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已经有目共睹，市场已经预期到这一次冲击带来的经济衰退程度或会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有不少人将其与大萧条比较。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经济社会运行短暂停摆，相关应对涉及经济社会管理、制造业重建、政府精准纾困、科技能力提升等各个不同领域。“战疫”的胜负取决于资源动员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已经有目共睹，市场已经预期到这一次冲击带来的经济衰退程度或会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有不少人将其与大萧条比较。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经济社会运行短暂停摆，相关应对涉及经济社会管理、制造业重建、政府精准纾困、科技能力提升等各个不同领域。“战疫”的胜负取决于资源动员能力。

全球范围内，各国在疫情中的表现呈现非常大的差异化，这说明，科技能力本身成为一场无形战役的有力资源之一，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成为提升经济社会应对冲击能力的关键。

疫情催生数字技术广泛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济政策逐步意识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并积极推动，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

应对疫情的复杂性，使各级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性。疫情暴发之初，数字化工具如“健康码”、出行信息查询平台等快速推出；到2月份，以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新基建”被广泛讨论；再到近期，在不同场合强调数字技术在精准纾困中的应用。

数字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正在形成社会共识。比如，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以客观反映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梳理产业链上下游需要解决的难问题；工信部则要求积极推动制造企业与信息技术企业合作，支持运用云计算，大力推动企业上云，支持完善疫情期间网络零售服务和物流配送体系，等等。

鉴于数字技术在应对疫情冲击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能从特定角度影响社会预期，支持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

其二，企业修复经营性现金流和供应链的内在需求，加速了数字技术应用。

目前市场已经充分关注到，疫情发展对国内企业造成的冲击有两波，第一波是国内疫情刚暴发时造成的停工停产和线下消费大幅下降，第二波是国内疫情得以控制，但国外愈演愈烈的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冲击，国内企业因缺少订单而外部需求面临挑战。此种情形之下，当务之急是保证大量中小企业能够活下来。

除了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之外，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优化组织、生产、物流、销售流程，即使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条件下也能够积极开拓市场，获取经营性现金流。比如2019年下半年进入人们视野的电商直播，在疫情期间以“直播+”等形式进行的诸多场直播，虽然褒贬不一，但客观上有助于刺激诸多中小企业开始尝试利用直播技术线上销售产品，其示范作用也有助于驱动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扩散。

其三，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数字化治理”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从中长期来看，应对疫情冲击可以说是人类科技实力与病毒的一场战争。目前来看，有效的药物和疫苗还需要时间，人类还实际上不得不处于防御位置。在防御战役中，各国实际比拼的是社会管理和组织能力。

全球范围看，中国目前在疫情防控及复产复工中交出了一张相对不错的答卷，除了政府及时有力的基层防控措施、民众的配合，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应用的广泛覆盖，各大互联网平台数字化技术的“无接触”效应，出现了不少新的科技应用，提升了防控效率。

疫情期间中国很多城市都在用的“健康码”，就体现了人、信息和社会治理的融合，是大数据以及其他数字化工具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有效尝试。数字化工具不仅是特殊时期的治理手段，可能在未来社会治理和政务智能化，特别是社会精细化管理等方面，都会由于疫情催化剂而加速。

可能面临的三大挑战及其应对

当前，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域、行业、技术基础、业务导向的差异化明显，这使得数字技术的扩散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捕捉这些特点，对于正确把握和利用数字技术在疫情过后的经济恢复和产业链调整过程中的应用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需要引起我们认真思考的是，此次疫情催化出来的数字技术应用，是否也存在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正视数字鸿沟，并有针对性地予以修复。

数字鸿沟最早由美国Markle基金会总裁莫里塞特提出。在2000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数字鸿沟问题引发更多国家重视。这一议题反映的是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差距将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占有和应用数字技术广泛的地区、行业和人群，由于对数字技术的高度重视和快速推进，可以充分享受信息技术应用的红利；而占有和应用数字技术较少的地区和群体，会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这进而加大地区、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

更进一步，这种差距有可能使得这些群体之间取得社会共识更加困难。一个很简单的现实是，现在中小学生通常是在家中通过网络上课，这就对所有这些学生的家庭的电脑、智能手机、网络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有的家庭缺乏这些配套条件，就可能面临难以参与网上学习的窘境。这是典型的数字鸿沟的体现，需要在此次应对疫情中充分重视并采取措施。例如，可以通过赠送消费券的方式、电信公司也配合推出福利性质的上网套餐，支持这些学生上网学习。

一般而言，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往往会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的应用首先会在一线城市、头部企业出现，因为一线城市拥有广阔的市场、充足的人才储备、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采用数字技术较低的边际成本。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目前来看还是集中于一线城市和头部企业中。

考虑到目前国内东中西、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地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多短板，新技术的应用应该强调更多的统筹规划、推动数字技术应用的普惠性扩散。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如何把一线城市和数字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技术与当地的实际应用场景对接，将是缓解数字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区域间数字鸿沟的重要举措，需要鼓励发达地区的头部企业与中西部地区进行网上与网下的对接。

其次，数字技术大量使用个人数据，需要及时立法，平衡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

数字技术在抗击疫情、政策纾困以及制造业恢复等方面有很大的空间，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5G的应用和推广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潜在风险：隐私数据滥用。这需要取得一个平衡。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EDDB)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3月19日的一份公开声明中强调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数据隐私保护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一些由银行储户隐私数据泄露引发的诈骗案件已经引起更多人对数据隐私的关注，中国关于数据隐私保护的监管力度还有待加强。未来，若数字技术大规模推广和应用，隐私数据的保护将需要相应从技术上和法律上加以完善。

其三，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局限性可能影响产业链修复，应该扩大数字技术在更多场景的开发应用。

从全球化布局的角度看，在短期的冲击平息之后，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在疫情结束后可能面临的一些冲击。目前制造业面临的海外需求减少等短期冲击，是正在发生的，是由于疫情全球扩散导致主要国家的需求减少。

如果说，上述这些短期影响是可以量化的，那么，潜在的由于国际格局调整带来产业链重塑的中长期风险则还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根据目前联合国STIC的数据分析，中国产业链在高端机械装备、电子设备等方面的关键元器件上，还非常依赖于进口。例如，由于海外厂商大面积停产，关键零部件液压件目前国内存货大概只能支撑一两个月。因此，需要从全球角度评估中国在产业链中的相对位置、受到冲击的程度差异、可能出现的供应链影响，等等，并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目前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巨头主要集中在C端，相关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与消费者联系较为紧密，比如出行导航、商场智能机器人引导、无人超市等。但在B端，尤其是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还比较少。考虑到潜在的全球产业链面临的一些风险，应该加大数字技术在B端业务场景应用的开发，增强产业链应对全球外部冲击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