奖进限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推动企业和投资者走出去，改变资本项目长期顺差状况，形成资本项目逆差与贸易项目顺差组合，通过资本项目逆差来平衡贸易项目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六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与投资融资服务、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

    （2）深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消费相关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动形成内需导向的发展机制。促进消费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改变消费与投资的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促进需求结构的优化调整，最终形成依靠消费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一是建立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劳动者工资性收入不低于企业收入”的局面，持续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二是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要运用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时减轻居民社保缴费负担，以解除居民后顾之忧，增加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三是在确保国家对国有资源收入权益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宏观税负，特别要进一步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加居民税后收入。四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优化城乡消费环境，改善城乡消费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对私人消费具有引致和激发作用的政府公共消费。五要深化相关价格和收费改革，尤其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服务业价格与收费改革，降低消费成本。六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银行体系，稳步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发展消费信贷等消费者金融服务，为扩大消费提供金融支持。

    （3）调整优化产业政策，深化科技、教育体制和微观经济规制改革，形成自主创新发展机制，推动从低成本扩张模式向高附加值发展模式转变。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供给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从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集约式增长模式的转变。加快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同时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政策，要在优化传统的部门产业政策的同时，加大有利于促进研发和创新的横向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同时，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二要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在推动国有大型企业战略性调整的同时，进一步大力培育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共生并存、动态优化、充满活力的企业组织结构。三要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体制和政府规制改革，在可竞争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和升级。四要推进科技体制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逐步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要加大财政资金对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支持力度，进一步创新科研资助方式。要进一步深化企业化经营的科研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科研机构因改制而陷入的分散化倾向，增强内部团队联合攻关能力，健全外部协作机制。要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给予更加优惠的支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引导企业加强自主创新。五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要适应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要求，大力发展应用性人才培养，加强劳动力培训。要经验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改变高等学校科研活动与经济发展相对脱节以及科研经费严重浪费等问题，切实发挥高等院校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六要加快发展以创业投资和证券市场为主的创新金融体系，逐步实现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向以证券市场和创业资本等为主的直接金融体系过渡，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大力发展以创业投资为主的创新金融体系，为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提供便捷、高效、适用的金融服务。

    （4）推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变“高耗能、高污染”模式，形成以低碳经济和清洁发展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一要深化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完善资源产权所有制度。明确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合理分配政府间的资源收益分配关系。防止产权缺位造成的浪费和过度开采，以及政府间收益分配不合理所造成的道德风险等问题。进一步探索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完善资源交易制度。二要加快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健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探索建立能够有效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三要推动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完善资源税费制度。四要健全劳动者保护体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生产安全领域的社会性管制。健全劳动者工资报酬体系和福利待遇，结合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改变劳动报酬过度低压状况。五要健全资源环境税收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补偿机制。

    （5）改革土地、户籍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形成城乡及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机制。一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扫除城市化健康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中的制度障碍。二要深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相关体制改革，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人口向城市迁移创造必要条件。三要深化分税制改革、健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分工与均衡协调发展。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消除现行政绩考核体系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逆调节作用。五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建农村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发挥金融体系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中的应有作用。

（2009年11月初稿，2010年2月修改稿）

宋  立

    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周期性冲击，且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影响。刺激政策虽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不能象其他国家一样简单退出，而要调整转型并与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等对接，将经济复苏动力从当前的刺激政策推动逐渐转变成为依靠体制机制推动。因此，刺激政策退出方案应与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的一揽子方案通盘考虑，联动实施。在逐步调整减轻政策刺激力度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体制机制的内生动力作用，实现刺激政策的“渐进转型”退出和体制机制作用的接力转换，保持经济复苏的持续稳定。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障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以政策的灵活性与应变性来抑制通货膨胀预期压力和资产价格上涨。当前要特别关注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趋势，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造成经济复苏的反复。

    一、扩张政策渐进退出应与复苏动力机制转换联动实施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造成了比较大的短期波动，更在于对我国近年来逐步形成的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因此，促进经济复苏、保持平稳增长必须形成新的持续增长动力，实现动力机制转换。刺激政策的作用首先在于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抵消外需急剧下降的向下拉力，保持经济稳定。目前来看，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强力作用下，我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但仍然面临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要促进经济复苏并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在现有政策性动力之外，寻找新的内生性增长动力。

