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我国国内调查的PM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突破50点关口，达52.4，也就是说，突破了经济从收缩期到扩张期的分界值。国家统计部门的看法是，它表明中国这一轮经济调整的收缩期已经结束，又恢复到扩张期的水平。不过，据我们了解，国外的调查表明3月份的PMI是回落的，并不是延续前3个月持续上升的趋势。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反映了大家对最近一段时间出来的宏观经济数据，在解读角度上有所差异。
中国经济尚未“见底”
如果说在1月、2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的数据都可以朝着一个方向解读，那就是中国经济还在下滑，而从3月份开始，出现了两个方向的信息都有的情况：有表明经济回暖的信息，也有表明经济还在下滑的信息。
从我们观察的中国宏观经济先行合成指数来看，到今年2月份为止，经济还是在下滑过程中。我们采用的7个指标主要是这么构成的：一是生铁和钢材的产量;二是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三是沿海港口吞吐量;四是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五是财政支出;六是信贷规模;七是OECD国家领先指数。现在这7个指标当中，只有财政支出和信贷规模2个指标是明显好转的，在上升。剩下的5个指标，有的还在继续下滑，比如像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到2月份下滑得更严重了，负增长14.9%，幅度非常大。所以把这7个指标综合在一起的中国经济先行合成指数肯定是下滑的。而先行合成指数领先于实体经济的表现大概是6个月。也就是说，它表明未来6个月中，中国经济难以出现稳定回升的态势。可能会有一些指标上升，但这种上升会不稳定，一个月、两个月上去，过两个月又掉下来;而且它反映的是局部回升的信号，但不是全局性的。
从以上分析来看，国家统计部门现在调查的PMI指数已经越过50，并且据此得出中国经济又重新回到扩张期的判断，可能还需要观察。
此外，我们最近对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做了一个测算：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大概是10个月。如果货币发行量M2和信贷规模连续3个月增长速度加快，而且以后一直能够保持增幅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的话，根据最新的数据重新计算，我们判断，大体上应该在今年11月、12月的时候，有希望出现工业和社会投资开始回升的趋势。在此之前，政府投资肯定会很热，但是从政府投资下去到带动社会投资重新热起来，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有必要出台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我们判断，至少今年一季度、二季度，中国经济仍会处于下滑的过程中，但是下滑的速度和去年四季度相比，可能会明显减缓。所以，现在还不敢说中国经济已经见底了，但是离底部可能已经不远了。
但是，说这话的前提是，世界经济不再继续恶化。最近，我们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公布了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根据这个预测，我们原来有一些判断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比如说，原来我们认为在国家搞了4万亿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在世界经济还可以正增长0.5%的情况下，我们国家应该是有希望实现GDP增长速度达到8%左右的目标。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只有负的0.5%或负1%，也就是比原来的水平低了1或1.5个百分点。在这样的世界经济环境下，重新测算我国的外贸及顺差，假如不出台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话，保8的难度就非常大。
这里说明一点，过去60年，因为世界经济从来没有负增长过，所以在预测中国的外贸出口和世界经济增长之间的弹性关系时，都是计算它上升1个百分点，我们中国能增长多少个点。现在世界经济出现了60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世界经济下滑1个百分点和外贸出口的弹性关系与上升1个百分点的弹性关系，按道理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办法，历史上就没有负增长的数据供我们去回归有关的系数。所以，我们只能拿增长时候的弹性关系来等量计算。这样算下来的话，今年中国外贸顺差会减到不足2000亿元，去年是2900亿元，如果考虑到我们国家还要扩大战略性资源进口，可能我们外贸顺差会下降到1500亿元左右，也就是比去年的顺差要减一半。由于顺差减了一半，这个因素要下拉GDP2个百分点，要保住这一块就要设法弥补2个百分点的缺口。这就使得我们在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估计中，不仅要看扩大内需政策对经济增长正刺激这一面，还要看到世界经济可能进一步恶化给中国带来的新挑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宁可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把我们的措施准备得更扎实一点，这样将来在应对这场危机中，我们可以更主动一点。
从这些数据表现来看，我们觉得要保证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必要再出台新一轮的经济刺激的政策。
新一轮救市应着力“放松管制”
假如中国需要出台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我们认为其重点应该跟第一轮有明显的区别。第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确实非常好，特别是当时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突然来袭，我们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所以，在扩大投资上的力度更大一点。虽然我们也在扩大消费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也在减税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总体来讲，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政策着力点基本上还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
总体来讲，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体现的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集中在国有企业手中的倾向，要大于放松政府管制，把资源更多交给市场来配置，交给更多的民营企业，交给更多的中小企业来配置的倾向。
