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财政政策
2010-11-26 11:59:0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出口迅速下降,国内投资萎缩,大量企业亏损,保持了连续7年高速增长记录的中国经济曾经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在危机面前,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中国总理宣布的投资4万亿元的重点项目建设计划。目前,上述政策、措施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中国经济从2009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恢复增长,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接近10%。
  一、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得明显成效的原因
  对于一个以低端制造品出口为主、出口依存度超过30%的国家,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无疑是非常大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没有超出国际经济学界的预期。但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似乎更为明显。
  1、主观上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大,二是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积极响应。
  a、以中央财政承担重点项目建设计划中的11800亿元投资为例:2008年四季度紧急下达了第一批1080亿元;2009年分四次(1300亿元、700亿元、800亿元、2000亿元)下达了4800亿元;其余6000亿元在2010年上半年已经基本下达完毕。实际的年度计划安排为:2008年四季度1030亿元,2009年4875亿元,2010年5895亿元。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两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内,所有的11800亿元投资已经下达、计划安排完毕。在中国的重点项目投资中,中央财政投资一般是作为基础性的资本金,具有重要的投资引导作用。中央投资的迅速到位,加快了重点项目的启动,带动了其他方面投资的跟进,对扭转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然,政府为此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中央财政赤字持续增加,中央政府的负债水平逐年提高。
  b、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下,政府投资很难带动私人资本的投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银行在项目融资领域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原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后,这一特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全世界银行都面临资金短缺的时候,中国各大银行却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原因一是前些年的国有银行商业化过程中,政府为它们补充了必要的资本金;二是中国人的储蓄习惯给各大银行带来了充足的现金流。因此,在重点项目计划确定、财政投资到位以后,各大银行立刻积极跟进。2009年1季度,商业银行贷款增加4.5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加3.25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2009年全年,商业银行贷款增加9.59万亿元,同比多增加4.69万亿元。但银行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恶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09年的居民户存款增加4.28万亿元,财政存款增加的4368亿元,二者相加超过了贷款的增加额。
  2、客观上的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私人消费领域的拓展空间更为广阔。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或发展阶段可以用人均钢铁拥有量来衡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公布的《社会中的金属》报告显示:美国的人均钢铁拥有量为11-12吨,中国的人均钢铁拥有量仅为1.5吨左右,仅相当于美国的大约八分之一。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上,无论是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是私人消费领域,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更容易发挥作用。以下我们举3个例子来说明。
  a、公共基础设施(以增加铁路建设投资为例)
  200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目标为10万公里,其中客运专线1.2万公里。2008年,根据国家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需要,上述目标分别调整为12万公里和1.8万公里。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铁路建设的投资力度,上述规划目标有望提前实现。铁道部的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完成额为7013.21亿元,比上年增加2865.79亿元、增长69.1%,相当于“九五”和“十五”10年投资总和的80.3%。其中基本建设投资6005.64亿元,增长77.9%;更新改造226.81亿元,同比增长了10.4%。两者相加,铁路建设方面的总投资为6232.45亿元,同比增长73%。2010年,全国铁路计划安排固定资产投资823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7000亿元,比2009年的实际完成额分别增加了17.4%和16.6%。“十二五”期间,由于高速铁路和城际客运专线的陆续开工,上述投资强度不仅会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中国东部地区人口密度高,城市规模大,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居民收入增长迅速,有利于高速铁路的发展和投资的回收。“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高速铁路从零开始,目前投入运营里程已达7055公里,包括既有线提速达到或超过200公里/小时的线路2876公里,目前建设之中的高速铁路有1万多公里。今后3年,中国将建成42条以上最高时速超过250公里的客运专线,总里程将达1.3万公里。高速铁路的发展,将根本改变目前中国节假日期间出行难的状况,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同时可以促进就业,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释放中国普通铁路的货运能力。
  b、公共服务领域(以增加对“三农”的预算投入为例)
  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的比重仍在60%左右,人均收入不到城市的三分之一。“包产到户”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福利保障体系名存实亡,诸如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养老助贫的保障责任逐步转移到政府身上。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能力相差很远,地区之间的福利保障水平差距很大。本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推行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补贴,情况有所好转。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为了稳定粮食生产和扩大内需,进一步增加了对“三农”的预算投入。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方面的支出7161.4亿元,比上年增加1205.9亿元,增幅达20%。其中用于粮食、化肥、农药、种子、农机具的补贴1230.8亿元;用于发展现代农业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面的支出2642.2亿元;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支出2693.2亿元。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方面的支出8183.4亿元,比上年又增加了930.3亿元,增幅达11%。
  上述措施稳定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加快了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状况的改善。
