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香港以其连接东西的独特地位，一直扮演着重要和不可取代的角色。当前，国际环境正处于剧烈变化的重要阶段，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可能会阶段性出现缓和或者休战的局面，但是从总体趋势看，中美经贸关系可能面临与过去四十年来迥异的格局。在这样的新环境下，香港独特的经济金融地位，又凸显出重要的优势。

　　一 香港在发挥连接东西优势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香港厂家是第一批到内地去北上设厂的，从深圳开始，快速扩大到整个华南地区、以至于整个中国。四个经济特区相继成立，是内地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后又相继开放有地理优势的沿海城市，这些地区与港商紧密合作，成功吸引大量外资进入珠三角、长三角。

　　过去四十年以来，香港一直是内地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内地吸引外资的桥头堡，不仅为内地发展带来亟需的资金，也带来了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大大推动了内地的经济转型和增长。

　　中国加入世贸后，内地经济和全球经济接轨的渠道进一步打开，香港到内地投资的项目也开始转变，从偏重制造业变成多元化、多方位的投资。不过在转口贸易方面，香港仍然是世界和中国内地往来的主要渠道，香港作为贸易中介枢纽的角色并没有减弱。2017年香港自中国进口的商品货值为20301亿，占整体进口的47%，出口往中国的商品货值为21058亿港元，占整体出口的54%，是香港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利用香港的中介地位，中国货物经过香港转口销往其他目的地的总值有22268亿港元，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有约7%是通过香港转口往对方市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内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高速增长，到2017年已超过80万亿人民币(约1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5%)，年平均增长约9.5%，过去五年内地增长对世界经济贡献一直超逾30%，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推动器;自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1992年中国内地企业以A+H股的形式在香港上市，香港逐渐成为内地企业上市的融资门户。内地不少机构在香港设立“窗口”公司，透过香港筹集银行贷款。2005至2006年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都成功在香港首次上市，总共筹募了360亿美元资金，这些国有银行、以及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中小银行来港上市，也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改革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从2005至今，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首次公开招股的最主要海外资本市场。目前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1021家(包括158家红筹公司、246家H股公司及617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总数占比达到64%，总市值及成交金额约占整体市场的74.6%。

　　香港一向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门户。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在历史、文化、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各方面都和内地紧密相连。中国到海外的直接投资(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中，70%是投资到香港或通过香港投往其他地方。透过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除了获得资金，同时也获得了香港先进的管理和经验，提升内地的管治和风险管理的意识和水平。

　　香港还有"先行者"(First Mover)的优势，2004年已经开始发展个人人民币业务，在2007年开始陆续开发人民币债券市场，又建立了高效和安全的人民币清算平台和支付系统。2009年7 月推出了跨境贸易人民币支付业务以后，各类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和个人金融和理财产品，包括保险、投资产品和基金等等都已陆续出台。香港能够扩展和深化人民币离岸业务，为人民币面向国际提供"窗口"、"试验场"和"防火墙"，为中国的资本账逐步开放和人民币逐步迈向可自由兑换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 香港有条件继续担任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核心城市，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对照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规模，大湾区具备发展成为下一个世界顶级湾区的条件。大湾区区域面积约5万6000平方公里，2016年区内常住人口约6774万人，GDP约13879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近2万美元，经济及社会规模可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目前大湾区的GDP高于旧金山湾区，紧随纽约湾区及东京湾区之后。但从人均GDP来看，大湾区仍远低于其他三大湾区，当中与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旧金山湾区的差距尤甚，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大湾区不少产业仍是劳力密集，处于价值链较低端位置。和现有世界三大湾区已进入创新经济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现有制造业的比重较大，虽然深圳、香港等个别城市已经具备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特征，但是区内大多数城市仍然处在由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程度差异显著，深圳、香港在全球的资源分配能力处在领先地位，大湾区的整体效应和影响力发展空间巨大。

