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在向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做有关陈述时表示：“人民币价值被低估”，看到这则消息，有的金融机构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巴曙松抱怨道：“（人民币升值）美国早已经准备好了，香港和欧洲现在也准备好了，唯一没有准备好，感到出其不意的，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了”
5月18日晚，香港金管局宣布采取三项措施优化联汇制度，包括实施双向兑换保证，为港元汇率定出上下限，以控制港元兑美元之范围在七点七五至七点八五元之内。有关措施甫出台后，香港金管局已实时承接逾三十一亿港元沽盘。观察人士称，香港金管局此举是为了赶走热钱，以便为人民币的升值做准备。
在外界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业界更关注的是，人民币是否升值的问题，而很少关注汇率制度本身变革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巴曙松向本报指出，汇率制度本身或者汇率体制改革，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宏观经济环境，它是为了维持当地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的，如果附加上其他的因素，比如政治因素、利益集团的压力因素等，可能会扭曲汇率作为经济杠杆本身的含义。
因此，巴曙松认为，现今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回到1994年和1997年之间”，回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4－1997年：肮脏浮动巴曙松认为：1994年的中国外汇制度改革，是中国自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的产物“那次调控，以行政手段始，以市场改革终”，宏观调控刚开始时十分严厉，计划色彩十分浓厚，时任总理的朱?F基曾约法三章（金融机构要立即停止并认真清理收回违章拆借资金；不得擅自和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停止向银行兴办的经济实体注入资金并实行彻底脱钩）。1993年宏观调控的结果是，在外汇领域、外贸领域及税务体制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为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了很好的制度基础”
1994年以前，在国际上看来，中国属于多轨制汇率制度：有黑市、官价、还有外汇额度等。汇率制度改革第一步是多元汇率并轨，巴曙松认为，这种并轨，同时也包涵了汇率水平的重估，当时的官方汇率是美元兑人民币1：5.7，黑市上价格不一，不同的地方比率可能是：1：9元、1：10元甚至更多。最后，政府将美元兑换人民币比率确定在1：8.7。
“从1：5.7到1：8.7，意味着当时人民币很大幅度的贬值，客观上说，这为中国保持外贸的稳定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巴曙松表示。
外汇体制改革的第二步是建立了统一的外汇市场。1994年4月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在上海营业，该中心是一个全国范围的电子交易系统，联结了银行和各调剂中心并进行绝大多数的境内外汇交易。为在新体制下交易，金融机构必须成为CFETS的会员。至1994年中，该中心共接纳200余家金融机构作为会员。从94年4月1日到95年4月21日，该中心成交额为614.4亿美元成交,其中以美元成交567亿美元，港币372.1亿美元，以日元成交64.5亿美元“这种模仿交易所的集中撮合交易方式，与国际上分散的做市商制度是背道而驰的，尽管在当时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巴曙松认为。第三个特征则是强制结售汇，94年1月1日新汇率体制启动，开始实施以调剂价格为单一价格的汇率并轨，同时取消外汇留成。新体制中有关买卖外汇的一部分只适用于国内企业。国内企业须按规定把外汇卖给指定银行，外资企业、国内居民、外国居民和外国组织仍可将收汇保留在外汇帐户上。95年1月1日以后外汇退出流通，只保留人民币作为合法货币。在新体制下，进口商提供有效发票或其它商业票据后，可在指定金融机构购买贸易用汇。对于有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的进口必须提交有关批文。对于经常项目中非贸易部分和资本项目的用汇仍然实行管制。外资企业可以在指定银行保留外汇并通过调剂中心平衡所需用汇。但它在调剂中心的每笔交易仍需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1994年－1997年间，中国的外汇体制是有管理的浮动，即“肮脏浮动”，当时波动幅度并不小，1994年是1：8.7，到96、97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比率达到1：8.28，升值幅度不小。这种情况直到1997年才被改变，在当时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出于负责任的大国的考虑，承诺人民币保持稳定“所谓保持稳定，在实际执行中演变为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此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动幅度很小，甚至是和承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些经济体，我们的幅度也要小得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因此，现在的外汇体制变革，无非是承诺‘回到1994－1977年间的汇率制度下’”巴曙松表示。
