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国金融业结束WTO过渡期、进入全面开放阶段的第一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七大的召开为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方向奠定了基调，也昭示金融改革进入一个新的推进阶段。在面临国际市场次级抵押信贷危机和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加大等复杂局势，金融改革的推进和运用金融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相互影响、交织进行，使得2007年成为多项金融改革迈出了关键性步伐的年度，也为2008年的金融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政府已明确，下一步经济工作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目前货币政策操作基本上依赖货币政策的对冲操作，包括准备金率的提高、央行票据的发行、外汇市场的对冲操作乃至对于信贷增长的窗口指导。

　　从政策层面看，货币的大幅度对冲以及信贷的控制，并不可能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只能是权宜之计，政策操作的重点应当是迅速推动结构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从而放弃对于大规模、持续性的对冲的依赖。

　　在当前通货膨胀已经日益显现强大压力的时期，应当坚决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降低对于大规模持续对冲的依赖，因为这种货币对冲的政策依赖，其政策成本日益增大，已经成为推动通胀、乃至推动经济过热的重要政策导火索之一。不降低这种政策依赖，防范通胀和防范经济过热可能难以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

　　我认为，摆脱对于货币对冲的政策依赖，需要从几个方面来推进经济的结构改革。一是降低国民储蓄率。对应于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应当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举措，政府储蓄的降低首先需要转换财政政策从直接投资为重要目标的财政转型为公共财政，并且在财政收入大幅上升的时期积极减税;企业储蓄的降低需要有待于建立完善的分红制度。二是降低对于外部需求的过分依赖，促进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中国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经验表明，汇率升值也可能并不会显著影响到这个进程的推进，因此，加大对于相关领域产品的进口、适度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消费需求的提高都是值得强调的政策举措。三是客观看待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现有的资金流动的监控体系，港股直通车完全可以实现完全封闭的从内地资金换汇并且汇出、海外投资市值波动等的严格监控，外汇监管机构可以随时从金融机构监测流出资金的规模、方向、海外投资的市值波动等等，也可以自主控制流出资金的规模和门槛，因此所谓形成资本管制巨大缺口的担忧并不存在。从宏观平衡角度，这种适度的资本管制放松，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减缓内部平衡的压力。四是放松对于一些行业的准入管制，打破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鼓励服务业等的发展，鼓励居民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此基础上，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同时也给予人民币更为灵活的升值空间。

　　当前，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完善越发紧迫，分业监管的协调成本和监管效率问题正在影响着中国的金融创新和发展。一方面，有关政策已经逐步允许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财务公司、租赁等行业跨行业投资控股，部分企业已走上了分业经营下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实现混业经营的间接道路，比如平安集团、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另一方面，在长期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不断提高。分业监管的模式以监管权力划分为特征，这种模式客观上变相割裂了统一的市场。而统一互联的金融市场才有效率的。例如，2007年国内理财产品蓬勃发展，但银行类、证券类和保险类这三种理财产品的规则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三类机构的QDII产品的标准也各不相同。这些规则标准的不统一都降低了监管效率，造成了市场分割。

　　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在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签订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的"三会"之间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

　　还有，要把握次级信贷危机对于未来金融创新的影响。从2007年3月开始，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出现震荡，债券价格大幅下跌，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多家知名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或出现流动性危机，股市、汇市、商品市场异动频繁。国际金融市场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从资金过剩逆转为信用紧缩。虽然欧美的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采取了降息、注资等一系列补救措施，但次贷危机的影响冲击远未结束。

　　次贷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后续的发展趋势值得高度关注。经济上行周期中金融机构风险意识往往趋于弱化，同时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另外，金融监管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放松借贷标准的行为没有及时进行风险警示，对中介机构缺乏有效监管。从目前来看，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局势动荡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冲击虽然并不很大，但应该做更为积极、更加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