    近期来看，扩大消费尤其是住房、汽车及家电和电子产品消费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关键。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来看，房地产和家电电子产品无论在投资还是消费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启动住房、汽车和电子产品消费市场成为继4万亿投资计划之后的第二波增长动力，事实上也是第一波市场性增长与复苏动力。由于现阶段住房、汽车和电子产品消费等具有一定程度的政策性引致性质，而不完全是体制机制因素所决定的具有较强持续性的自发性消费，因此，在延续已出台的住房贷款优惠、家电下乡及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之外，需要深化收入分配等相关体制改革，开拓消费空间、提高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降低消费成本、改善消费环境，形成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内生机制。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前期住房价格过快上涨，投机催生泡沫并诱发通货膨胀预期的可能性不断加大，住房优惠政策则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因为经济持续内生性复苏需要房地产市场的有力支撑，但住房价格过快上升有可能造成房地产泡沫，导致后续需求不足和房地产市场再次调整，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复苏进程，出现经济复苏“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的被动局面。

    中长期来看，要结合产能调整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升级，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或者说在扩大消费需求政策作用递减之后，寻求新的或第二波的投资支撑。从当前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扩大消费的拉动作用基本上与外需下降的下拉作用相抵消，基础设施投资是当前经济稳定的主要力量。但长期来看，随着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完成，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有可能进入递减或阶段性递减轨道，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作用将逐步下降，需要越来越依靠设备更新和研究开发等投资拉动。从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调整趋势来看，产能调整势在必行，但产能调整不是简单关停，不是放弃比较优势，而要通过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来实现技术和产品升级调整。因此，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将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性资金推动的公共投资逐步转变成为主要依靠消费升级带动的市场自发性投资，将与产能调整、结构升级相关的设备更新、研究开发等市场性投资作为后危机时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从目前形势来看，伴随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一些领域新出现的产能投资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和新的产能过剩。考虑到市场性产能调整必然是通过新的先进产能进入来淘汰落后产能的动态调整，不必对新的产能投资进行过多限制，但需要进行必要的引导。因此，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计划即将完成之际，需要进一步深化投资、财政、金融体制等相关改革，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的简单重复投资，推动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促进市场性投资进入内生性稳定增长轨道，实现从政府公共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向市场自发性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的平稳转换。

    二、根据内生性增长态势与通胀预期变化渐进调整扩张政策

    我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且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应该着手研究制定刺激政策退出预案。但由于内生性自主增长机制尚未形成，在政策性刺激因素作用递减之后，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复苏可能由快速反弹向平稳增长过渡，因此，退出预案只能渐进实施，实现“渐进转型”退出，并与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等政策有效衔接。

    1、根据复苏态势与宏观调控总体需要决定刺激政策转型调整

    从目前三大需求的变化情况来看，下一步经济复苏将从目前的快速反弹逐步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一是政府投资计划大部分完成，投资增长速度将趋于减缓。市场性投资尤其是内生性的市场性投资恢复比较缓慢，难以弥补政府投资下降造成的投资减速。二是外需将微弱复苏，但短期难以根本扭转。欧美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短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将出现明显低于潜在水平的正增长，我国出口可望出现个位数正增长。三是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或略有下降。消费受刺激政策和收入就业下降双重因素影响，如果外需和信心恢复比较好，下一步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否则消费将可能略有下降。据此，我们认为，复苏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低于长期趋势增长率的水平，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9%左右。虽然随着经济复苏进程推进，通货膨胀预期将继续加大，但如果房价控制比较好，则管理通货膨胀预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在2%左右。如果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加剧媒体和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则消费价格有可能出现3%或更高水平的上涨。

    在此背景下，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复苏，一方面要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从目前主要依靠公共投资转变为依靠内生性的投资和消费增长上来，另一方面要抑制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稳定生产者和消费者预期。为此，下一步宏观调控应该围绕“稳定预期、调整结构、深化改革、加快创新”，对扩张性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实行有松有紧的结构性政策，促生经济内生增长机制。尤其要防范国际投机资本流入等推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升，造成资产价格大起大落、通货膨胀预期和压力急剧上升可能带来的复苏反复风险。

    2、根据经济复苏特点决定财政货币政策退出顺序和组合

    从理论上来说，退出预案主要根据经济复苏和价格水平变化两个主要变量进行安排，根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特点统筹安排各自的角色分工和实施步骤。考虑到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公共投资拉动部分增长比较快，而与财政和货币政策联系均比较密切的市场自发性投资增长比较缓慢，应该先从财政政策退出，而后考虑货币政策退出。但在通货膨胀预期逐步形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率先进行调整，以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由于复苏持续性压力和通货膨胀预期同时存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要统筹安排，退出要配套实施。下一步财政政策主要用以促进经济复苏尤其是自主回升，货币政策要促进经济内生增长和自主回升，并抑制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预期。财政政策主要根据经济复苏状况转型退出，货币政策重要根据通货膨胀和经济复苏状况转型退出。