  2010年的政府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38万公里,新增和改造农村电网线路26.6万公里,新增6069万农村居民喝上了洁净水,80万户农村危房得到改造。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增加到8.3亿人,财政补助标准达到人均80元,基本上实现了对农村人口的全覆盖。全国近1.5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全部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的政策目标提前1年实现。中西部地区112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寄宿生获得了政府生活费补助。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敬老院已由乡镇政府接管。
  中国政府的上述努力,不仅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安全感,保持了中国农村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快速增长的势头,而且有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和未来国民素质的提高,为下一步工业化、城市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c私人消费领域(以工业品下乡和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为例)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居民储蓄水平高、消费倾向比较保守,中国政府为了尽快改变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的状况,将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到私人消费领域,收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c1.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工业品下乡”财政补贴政策。
  2008年底,中国政府决定:2009年对农民购买家电产品及摩托车安排财政补贴资金200亿元,按产品销售价格的13%给予补贴;对农民报废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换购轻型载货车以及购买1.3升及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安排财政补贴资金50亿元,给予每辆车3000元至6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2009年政府为“家电下乡”实际发放补贴资金75.4亿元。销售各种家电3450万台,销售金额647亿元。在增加家电市场销售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民购买汽车的情况也有很大改观,2009年农村汽车销售超过了200万辆,比2008年增加了85%。在政府补贴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4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增长幅度自1986年以来首次超过城市。
  2010年,中央财政继续对“工业品下乡”实行补贴政策,并加强了对家电下乡产品的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工作的监督检查,使农民不仅“买得起”,而且“用得上”。同时研究、落实家电下乡的新增补贴品种工作,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的需求。
  c2.在城市地区实行的家电“以旧换新”财政补贴政策。
  2009年,中国政府决定从6月1日起:对“以旧换新”购买家电实行财政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新品价格的10%。本年度增加安排20亿元用于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家电以旧换新工作,从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州、长沙9省市开始试点。补贴范围包括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5类。补贴金额中央财政负担80%,试点省市财政负担20%。据统计:2009年这9个试点省市发放补贴金额超过14亿元,增加销售额140.9亿元(360.2万台),占这五类家电品种销售额的近三分之一,对家电市场的拉动效果明显。
  2010年5月,国务院决定从本年6月1日起,继续实行对家电的“以旧换新”财政补贴政策,并根据各地区的旧家电拆解处理能力,将此项家电补贴政策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截止时间暂定为2011年12月31日。
  c3.汽车的“以旧换新”补贴及1.6升以下轿车购置税减半政策
  2009年6月,将汽车“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资金从每年10亿元提高到每年50亿元,主要针对污染物排放达不到标准的营运车辆。适度提前报废并购买中型货车、中型客车、轻型客货车、微型客货车者,分别享受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的补贴。
  由于2009年下半年的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效果不明显,2010年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标准由3000元至6000元提高到5000元至18000元,效果有了明显改善。据有关部门统计,2010年1月至8月,全国共办理汽车“以旧换新 <http://auto.ifeng.com/topic/yjhx/index.shtml>”补贴车辆21万辆,月均受理补贴车辆约为2009年月均补贴车辆数量的6.9倍,发放补贴资金29.55亿元,拉动新车 <http://auto.ifeng.com/buycar/newcar/>消费253亿元。
  购置税减半政策针对1.6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实行时间是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1.6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的销量高达719.55万辆,同比增长71%,政策效果明显。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
  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是否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取决于对以下3个问题的判断。首先是国际经济的今后走向问题,其次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问题,最后是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问题。
  1、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经历了危机的痛苦后,全世界的人都渴望稳定,希望全球经济尽快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各发达国家政府目前采取的政策,以及世界经济实际上的表现,可能就不那么乐观了。
  a、发达国家处理危机面临两难局面
  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主要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防止新的违规行为发生。二是想办法来核销金融机构已经形成的“有毒资产”。
  目前各发达国家政府处理“有毒资产”首先是将其冻结,然后以财政注资的方式来拯救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它们的业务恢复正常运转、“有毒资产”分步核销以后,财政资金才能全身而退。问题在于,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面临很大风险,因为它必然推高各发达国家政府的负债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估算,2007年至2010年全球金融机构累计出现的“有毒资产”的总规模可能为40000亿美元左右,目前仅核销了50%,还有20000亿美元左右的“有毒资产”没有核销。其中美国还有约4000亿美元,欧盟等其他发达国家还有约16000亿美元。目前各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在GDP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都已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消化“有毒资产”。
  发达国家政府面临的两难局面是:如果为了维持目前脆弱的经济恢复局面,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就会继续扩大;如果为了降低债务水平,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又会损害当前脆弱的经济恢复局面。在财政政策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各发达国家将不得不延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间,来挽救可能再一次衰退的国民经济。其通货膨胀的后果和扩大政府债务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让全体民众来共同品尝金融市场违规者酿成的苦酒,从而危及各发达国家政府自身的稳定。
  b、全球投资、贸易、就业情况不容乐观
  2010年初,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估计,在经历了2008年的急剧下降后,2009年流入发达国家的投资继续大幅下挫了41%。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也分别下降了35%和39%。2010年10月,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显示,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经历了四个季度的缓慢回升后,2010年第2季度再次下滑, 前景堪忧。
