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产能过剩看金融改革的新要求

　　2006年初，产能过剩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整个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依然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因此，自然会有这样的担忧：前几年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投放的大量信贷，在经济增速减缓的时候，是否会成为新的不良资产包袱？我在2004年就曾经以“不良资产：宏观调控中的杞忧？”为题，提出了这样的担忧。

　　年初中国银监会公布的一系列关于银行不良资产的数据，无疑是缓解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研究者的担忧。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到200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首次下降到一位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据统计，2005年12月末我国境内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3133.6亿元，比年初减少5176.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8.6%，比年初下降4.2个百分点。

　　对于数年前一直被不良资产困扰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确实令人欣喜，特别是目前公布的不良资产较之原来的统计数据来说，是在更为严格的贷款分类、更为充分的准备金提取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产能过剩是否这一次就与银行不良资产擦身而过呢？

　　如果进一步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银行体系中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及其分布，可以发现，外部体制性（例如国有企业破产等）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导致不良资产的影响在增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与其说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转轨的成本，还不如说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大幅波动的成本，承担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从大致走势看，中国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形成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是在1991—1993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20%左右，其中包括商业银行承担了不良的企业债券的损失。第二个高峰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再次急剧上升。

　　从不良资产与经济周期的历史波动轨迹看，通常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经济景气迅速上升时期投放出去的，一旦经济出现较大起伏，高速扩张的信贷必然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

　　2003年，中国的银行体系投放了2.99万亿的信贷；2004年和2005年信贷增速虽然有所减缓，但是依然保持在2万多亿元，三年8万亿元左右的信贷投，即使仅仅是1%的银行信贷成为不良资产，也依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金额。

　　因此，产能过剩是否会导致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上升，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并不能就此认为此次经济调整和产能过剩就一定不会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的上升。这需要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因素，例如，银行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放的信贷是否在风险控制和风险定价方面作了充分的预防？银行对于不同产业的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否有了超前性的把握以避免过多介入到目前已经出现的过剩产业、或特别是过剩产业中的劣势企业？

　　在一些地区的银行分支机构调研时发现，有的银行尽管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下降了，但是从五级贷款的分类分布看，第二级的贷款（关注类贷款）占比迅速上升，第二级和第三级的贷款虽然只有一个级别的差异，但是三级贷款就是不良贷款，就要统计到不良资产的口径中。这种特定的贷款分类结构，可能潜在隐含着不良资产上升的潜在压力。

　　与内资银行基本上都是凯歌高奏、不良资产余额和比率都下降的趋势相对照，中国银监会公布的外资银行的数据更为耐人寻味。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外资银行2005年不良贷款余额38.2亿元，比年初增加7.6亿元。目前内资银行的不良资产数据都经过审计师的审计，数据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外资银行的不同不良资产的走势，说明了两者对于不良资产变动的不同表现。

　　实际上，产能过剩的产生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不是第一次出现，也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因此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市场化的角度来考察。目前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体制因素也有经营因素，在以内需替代外需的大趋势下，除了通过扩大内需积极消耗过剩产能、促进结构调整和优胜劣汰等措施外，从金融角度进行反思也十分有必要。

　　首先，在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的格局没有明显改变的前提下，可以肯定的是，宏观经济大起大落、个别行业严重过剩可能产生的成本，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可能还会由银行来承担，这可能就会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上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可以减缓这种趋势，但是可能还难以改变这种趋势。因为银行体系仍然是主要的融资渠道，对产业领域的信贷政策应该反映出银行在贷款定价上的能力，以合理的风险承受能力、信贷管理能力和资金定价能力来获得溢价，如果银行的这些基本风险管理素质缺失，就会恶化金融资本在产业领域配置的信号扭曲。总体来看，运用金融杠杆缓解产能过剩压力的核心在于形成市场化的、更为灵活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机制，更好地识别风险并对风险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进行定价，推动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从而推动投资的健康增长。

　　其次，从金融角度看，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是形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在投资决策上，只要投资项目的边际回报水平高于资金成本就可能吸引资金流向这些领域，当前宽松的货币环境客观上使利率水平维持低位，只有使利率水平真实地反映金融资本的价格才能使其得到合理的配置，这一思路的前提则是资金定价即利率形成机制能够更加市场化和富有弹性，从而真实反映产业投资的需求，以及一个经济周期波动范围内的风险波动状况。

　　第三；改革投融资体制，放松对于垄断行业的管制，理顺价格关系，也是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2006年产能大幅过剩的行业，往往也是经济扩张时期利润率最高的行业，有不少行业也是存在严重管制和审批的行业。在上述关键领域，因为管制等原因，价格的传导并不通畅，从上游到中游、下游的价格传导是否合理，这部分取决于上游与中游和下游的谈判能力，如果通过体制上的改进形成顺畅的价格传导机制，则上、下游的供需平衡能得到有效改善。

　　二、从资源危机看金融改革的新要求

　　对全球投资者来说，资源价格的持续攀升，可能是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自2005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贵金属、有色金属等多数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涨。基本金属牛市已经持续了4年，铜价连续创下历史新高，铝价和锌价创下约17年高点，铅价也维持数年高点上方。

　　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越来越需要依赖国际市场来获得资源的经济，身处资源价格的持续上扬背景下，中国经济所可能遭受到影响和冲击不言而喻。更为关键的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如何寻求一个新的化解资源约束的路径？目前看来，现在既有十分悲观的中国资源短缺带来的冲击的言论，也有十分乐观的资源足够中国使用的看法，但是从实际市场运行看，我们需要深入把握高资源价格背后的市场逻辑。