    3、坚持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发挥体制机制对复苏的长效作用

    综合权衡当前经济复苏和通货膨胀压力的轻重缓急，我们认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和前期信贷快速增长的压力将主要作用在资产价格方面，2010年我国出现4%以上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虽然世界经济出现了触底复苏迹象，但出现底部徘徊甚至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国虽然从季度来看出现了强劲的V型反弹，但从年度来看，出现U型或W型复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价格稳定与复苏持续性兼顾问题，下一步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及价格基本稳定。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还不能过早简单退出，有必要继续实施扩张性刺激政策，以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来保障复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应变性，以此来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宏观调控要从目前以财政政策为主逐步转变成为以货币政策为主。货币政策需要在适当减轻扩张程度的同时着力进行结构调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抑制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预期加大压力、防范金融不良资产产生。财政政策要从目前以公共投资为主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结构性减税和结构性支出政策推动民间投资与消费方面来。

    三、调整优化信贷结构、促进多层次多元化金融体系发展

    （一）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自主增长

    货币政策要着力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和持续稳定复苏的同时，要继续相机运用准备率、公开市场甚至利率等手段，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抑制国际短期资本流入，防止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水平迅速上升。

    1、适当控制货币信贷规模，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考虑到今年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和结构特征，下一步货币信贷扩张速度需要适当收缩，但也不能收缩过快。2010年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实际增长率要逐步控制在19～20%和18～19%水平，未来2～3个季度可以每月减少至少一个百分点，贷款规模控制可按照“三控三扩”思路，坚决控制住房投机性贷款、适当控制可能加大产能过剩的地方政府生产性投资项目贷款，逐步控制有可能造成投资资本的对大企业集中授信贷款。同时，引导商业银行逐步加大对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信贷支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适当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本金融服务贷款，切实消除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信贷歧视，支持经济自主回升。

    2、防范金融风险，防止国际游资流入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和国际资本流入是未来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贷款从经济意义上讲基本上属于优质资产，虽然在地方融资平台上可能会表现出一定的不良贷款，其实质是财政和准财政的财务调整问题。防范信贷风险要关注大型企业集团的集中授信贷款、城市商业银行对地方投资项目贷款以及房地产投机性贷款风险，防止资产价格泡沫急剧产生和银行不良资产快速反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率先复苏、资产价格上升和利率调整等，国际资本流入将包括避免，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资本项目管制，防范国际资本流入，进一步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二）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与发展，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为了有效发挥货币政策的应有作用，需要加快相关领域金融改革，推动金融体系发展。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多层次多元化金融体系

    一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从制度而不是政策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尤其要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金融体系重建步伐，为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应有的基本金融服务。二要进一步深化国有银行改革，促进国有银行信贷行为合理化，弱化国有银行一刀切决策造成的信贷大上大下现象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不利作用。三要积极发展消费者金融服务，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和内需持续增长。

    2、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大力发展以创业投资为主的创新金融体系发展，推动我国金融体系从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传统金融体系向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的现代金融体系转变。要以推出创业板市场为契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规划发展地方性初级资本市场。探索发展地方债券市场，健全完善债券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创业资本和股权投资基金，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

    四、调整财政政策作用重点、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一）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

    下一步仍然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要在逐步减缓刺激力度的同时，进行政策重点转变。在保增长预期目标可以实现的情况下，要及时进行财政政策转型与渐进调整，从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结构性减税和优化支出结构为主，从以发挥政府投资的直接推动作用转变为发挥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对民间投资与消费的杠杆作用。要按照“一压一稳两扩大”思路，压缩政府直接投资、稳定民生支出、扩大技术创新与结构调整支出，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大财政政策对市场性投资和消费的支持力度。一要进一步调整个人所得税，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收负担，降低就业性和内销性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二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补贴，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投资。三要继续实施对家电和汽车消费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大对电脑等既有利于消费又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项目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四要适当调整对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新的产能过剩领域的财税优惠政策。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形成投资与消费自发增长长效机制