  2010年7月,世贸组织在华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由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美元计算的全球贸易总额下降了22.6%。以货柜数计算,2009年度全球贸易总量下降了12.2%,是1965年以来跌幅最大的一次。全球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下降了2.3%,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全球贸易总额要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水平,至少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
  2010年8月,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2010年全球青年就业形势报告》显示:2009年底全球6.2亿年龄在15-24岁的青年劳动力人口中有81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率达13.0%,比去年同期高出一个百分点。这是自有全球评估数据以来的20年中,失业率增加幅度最大的一年。报告预测2010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将继续攀升至13.1%。
  全球投资、贸易的低迷状态,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全球就业情况恶化,则不仅影响消费品市场的恢复,还有可能导致各国的社会矛盾激化。
  c、贸易保护主义增加了复苏的不确定性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为了推卸本国经济失衡,失业增加、增长乏力的责任,开始频频指责其他国家政府“操纵汇率”。
  其实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全面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后,美元的长期趋势就一直是贬值:美元对黄金的比价从那时的35美元:1盎司,一路跌到目前的1300美元:1盎司。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由于美元的发行量迅速增加,美元贬值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因此,中国政府不可能,也不愿意“操纵汇率”来不让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只是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不要太快。人民币的过快升值,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品出口和外汇资产保值,也解决不了美中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因为美中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民币过快升值,受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出口商,也有发达国家的订货商和投资者,以及中国以外的原材料供应商。熟悉国际贸易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一半以上为加工贸易产品;其品牌、资金、技术、原材料等,很多都来自国外。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羊毛衫为例,品牌是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羊毛是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进口的,中国企业拿到的加工费不到美国订货商收购价的五分之一。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快,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羊毛衫出口,受损失更大的必然是美国的订货商,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羊毛生产者。
  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抬头,已经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2、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以至于中国政府计划部门的官员也受到了影响。他们不止一次地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稳定增长阶段,但经济实际增长速度总是突破计划部门的预期。
  a、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
  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资金、技术的引入,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充足的外汇储备为中国利用国外资源提供了资金保障。
  中国是一个居民储蓄倾向较高的国家,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居民储蓄余额迅速扩大。2009年中国的居民存款超过了26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7.6%,为资本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在所有国家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FDI基本维持了上一年的水平,世界排名从2008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2位。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目前中国正在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已经开始改变。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的努力,保证了劳动力质量的稳步提高,为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发达国家没有取消针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禁令,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高。
  b、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实行的是有条件的对外开放,中国金融机构手中持有的“有毒资产”不多,中国银行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不大。但由于美国不可能放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的逐渐升值和中国外汇储备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冲击,是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市场萎缩,降低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这一冲击虽然使2009年的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下降了13.9%,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它迫使中国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以适应扩大内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以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为例:它在加快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增强了对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不仅使经济迅速从低谷中走了出来,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冲击可能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结果和上面的冲击类似。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对国外资源的依赖,中国不会从目前的贸易自由立场后退。况且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讲,新兴国家之间贸易增长的前景很好,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快发达国家经济的衰落速度。
  c、中国经济仍可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国际上一般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较高的投资率和所谓“人口红利”的较多的劳动力投入。鉴于中国居民较高的储蓄率和因计划生育导致的劳动力人口比重居高不下的现象,上述分析无疑是有根据的。但是人们容易忽视的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及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提高。