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样的短期措施最有效，操作起来最快。但是到第二轮的时候，我们要更多考虑怎样能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同时，培育中国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的宏观调控案例证明，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宏观调控从它诞生之日起，其功能也只是熨平周期、削峰填谷。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只是让经济止跌，一定要靠市场的力量，靠社会投资，形成新的增长点，才有可能使经济真正走上复苏之路。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国家搞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当时不能说不用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启动了很多国债项目。但是它就是让中国经济在1998年到2001年这四年中间七上八下，止跌，没有跌破7，但是要突破8也很难。回头来看，当时中国经济真正走出亚洲金融危机，跟我们政府加快改革和开放，培育了两个新的增长点有很大关系。当时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有两个大的举措，一是我们把非公有制经济从原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变成了重要组成部分，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同时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收缩到垄断行业，国有经济更有优势的行业，当时是“国退民进”的格局，这对调动市场活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另外，我们取消了福利分房，实行了住房制度改革，相当于中国诞生了真正市场意义上的房地产行业，在此之前中国有建筑业，没有真正的房地产业。从那个时候，房地产业作为国家一个新兴产业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动力，住房、汽车作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使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2002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这相当于给中国装上了一个内需的发动机，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都是和房地产的发展分不开的。
另外一个大的举措是中国加入WTO，使我们的对外开放有了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从加入WTO开始整整七年，中国外贸出口均超过了20%。这相当于给中国装上一个外需的发动机。于是，中国经济在2002年以后，在两个发动机的带动下，走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经济真正起来并不是靠宏观调控政策。美国也是这样。1929年-1939年的经济大萧条，虽然世界上诞生了凯恩斯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罗斯福这样伟大的实践家，但是美国经济真正走出萧条并不是靠罗斯福兴政，罗斯福新政就是让经济止跌。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把美国从泥潭经济中救出来。
再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美国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行政府干预，结果弄出了通胀，后来又弄出了滞胀，那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最后走出危机也不是靠宏观调控政策。
当时大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开始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政府放松管制，少管闲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历史上有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因为放松了政府管制，对美国生产力的解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大量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后来互联网的普及、移动通信的普及，美国信息产业的诞生，使美国的生产力实现了重大突破，把美国经济从滞胀的泥潭中拉出来。放松管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因为政府不多管闲事了，各个公司按照市场配置资源，怎样的配置最有效，在全世界就怎么配置，甚至美国、欧洲大量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可以转移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在冷战之前是不可想像的。冷战以后放松政府管制，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了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带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凯恩斯主义时期老是通货膨胀，自从放松政府管制以后，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本身就可以降低成本，传统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又可以降低成本。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2006年，整个世界表现出来的是将近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政府放松管制又搞过头了，连金融衍生产品都不监管，结果弄出现在的金融危机，大家于是把新自由主义臭骂了一顿，又把凯恩斯主义请回来了。
从历史上来看，这两种经济学理论都有它的正面作用，也有它的负面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总体来讲是主张更多的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政府是必须管的领域才管，这种指导思想对全球来讲，还是最重要的。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救市政策中间，主要体现为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救市，可能这对未来整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科技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不是很有利。但是慢慢今后的救市方案会更多变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者的“混合物”，因为有了以前通货膨胀的教训。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救市计划中就包括大量结构性减税这部分内容，他也特别注意对新能源和生物技术新增长点的培育。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现在实际上搞的方案也是减税和政府扩大支出并用。前一段时间，凯恩斯主义这种治标的药用得比较多，今后还要继续用。因为我们国家货币政策工具还没有用到头，扩张型财政政策还有空间。但是，在新的经济刺激方案里面，我们应该更多地采用放松政府管制、推动改革开放这样一些政策。如果不用这样一些政策来制衡凯恩斯主义使得资源配置权利更向政府集中的话，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保住了，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未来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要考虑治本，在增加民间投资，增加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方面更多地出台一些政策，为我们真正走出这场金融危机创造体制性的活力，这才是根本。