    一要在确保国家作为国有资源和资产所有者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结构性税收调整，适当降低全口径宏观税负，稳定企业收入份额，提高个人收入和消费能力。二要结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保障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应有收入，并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联动，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三要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健全中央对地方以及省对县市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四要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推动城乡消费升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宋  立

    摘要：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有可能因为缺乏新的增长点陷入中期低迷，导致中国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后危机时期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需求结构决定的动力结构转换和新动力机制形成，内需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短期来看，基础设施投资等公共投资是经济止跌企稳的主要力量，住行相关投资与消费则是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中长期来看，城乡消费升级和与结构调整相关的设备投资等是长期快速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强劲的消费需求拉动下，中国经济将在中期保持中速增长，但长期发展因为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此，必须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同时加大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力度，推动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转变。

    一、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动力结构转换和新动力机制形成

    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加速阶段。1979-2008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9.8%，既高于中国历史平均水平,也高于主要国家同期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改革以及由此带动的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1991-2008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3%。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等有利因素,尤其是国际化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增长周期。虽然前期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后期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等不利因素，但2001-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10.2%的水平，经济波动幅度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越来越好，较长时间呈现出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合意局面。其中，2003-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11.02%，仅次于1992-1996年的12.44%，是第二个连续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10%以上的繁荣周期。

    2003-2007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推动的出口产业链群和工业化、城市化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行相关产业链群拉动。在多种因素的有利拉动下，2003-2007年经济增长基本上围绕潜在增长水平，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过热的压力，不得不通过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进行适度调控。中国2008年以来的经济下行是市场机制的周期调整、前期总量紧缩和结构调整政策作用，及其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相互叠加、交互作用的结果。2006年以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和前期紧缩政策的共同作用，引发了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链群发展减速，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结构调整政策则引发了出口相关产业链群的下行调整，从而经济增长从11%以上的高速区间向围绕潜在增长率的9-11%的中速区间回归。如果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将保持在比较合意的适度（中速）增长区间。但国际金融危机意外而巨大的冲击，使得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到9%以下的低速区间。

    从1998年以来需求结构变化趋势来看，对应于经济景气循环变化，三大需求的贡献率发生了三个明显的阶段性“轮动”变化。最终消费贡献率从高位逐步下降并稳定在40%左右，资本形成贡献率在前期积极财政政策和后期稳健财政政策的交替作用下先升后降，净出口贡献率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等因素推动下逐步提高。近年来（2005-2007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基本上保持2：2：1的格局。从2001年开始的投资快速增长及资本形成贡献率上升（50.1%～55.3%）是中国摆脱东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而2005年之后外需快速增长及净出口贡献率`（24.1%～19.7%）上升则是前几年经济过热压力的主要原因。

    危机不仅使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面临巨大挑战，也使“出口—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并进而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遭遇困难，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难度加大、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受到冲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度增加。由于技术创新周期的原因，近中期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世界经济不可能重现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创新带动的快速增长。危机过后短期甚至中期内世界经济将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动力机制，而保持低速增长格局，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下降，不仅将是中国短期面临的挑战，也将在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持续影响到外需的中长期变化，外需贡献逐步下降将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因此，无论从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需要来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外部环境来看，外需市场也许已经到达了某种的转折点或极限，将影响中国出口增长及由此形成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动力模式。虽然危机过后出口增长有可能回归中速、难以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中长期来看，虽然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仍然处于波动之中，但净出口占GDP比重将逐步缩小到2%～3%，甚至更低水平。

    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外需和恢复，另一方面或者说关键更重要的取决于内需的扩大。如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恢复缓慢，必然导致中国外需和净出口贡献率下降，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将难以及时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靠内需。近十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稳定，基本上保持在4-5个百分点。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变化则比较大，可以通过调节政府投资加以改变。在消费贡献率难以有效提高的情况下，恢复经济增长将不得不重新依靠投资和资本形成的贡献，经济复苏将取决于投资驱动模式的重新加速，投资驱动模式的重新加速决定中国经济复苏时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力量，而投资则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回升复苏的希望所在。

    二、内需将逐步成为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外需剧减并有可能长期回归中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与发展，必须也只能越来越依靠内需拉动。从内需发展及其结构变化来看，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短期抵御外需下降、保障经济止跌企稳的主要力量，而与城市化相关的房地产等投资则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量。长期来看，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内需的主要力量，同时，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也将逐步成为中长期内需的重要力量。由于及时出台了力度比较大的扩大投资计划，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据此判断，中国经济中期趋势相对看好，复苏之后保持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由于世界经济前景和中国经济的内在制约，中长期仍然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可能影响可持续性，复苏后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延续前几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格局，近中期内保持9%左右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在中长期周期内能够在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则有可能逐步实现从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集约式增长转变，并出现新的高于9%的快速增长周期，否则将中长期发展并不乐观。

