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有一种迹象在走日本曾走过的路，这值得监管层警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日前在中央财经大学演讲时这样表示。

    巴曙松指出，中国在面临升值压力时，可以参考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当时，日本选择的是“死扛”政策，导致外汇储备大幅上升，最后一纸“广场协定”形成大量的资产泡沫；而德国把汇率当做一个市场工具，任其涨跌不顾，它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本国经济的平衡。从实际效果来看，德国的政策绩效要比日本好。

    目前我国GDP仅占日本的1/3，但外汇储备却已经超过日本。我国经济发展中已经形成了高速度积累的外汇储备以及由此向市场投放的大量基础货币。巴曙松认为，这些现象已经显示我们在朝日本的方向走，实际上我们应该走德国所走的路。

    巴曙松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淡化汇率所承担的政治任务，应使其回归到经济杠杆的认识上来。汇率惟一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当然，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实，中国汇率的调整也应采取渐进的方式。” （张培娟/文）

　　日元升值的前车之鉴

    在汇率是否应该升值方面，日本是前车之鉴。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本钢材、汽车、机械和半导体的出口快速增长，出现巨额的贸易顺差，这使得欧洲和美国的工业界深感不安，并由此产生了不少贸易争端。美国的财政部长们和权威人士常常威吓日本让日元升值。日本一方面正式同意“自愿”限制这类出口，另一方面默许通过日元升值来解决这些争端。结果从1971年1美元兑360日元一度上升到78日元，近日也维持在117以内。尤其是1985年7月的“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不断升值，日元对美元在不足10年的时间内升值了4倍多，日本出口产业几乎丧失了价格优势，不得不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周边东亚国家迁徙，鼎盛的日本经济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最终陷入到漫无边际的衰退之中。

    日元的大幅升值不但没有消除日本的贸易顺差，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元的坚挺还对日本衰退中的经济强加了通货紧缩压力，并迫使其名义利率趋于0。日本也因此掉入我们常说的“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趋于无效。

    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慎重考虑货币升值问题。日本在“尼克松冲击”和“广场协议”以后，为应对日元升值而采取的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胀(1973－1974)和资产泡沫(1988－1990)等一系列经济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尼克松冲击”以后，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日元升值；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减轻日元升值的通缩效应。1972年的这种扩张性的政策导致了1973—1974年严重的通胀，在“广场协议”期间，日本政府放任日元大幅度升值，同时采取货币财政双扩张政策，以抵消日元升值的通缩效应，从而导致1988—1990年资产泡沫的产生。资产泡沫最终破灭，导致上世纪90年代乃至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经济的长期停滞。由惧怕日元高汇价导致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危害超过了日元升值本身产生的危害。（时间：2006-4-7  来源：北京现代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