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资产管理行业新旧体系转换的进程，必然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在转换过程中，如何才能构建良好的生态体系？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受邀在《大河报·大河财立方》开设专栏，对资产管理行业新旧体系转换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应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并对资产管理行业新体系应具备的特点进行了深入解读。

文 / 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杨倞（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

资产管理行业新旧体系转换的进程，必然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密切关注新的政策框架的实施及其影响，并灵活动态微调。

从长远来看，不论是在资产管理行业新旧体系转换过程中，还是在新体系建立之后，金融监管部门通过建立一定的机制，加强并保持对于资产管理市场各类参与主体和业务形态的深入理解，对于及时了解资产管理市场的发展动态、增强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把控能力，显得十分重要。

当然，从金融机构角度而言，要把握好新旧转换的大趋势与政策短期微调之间的关系，应避免利用政策的局部微调过度套利，同时也要避免因过于强调风险而导致创新活力降低。

资产管理行业新旧体系的转换并不能一蹴而就，但从总体上看，对中国金融体系的长远健康发展是有利的，目前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新旧体系转换是一个渐进过程，特别是新体系的健康运行，需要围绕其构建良好的生态体系。

从监管理念看，要构建一个健康高效的资产管理行业新体系，“打破刚兑”不应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体系的健康运行仍需资产管理领域各项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方面，应构建更为健康高效的资产管理行业体系，需要更多层次、有深度的金融中介体系和产品体系。在旧的资产管理体系中，“刚性兑付”特征的形成，某种程度上与商业银行及银行理财产品在中国资产管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关。作为委托人具备低风险偏好和刚兑诉求，难以使得受托机构在进行多样化的资产配置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买者自负”。

另一方面，更为健康和高效的资产管理体系需要更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就资产管理体系而言，如在固定收益市场上，目前还缺乏充足的信用风险转移的工具和市场、公开市场债务违约处理的成熟方案和案例、违约债券快速退出机制，以及垃圾债券、违约债券二手交易市场等一系列配套方案；股权融资市场上，也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等。这些缺乏不仅影响了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体系基础功能的发挥，也加剧了短期内资产管理行业新旧体系转换过程与去杠杆、去产能政策效应相叠加共振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相较于商业银行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新的资产管理体系在打破刚性兑付、主要采用净值化计价、减少多层嵌套的规则体系下，其内在运作的机制机理也会发生变化。在上述影响下，新的资产管理行业体系在遇到短期市场冲击时可能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会有何种传导路径和机制、或引发和造成什么样的风险，都需要进一步观察。从海外经验来看，新的资产管理行业体系或并不具备自发进行“逆周期”调节的能力，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资产管理体系甚至会放大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动。因此，在新的资产管理行业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如何在新体系中探索建立资产管理体系的逆周期调节机制，也同样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