    （一）投资拉动模式的重新加速决定中国经济复苏时间与强度

    从国内需求来看，经过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东部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已经基本过去。经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达到一定的程度。预计国内经济调整期结束时，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基本完成，城市化相关的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发生质的变化，消费的拉动作用虽然将缓慢上升，有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弥补投资作用的下降的份额，内需可能因此有一个减速时期。中国经济虽然从中周期角度来看继续向好，但增长潜力可能趋于下降，难以再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回归中位增长区间的可能性比较大。

    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构成以制造业、房地产业和能源、运输和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为主，其中，占出口总额95%的制造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高达30%。虽然制造业出口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近年来基本保持在22%-23%水平，但从投入产出表来看，制造业出口占最终使用的比例接近50%。只有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业、运输邮电业和电力热力水生产供应业等行业国内需求所占份额在50%以上。经济复苏只能寄希望于房地产业及能源、运输和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恢复。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将主要发挥稳定作用，即抵消外需下降对投资的下拉影响，保障经济止跌企稳。经济回升主要取决于放地产投资和包括制造业等的其他行业投资拉动，房地产、汽车和通讯等热点领域的投资恢复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二）住行相关投资消费和制造业设备投资决定中期增长格局

    中长期而言，重要的不是何时复苏而是复苏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各国应对危机政策不仅包括短期应急措施，也包括了中长期发展措施，且日益将政策重心转移到中长期措施上来。

    1、房地产业恢复发展是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和复苏标志

    从周期角度来看，中国复苏后中期发展取决于住行等领先行业恢复发展和与结构调整相关的“去产能化”及设备更新投资。住行相关行业是引领复苏的重要力量，也是复苏后持续增长的稳定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住宅产业的恢复发展决定中国经济的真正复苏。住房产业在恢复后的发展无疑是中周期初期发展中的重要驱动力量，住房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为新一轮经济周期提供基础性的稳定增长源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后的政策调整与公共投资增加，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有助于住宅相关产业恢复发展，中国房地产市场虽然进入了调整期，但没有遭受美国式的重创，因此，随着库存调整的到位，住行等领先行业的消费和投资将逐步恢复发展，并带领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2、与结构调整相关的设备投资是复苏后中期发展的决定力量

    与结构调整相关的产能调整和设备更新投资将是中周期新的发展动力所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将在住行相关行业投资恢复的基础上，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尤其是加速力量，保证中国在中周期内可能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实际上，作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途径，设备投资既与中国出口结构调整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密切相关，也是中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防止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结构调整、产能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将部分过剩的生产能力从服务外需向服务内需调整，使生产能力、供给结构与国内外新的需求结构的相适应。“去产能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关停动作，而是与并转相关的动态过程，是失去需求的传统产能的削减和对应新需求的新产能产生过程。我们目前新的需求结构是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资本品投资，事实上各国经济刺激计划相关的派生的需求都以资本品投资为主，但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以服务外需的消费品生产为主。要抓住眼前的巨大需求渡过难关，并在危机中焕发活力，必须将生产能力逐步调整到可以有效服务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品生产能力上来，以替代国外进口减少外溢作用，尽可能把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内化在国内。为此，需要逐步从现在的库存调整、兼并重组等需求升级或需求转换的技术改造等设备投资推进，但能否借此次危机机遇，在设备更新、结构升级甚至自主创新、技术进步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提升消费需求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后中长期扩大内需的关键

    现阶段面临的供求结构矛盾能否顺利解决，虽然可能不会严重影响短期和中周期，但如果在长期中表现出来，甚至成为发展的瓶颈。从需求角度来看，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调整十分重要。伴随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完成，投资的贡献空间在缩小，资本性支出成为投资的主要突破口，消费能否真正发展起来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无论是短期经济恢复还是长期可持续发展，将不得不也只能主要依靠内需。短期内扩大内需将只能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同时适度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则应该也可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因此，提高消费比例、所谓“去储蓄化”是中长期发展的艰巨任务。消费增长受制于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变化。就一般规律而言，在人均收入3000美圆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大额消费将逐步从小众消费发展成为大众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但从各国经验来看，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并不必然如此。日本和德国早已是发达国家，但国内消费需求仍然增长有限，不得不继续依靠外需和对外投资。短期来看，经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基本完成，城市化相关的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如何在扩大消费方面没有大的突破，由于消费的拉动作用上升比较缓慢，有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弥补投资作用的下降的份额，内需可能因此有一个减速时期。中长期来看，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卫生、教育体制改革等进展如何，将极大地影响消费比例的提高。