内外压力和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相比，国内背景有些相似，1993年，中央政府开始宏观调控，2004年，中央政府面对经济过热的担忧，再次进行宏观调控。而国际背景却迥然不同，如今中国的汇率问题，受到全世界的关注“1994年的汇率制度调整，主要是着眼于内部经济的平衡，当时汇率调整为什么没有引起外界关注呢？是因为中国当时参与国际经济的分工程度有限，所以当时的宏观调控，是事实上可以不考虑国际经济影响和国际经济协调环境下，所进行的一次相对封闭条件下的调控，”巴曙松这样解释。而此次汇率变动的背景是，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和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巴曙松认为：“因此，一个国家的汇率调整，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它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程度的影响”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美国要中国承担其经济失衡的压力，美国的“双赤字”可能引起世界的经济失衡，200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6177亿美元，财政赤字为4130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当前美国有两种政策选择，一种是它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候给这些国家开出的药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要紧缩，但是，这对美国来说，货币从紧可能导致其利率的上升，利率上升对其投资和消费增长有抑制作用，紧财政政策对于其平衡内部利益集团不利。第二种选择就是希望其他国家来承担其经济调整调整的后果，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广场协议承担了美国经济失衡的后果，现在这一轮调整，到目前为止主要是欧洲承担的，欧元过去两年对美元的升值最明显，差不多升值了30%，所以它承担了主要的成本。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对欧元区的经济复苏感到日益悲观，呼吁中国允许人民币对欧元和美元升值。他的真实意思是：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欧元已经承担了这么多责任，希望中国也应该承担些责任”巴曙松这样解读眼下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长远来看，应该有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形成经济协调机制，最终大家共同承担责任，中国的经济规蘑所可能对解决美国经济失衡的作用，实际上都是被高估的，中国实际上目前的经济规模与意大利差不多，在亚洲，日本等经济体进行汇率调整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要显著的大于中国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另外，美国也不应当继续回避对内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巴曙松认为，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也是其内部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以目前的宏观调控为例，为抑制投资过热，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调高利率，这实际上造成了国内生产部门的成本提高，抑制本国产业的发展。而宏观调控仍然存在很大压力，与当前的汇率政策有一定关系。巴曙松这样解释：“如果将经济分为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目前中国外向出口部门作为可贸易部门，其价格决定取决于国际市场的供求，在社会总体流动性过高的情况下，资金流向不可贸易品，如房地产，能源等部门，因此导致房地产，电、煤等价格的猛涨”2004年国家外汇储备609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067亿美元，按照1：8.28的汇率计算，中国人民银行需投放17114.76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假设乘数效应为5倍的话，则一年增加的购买力大约为85573.8亿元。这迫使央行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基于内外均衡基础上的适度汇率升值，以及基于市场供求的汇率适当浮动，并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影响，1994－1997年就是一个证明，”巴曙松表示。1994－1997年间，中国的GDP平均增长速度为10.32%。调整的前提“关于汇率的调整，央行在体制方面已经做好很多准备，2004年10月份推出的利率市场化、5.18日推出的跨货币交易以及即将推出的做市商制度、还有国有银行工农中建的改革方案已经基本上尘埃落定，金融方面大的条件基本具备”巴曙松认为。2005年第一季度，在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3%的基础上，再度同比增长22.8%“这说明，国内经济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汇率升值必然带来出口部门的增长压力，比如增长放缓，这时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会减弱，应该选择在经济增长内需部分比较强的时候调整，它能够吸收因为汇率升值带来的外向部门的闲置资源，增强对它的吸收能力，日本之所以出现升值阶段的泡沫经济，主要不是因为升值，而是因为升值实际的选择出现问题”而投机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是影响汇率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巴曙松表示，目前对房地产市场的紧缩和调整，一个附加的功能可以理解为对投机资本的抑制，在降低国际热钱的投机预期、抑制其获利空间后，再做汇率调整“提前的政策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巴曙松认为。仅仅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来说，在2001年之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随着美元的走强，而被动化解了。2001年后美元走弱，导致人民币被动跟随走弱，带来了国际社会关注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巴曙松表示：“仅仅从人民币对美元价格走势相对关系来说，2001年－2002年美元走弱的时候，可能就是主动进行调整的时机。但是，当时可能其他因素不具备，比如国内没有做好准备，才导致了今天的比较紧张的市场局面”。 （时间：2005-6-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