  从前述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4大因素(资源、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来看,发生变化的只有劳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力数量呈下降趋势,但是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补偿。资源稀缺和资本充足的因素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广义的技术进步因素,则会随着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有所加强。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又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消费市场和产业能力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只要社会政策不出现大的纰漏,避免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分裂,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就不会放缓。
  3、中国政府财政能力的可持续问题
  财政能力的可持续取决于3个因素:赤字、债务水平和提高收入的能力。
  在采取了空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后,2009年的中国中央财政财政赤字增加到7500亿元,2010年的中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准备控制在8500亿元,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GDP的3%)以内。累计国债余额2009年为60238亿元,2010年预计增加到71208亿元,远低于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GDP的60%)。
  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一般没有疑问,有疑问的是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但是,包括地方政府隐形负债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在内,各种国际机构对中国政府负债水平的最高估计也不到GDP的60%。
  况且,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过30%左右,还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GDP的35%),远低于发达国家40%以上的水平。即使保持目前的收入比例不变,由于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势头,财政增收的余地还是有的。
  因此,如果形势需要,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进一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主要关注点
  在国际经济前景不确定,国内经济恢复增长,财政债务水平上升的情况下,中国财政政策在后危机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在增强中央财政自身能力的同时,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主要的关注点有以下4项。
  1、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稳步提高,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和承担社会公共职能的能力,但企业的整体税负并没有增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中国合并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统一按25%的标准征收,适应了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平等竞争”的要求。2009年,中国全面实现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企业固定资产中所含的增值税得到了抵扣,进一步减轻了企业负担。2010年5月,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试点开始在新疆进行,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之中。下一步的税制改革要继续坚持“规范税制,严格征管”的原则,逐步推进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目标是降低居民收入差距,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2、重建政府预算制度
  上个世纪80年代的财政“分灶吃饭”,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30多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地方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给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随着中央财政能力的增加,转移支付的水平也不断提高。但由于“分灶吃饭”的影响,预算制度不规范,临时性的专项过多,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大,难免导致苦乐不均和财政资金的浪费。为了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和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不规范问题,政府预算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细化。长远来看,只有确立以公共预算为主,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本预算为辅的三级预算制度,才能更好地处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问题。
  3、财政政策要注重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
  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看,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了7年(1998年-2004年),2005年才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当然,这个“积极”也有“度”的区别,并非一定要推出什么新的“4万亿”计划,但是轻言退出是不可能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告一段落后,财政资金的退出还有可能。诸如公共卫生、农村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财政一旦投入资金,是很难退出的,只能通过重建预算制度加以规范。
  a、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重点虽然是公共基础设施,但也有一个产业选择和技术路线问题。90年代以来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增加,促进了汽车工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2005年以轮轨技术为基础的高速铁路建设,将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城市化,促进重型机械制造业、电子信息服务业的技术进步,而且将加快中国原材料工业产品的升级换代。与此同时,财政投资还应向基础科研和教育领域延伸,以适应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b、加快社会政策领域的制度建设
  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还在继续;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民众还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中央财政资金向“民生”倾斜的重点,应当放在“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安全网建设上;包括廉租房、妇幼保健、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老年人生活保障等。这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品市场和生活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4、控制债务规模,加强风险防范
  虽然中国经济本身并不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财政负债水平会自然降低;但是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经济形势,还是需要未雨绸缪,多做一些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因此,在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重建预算制度的同时,不仅要将政府的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且要尽可能地留有余地:采取有效措施,清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和各种政策性的金融债。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就是对国际社会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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