    四、宏观调控要从短期应急需求管理转向供需并重的结构调整

    在强大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以稳定经济为目标的短期应急管理政策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的止跌回升主要是政府投资推动的外生性增长，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经济复苏既不稳固也不均衡。因此，必须及时将进行政策转换，从短期应急政策转移到长期发展政策方面来，将政策重点从保增长转移到调结构方面来，着眼于“化危为机”，实施中长期政策与改革措施，运用供求互动政策推动调整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内生性经济增长机制形成。扩大内需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应急需要，更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长远战略需要。由于投资相对于消费属于快变量，且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比较直接，因此，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回升的过程中，扩大投资尤其是与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成为首选目标。长期来看，消费需求以及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也是中长期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向。

    （一）扩大投资需求是近中期扩大内需关键和长期扩大内需重点

    扩大投资需求既是近中期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中长期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扩大投资需求，近中期要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长期来看需要致力于投资结构优化。由于外需持续下降，短期内扩大投资需求只能扩大与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和房地产等市场性投资。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应该作为中长期扩大投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的重点。

    （1）近期要致力于扩大城市化推动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房地产、物流及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领域是近年来中国投资的热点。除制造业服务外需的比重比较大之外，房地产、物流及水电煤气等主要服务内需。因此，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作为政府直接投资是短期内抵御外需下降、保持经济稳定的第一动力源，应该也已经成为短期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主要服务内需的房地产等市场性投资是继政府公共投资之后扩大投资需求的重点和保持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回升的第二波推动力（即中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成为近中期扩大投资的重点。长期来看，扩大投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的重点应该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密切相关、能够有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开发投资和设备更新投资。适应投资重心向设备更新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的转变，应该将制造业、信息产业、科技、环境以及社会事业与公共管理等作为投资重点，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努力优化对外需的供给结构，稳定外需市场份额、提升外需层次。

    （2）中长期要扩大与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从投资结构来看，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建筑安装比例逐步下降、设备更新及研究开发等投资比例逐步提高既是长期趋势，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随着新的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成，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告一个阶段，与城市化相关的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配合结构调整尤其是产能调整，投资需求结构将发生一定的变化，建筑安装投资等比例将有所下降，设备更新、研究开发等投资比例将逐步上升。作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途径，设备更新等投资将是中国经济中周期新的发展动力所在，在住行相关行业投资恢复的基础上，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尤其是加速力量，保证中国经济在中周期内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不仅如此，设备更新等投资与中国出口结构调整升级和消费升级密切相关，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对中国实现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防止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扩大消费需求是长期扩大内需、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

    长期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是中等收入阶段扩大内需的关键。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将逐步提高，消费需求将持续保持稳定上升趋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

    （1）提升消费需求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后中长期扩大内需的关键。进入人均收入3000美元阶段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将逐步从小众消费发展成为大众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经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基本完成，城市化相关的投资速度将趋于减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消费的拉动作用上升比较缓慢，如果在扩大消费方面没有大的突破，有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弥补投资作用下降的影响，内需可能因此有一个减速时期。为了保持内需从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必须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应急措施，更是中长期扩大内需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换代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从现阶段中国消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居民在完成了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的过渡之后，正处于住行消费的推广阶段，加速推进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同时完成家电消费的升级换代。农村居民收入已经提高到了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镇发生的家电和通讯消费革命将在农村地区以略为缓慢的速度复制。在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推动下，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住宅建设热潮已经过去，已经或即将迎来家电消费的普及热潮和电脑等通讯产品的推广大潮。进一步促进城乡居民增加消费，必须在稳定现有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消费热点回升，同时要逐步拓展消费空间，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近期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城镇的住房、汽车、通讯、旅游休闲等热点消费，同时推广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家电等消费、推动城乡低收入家庭消费升级换代。中长期来看，要在稳定城镇居民住行等消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旅游、休闲、健身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同时，要通过“电脑下乡”推动农村的电脑等信息产品消费、厨房革命以及汽车消费等发展型消费，带动城镇居民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