　　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着高效率及稳健的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的监管及法律制度。近年来先后推出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及基金互认安排等举措，既促进了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让香港和国际投资者获得更多渠道投资内地。2018年4月香港交易所的上市制度改革，吸引科技金融、生物医药等参与者融入金融生态圈，为成长期较长的创新企业提供了更多资金来源和市场前景。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其最为突出的优势，而这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发展中最为需要的。广东具备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制造业基础;深圳堪称创新高地，不断催生新业态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目前深圳的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于2016年达到2,000多亿元，已建成华大基因、迈瑞、北科生物等创新型企业319家。除了金融科技公司，大湾区还拥有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等多种类型的创新企业。香港交易所上市平台所提供的“上市改革”可吸引更多创投资金流向这些领域，香港与深圳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可以优势互补，共同推动金融互联互通，达至双赢。

　　另外，香港拥有与国际金融服务紧密互动的规则体系和丰富的经验，可帮助大湾区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比如大湾区的企业可以在香港成立财资中心，进行资金管理;在香港设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提升风险管理效益;还可以借助香港在企业并购方面的专业服务，利用香港丰富的管理资源和通讯便利等优势，帮助高科技企业突破贸易壁垒、监管障碍，为全球扩展制定有效的发展策略。例如，2015年光大控股收购Lampmaster 这家全球领先的高精密工业设备公司，通过光大香港进行运作，不仅以香港为平台设立了全球并购基金，筹集外部资金，还享受香港平台提供的法律和人才优势。

　　第三，目前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全球约七成的离岸人民币支付交易经香港处理。 随着互联互通措施先后落实，市场上的人民币投资产品的种类和额度大为增加。未来香港可以更好地满足区内的离岸人民币结算、融资及资金管理需要，比如大湾区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离岸投融资业务，相当一部分可以更多考虑以人民币形式完成—如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境外优先股、以人民币进行境外股权收购，等等。

　　未来大湾区在社会文化、法规、技术标准、决策程序和执行等方面一定要做到保持多样化的体制差异，同时无阻大湾区内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讯息流;遇到问题，可以用先易后难方法，逐步消除各项障碍;最终将大湾区建设成一个庞大的共同市场以及生活圈，令区内的所有人口都可以分享大湾区共同发展的成果。

　　交通运输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后，海关通关需要花一定时间，通关手续需要进一步改善，以增加便利性。港口吞吐总量虽具备规模优势，但区内港口间的运输类别存在重叠，需要将港口功能差异化，以集装箱、能源化工、钢铁等类别进行分工，避免同质竞争。

　　在信息化管理协调统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打破固有壁垒，香港能最快捷地获得来自全球各地的消息，但是大湾区内地城市对境外信息的传递不够实时和透明，形成了较为封闭的金融信息市场。因此金融业整合，第一步需要从信息共享出发，建立互联共享系统，真正成为一个信息能有效共享的大湾区。

　　金融业态融合方面，在股权、债权、外汇、金融科技与跨境人民币、碳金融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第一，在股权市场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在股权市场上不断融合，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其中香港交易所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港交所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底以来，在港上市的大湾区广东九市企业在港交所的市值占比由7%升至2018年9月15日的15%，在全部中资股中的市值占比由11%升至2018年9月15日的24%。可以把香港的金融体系和大湾区的产业资本进行对接。

　　第二，在债权市场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通过香港市场发行点心债、中资美元债等产品，推动跨境债权市场发展。未来，伴随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和境外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的增长，大湾区跨境债权市场将迎来进一步发展和开放的机遇，围绕实体经济的债权产品创新可释放巨大潜力。

　　第三，在外汇与跨境人民币业务层面，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流通机制已覆盖居民与企业基本金融需求，香港作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投融资的重要门户地位也颇为稳定，同时澳门正在打造“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可将大湾区作为整体，并充分利用珠三角与港澳各自优势，创新更多与人民币在全球配置相适应的市场工具、管理手段与政策便利，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能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提供“试验田”与“安全垫”。

　　（来源：金融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