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CC从直观的定义看，主要就是指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期货。为什么说它会是中国市场上未来会迅速成长的一个领域呢？首先我们要知道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其中主要的功能就是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市场上的金融风险来自最核心的两个指标，利率和汇率的波动。

比如，即使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可能有所放缓，但中国的GDP已经位列全球第二，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具有影响力的规模。目前全世界GDP前10位、20位的国家和经济体，除了排在第二的中国内地的人民币还未实现货币完全可兑换之外，其他国家基本都实现完全可兑换了。

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在诸位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必然会经历人民币从一个不可完全兑换的货币，逐步发展变成完全可兑换货币的一个过程。这个人民币不断提高可兑换程度的过程，实际上也必然是FICC业务快速发展、并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迅速把人民币变成可兑换货币呢？在国际金融研究中，大家会看到一个经常提到的原因，就是“浮动恐惧”，即新兴市场上，特别是金融工具欠缺的市场上，从决策者到企业界、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非常担心汇率浮动。这是因为缺乏围绕汇率的一系列管理风险的产品和市场，所以汇率一旦大幅浮动，风险是完全敞口的，政府往往便不得不选择固定汇率。

固定汇率的意思是政府把汇率锁定了，风险由政府承担，实际上是由整个金融体系来承担的，因为管制汇率导致一系列资源配置的扭曲。所以，人民币如果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要迈过这个金融市场和产品发展的惊险的一跃，可以预计，那一定是你们职业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

FICC业务的发展，与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会呈现出一个相互推进的过程，当市场上研发的新产品多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便可以更灵活地放大一点，使得交易更活跃，市场更发达，从而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得以进一步提高。

利率波动及其影响其实也是一样的机理。在过去40年里，起初中国的货币调控基本都是数量化和规模控制的。原来我在中国银行总行的计划资金部门工作过，每年要吸收多少存款、发多少贷款都要确定一定的规模指标，总体上也主要是通过数量指标来调控经济金融体系。但现在随着市场主体越来越多样化，数量指标变得越来越失灵。

刚才朱老师也讲到非标产品、影子银行的种类和规模不断发展。所以，金融市场一旦变得更发达，就必须要找到新的货币政策的传导工具，也就必须依赖一个发达的FICC市场，否则货币政策从规模控制转化成市场化操作便无从谈起。所以如果你们未来去央行从事货币政策工作，将离不开FICC这个市场载体。金融机构也是如此，这便是我们开设这门课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和考虑。

在现代的金融机构里，FICC涵盖一、二级市场的承销、销售、交易、资本中介、外汇产品、大宗商品等多种类型。它的承销业务，有债券和机构化融资产品的构建、承销和财务顾问服务。虽然我们天天讨论股票市场，但实际上，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市场，真正交易活跃和开放的关键环节，特别是从政策层面看，主要不在股票市场，而在债券市场，固定收益市场，在FICC的相关领域。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2018年香港的IPO市场排名全球第一，再融资的规模比IPO还要大一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18年香港的债券发行筹资远远超过股票。所以债券市场同样是金融市场推动直接融资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主渠道。

FICC的业务还包括用自有资金来交易，用自己的资本优势提供资本中介，包括抵押、拆借、期限业务等。货币当局在FICC市场进行操作，是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载体。利率市场，比如国债期货和其无风险利率的调整，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的变动，都是整个市场非常重要的调控载体。

在金融学里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判断，宏观政策的不可能三角，资本自由流动、汇率浮动、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香港放弃了汇率浮动，联系汇率制就是一个改良版的固定汇率制，所以香港的货币政策没有太大的主动操作空间，主要只能跟随着美国走。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所以它可以不太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操作空间，而是要给国际投资者一个清晰、稳定的预期。中国是一个大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很重要，所以在这几个目标里，让汇率逐步自由浮动是必然要走的一步。FICC业务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为这个过程提供市场和产品支持的。

比如，我们国内银行系统有着上百万亿的人民币资产，但香港市场离岸人民币最多的时候仅一万一千亿，现在降到五千亿左右，一个高达百万亿的银行系统对规模仅四五千亿的离岸市场的交易，不应当感到恐惧，而之所以过分担心，可能既有内地市场相关的产品和市场不发达的原因，也有内地市场与海外市场的连通还不太顺畅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我们发展人民币相关产品的机会和空间还很大。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要开设FICC这门课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