　　1、导致市场波动的，实际上是增量：寻求需求波动的金融解决方案

　　从价格形成机制来看，导致市场波动的，实际上往往并不是存量，而是增量，即使增量相对于存量未必占据十分大的比重。近年来高资源价格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量需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当然不能算作存量上的大国，其GDP占据全国比重都在5%甚至更低，但是，从增量意义上看，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往往可以视为“增量大国”，资源需求的增量部分有相当比率是有这些快速成长的经济所贡献的。

　　因为资源的开采需求相对较长的一个投入时期，因此从短期来看，需求的波动就可能导致价格的大幅波动。在需求强劲增长和价格高企的环境下，由于各种原因，供给增长不能及时跟上，导致供需缺口较为严重。在供求决定价格的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自然就会上涨。其中影响供给的一个很的重要的因素是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由于对需求方缺乏合理的预期，供给方不愿意增加产能，从而导致供需缺口的加大。

　　实际上，从资源专家的预测看，全球范围内主要矿产资源的供求应当是基本平衡的，例如，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应当足够供应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的钢铁需求，中国对许多矿产资源的迅速增长的需求对于这些资源拥有国来说，实际上是其矿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严格来说，这些资源拥有国并不是害怕中国的需求，许多资源国是期待中国需求的，但是由于来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需求出现显著的波动，那么，这些矿产拥有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显然需要巨大的投入，投入之后扩张的产能在新兴市场需求下滑之后就可能存在巨大的闲置。

　　因此，在中国依然面临巨大的资源需求的趋势下，就不能再仅仅依靠以现货为主的消极采购方式和直接投资购买矿山等路径，而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完善中国对于这些资源的价格发现机制，以及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的金融管理工具。只有有了这些超前性的市场和市场工具，需求的波动可能对供给扩大带来的冲击才可能会明显减缓，资源拥有国才可能大胆投资扩大产能，弥合供求缺口。

　　因此，当前对于中国来说，要缓解资源居高不下的价格带来的压力，最为关键的，可能不在实物层面，而是在金融层面，在与资源相关的金融市场的完善层面，通过金融市场的完善来平滑波动的需求，管理波动带来的风险。

　　2、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资源价格的波动体现出新的全球利益博弈新格局

　　随着经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资源价格的波动也受到全球范围内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影响。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上资本的流动性过剩。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将这些流动性钟的一部分转移到了当今的石油市场。当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造成需求供给平衡比较紧张的时候，来自金融投资者的需求将快速推高相关的商品价格，并从中牟取暴利。

　　相对来说，石油的泡沫不会持久，因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石油等能源消费上占比远远大于中国，不会容忍能源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当价格上涨到一定幅度，严重地影响了它们自身利益的时间，它们就会主动采取措施挤压泡沫。当然，这也是建立在能源供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的。

　　对于中国来说，最为只得值得关注的是包括铁矿石、铜在内的多种工业基础原材料。欧美由于基本完成了产业升级，对这些工业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已大大降低，会容忍其价格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大幅上涨。反观中国，由于产业发展阶段的因素，对工业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增长很快。中国不可能靠自己本国的原材料实现工业化，这方面的资源可能日益成为一种“硬约束”，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工业原材料可能出现的危机和市场波动，加强资源结构的调整和掌控。

　　3、提高中国在全球资源市场上的定价能力

　　中国的资源问题必须要通过全球范围内配置来解决，不可能单独依赖自身这个封闭的环境来解决。但在全球市场上，如果国内各家企业分开采购，最终可能因为每一个公司都缺乏市场垄断力而丧失定价能力，不得不接受对方的高报价，尤其在采购对象单一时，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在进口资源方面，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协调机制，谈判能力低下，资源价格降不下来的现象比比皆是。尽管是世界第一大铁矿石采购国，有着世界“吸铁石”之称，但在 2005年度与澳大利亚公司就铁矿石价格上涨的谈判中，中国却不是大赢家，最终国内钢铁企业无奈地咽下了铁矿石价格上涨 71.5%的苦果。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的资源进口博弈面临此前快速发展的国家所没有遇到的格局，主要是因为欧美等快速成长、需要大量资源的时期，全球的资源供应实际上是十分分散的，但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新课题则是，全球的资源供给方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巴西等，资源的需求方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这是一种迥异于此前路径的博弈环境，需要重新评估我们的定价策略。

　　对于中国来说，最为关键的，当然还是要提高自身的定价能力，特别是统一把握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总体趋势进行谈判的能力。同时，要充分熟悉和利用WTO规则，灵活运用收购兼并等手段获取外部资源支持，加大对再生能源利用的支持力度，积极利用石油及资源期货市场，防范石油及资源供应过程中的风险。

　　据计，到2020年，如果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30亿吨标煤，人均消费量也只有2吨标煤左右，接近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人均石油、天然气、煤炭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0.0%、5.0%和57%。能源供应面临较大挑战。中国只有有效地把握全球市场供求关系，主动灵活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才能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还必须要注重资源和能源领域的行业组织的发展，实施对外采购联盟和海外协同作战的战略，提高对外采购中的谈判能力。随着中国产业的发展，中国很多行业的产品在全球已占有相当的比重，今后应加强主动定价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只会“杀价”。要尽快从目前的盲目打价格战，转变为相关行业的组织化行为，联合对外进行谈判，以此形成国际市场的定价能力。（时间：2006-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